印象中的几位出版名人

  置身于出版行业，具体负责一份出版刊物的编辑事务，参加中国编辑学会、中国期刊协会的多次活动，使我有机会能结识并交往一些出版界名人。借此机缘，不仅为所办刊物预约到高质量的稿件，个人亦从中受益良多。每每忆及相关往事，心头自是涌起无尽感激之情。在这些名人中，有阙道隆、吴道弘、王振铎等一批编辑出版理论名家，印象尤深的则有林穗芳、邵益文、徐柏容、张伯海、刘杲等诸位先生，他们都是我最尊敬的编辑出版业前辈，也都是我最敬重的人生导师，我从心底里感恩他们施于我的泽惠。

通晓多门外语的林穗芳 

林穗芳生于1929年，广东信宜人。195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语言系，在此前数月还以半工半读形式进入《南方日报》副刊工作，不久即响应国家号召远赴朝鲜担任英语翻译。回国后先在辽宁省军队转业干部学校教书，1956年调入人民出版社，曾任编辑、国际编辑室主任、编审等，编辑有《古代埃及》《古代罗马史》《法国革命史》《世界通史》等多部译著。

林先生个子不高，面容有些消瘦，身形显得比较单薄。以前我就了解到，林先生在长期的伏案编辑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多种外文水平，最终成为会11种欧洲语言（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塞尔维亚语、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阿尔巴尼亚语）和5种东方语言（日语、朝鲜语、越南语、印尼语、马来语）的编辑大家，还撰写了多部著作，自然是发自心坎里的敬慕之情油然而生。

有一次会议间隙，我好奇地问林先生：“您工作那么忙，写了那么多文章，编辑出版了那么多著作，还掌握了十多种外语。您是怎么做到的？”

林先生十分友善地笑笑，谦逊地回答我有些唐突的提问：“说起来，其实也没有什么诀窍。我就是在从事外国图书的编辑工作时，因为需要查找核对一些原文，这就倒逼自己必须多懂得一些外文，否则很难判定译文的准确与否呀。我的外文知识和能力，就是在编辑什么语种的图书，就学习什么语种的漫长过程中，不断地积累、增长，逐渐地提高、巩固的。”

听闻林先生如此之说，我既钦佩他的敬业精神，又为自己的浅陋感到羞惭。

林先生又说：“我主张你们这些年轻的编辑，至少要做到有一门外语能读能写能听能说，至于其他语种，则根据自己的情况，尽可能多掌握几门。”

听了这话，我不由得暗自惊叹起来：光一门英语我就断断续续学了十几年，至今还不大认得多少单词，听、说、写都只能算仍站在初级阶段，更别遑论“尽可能多掌握几门”！扪心自问：个中原因岂只是时间问题？实在问心有愧。

我想，林先生在数十年的编辑生涯中无怨无悔，一路走到今天，并作出了让常人惊叹不已的重大贡献，其根源不仅有赖于他那过人的语言天赋，更依靠他持之以恒水滴石穿的不懈努力，还有他认真负责穷究深研的职业精神。

由此，我从心底里更加敬佩这位编辑大家的饱学。

1995年9月，在四川成都举办中国编辑学会又一次年会，林先生自是又发表了一番中外编辑学比较研究的高论。会后，主办方组织大家参观。待我们都上了车，逐一清点人数，发现独独少了林穗芳先生。

“莫非他去哪儿溜达啦？”

在众人不解之际，我自告奋勇，赶紧下车去寻找林先生的踪迹。

首选目标，是去林先生栖息的住房。果然，林先生一个人静静地盯着桌子上的一台小电视，正冿冿有味地看着什么节目，身边摆放着他早已整理停当的行李。不知是不是因为他平日里忙于读书写作，看电视太少太少了，现在抓住难得的机会“恶补”一下；抑或是他太专一关注电视银屏上播放的内容，以致心无旁骛，竟对从门前走廊匆匆而过的与会者脚步声充耳不闻。

见林先生如处世外桃源的平静状，我赶忙关了电视，提上行李，与先生一道走出下榻的宾馆，踏上门前停靠已久的大客车。

致力出版科研的邵益文

    邵益文生于1931年，浙江绍兴人。1955年秋进入中国青年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1984年1月负责筹建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第二年被任命为副所长，主持全面工作。自此，邵先生就将全副身心投入出版科研，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业绩，为我国编辑工作和编辑学研究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有缘认识邵先生，是因为1993年11月参加中国编辑学会首届年会，地点是浙江富阳。在那次年会上，我的论文《书刊出版与市场》不仅入选参会，还指定在大会上登台宣读论文，会后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机关刊《出版研究》未告知我即予以登载，第二年被《中国编辑学会首届年会论文选》收录。估计这与得到身为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邵益文的认可密切相关吧。

自此以后，我就越来越多地接触到这位个头不高、体态肥胖、洪亮的声音里很容易辨别出浓重绍兴口音的中国编辑学研究倡导者、组织者和研究者。

又是一次学会开会，我们又相见了。晚饭后，与会者各自散开。这时，邵会长突然叫住了我：“小祝，我们去转转。”说完，不容分说，拉着我的手就往人少的小道上走。只见他一边慢慢踱着步子，一边缓缓揉着凸起的肚子，一边开始了趣谈怪论：“其实人不运动呀，活的寿命可能更长。你看乌龟一天到晚就不怎么活动，而它的寿命比其他的动物都长。有句话叫‘千年王八万年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听了他的这番“高论”，我只是笑笑，没有争辩。接下来，邵会长就转而轻松聊起有关编辑方面的一些“正题”。

熟悉邵益文的人都知道，在他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能在有生之年，建立一门有中国特色的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出版、编辑学科。为此他长期默默地从事着艰难的理论探索和大量资料的蒐集整理工作。

邵益文有多部个人编辑学文集出版。为了适时了解我国编辑学研究的概貌，他还曾先后参与、主持了三本包括众多作者的综合性编辑学论文集，即1987年10月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编辑学论集》，1991年3月同样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论编辑和编辑学》，1996年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编辑学纵横谈》，大体上反映了各个时期的编辑学研究趋势。为使这项工作不致中断，他还邀约我合编第四本《编辑学研究文集》，内容包括1993年至1997年之间在报刊发表的部分论文，于1998年6月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就在邵益文进入耄耋之年，精力、时间都十分不济的情况下，仍对中国编辑学的建立念念不忘。在打给我的电话中，数次对只有少量院校的学者关门进行纯理论研究、缺乏出版单位的实践者参与的编辑学研究现状，感到忧心忡忡。当邵益文凝聚了大量心血、具有很高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的皇皇四大册盒装套书《编辑学在新中国茁壮成长》出版后，他特地要去我家的地址，然后寄赠给我一套。

似乎是从2021年开始，邵益文才用上智能手机，然而他已经不大会操弄这新鲜玩意了。曾数次打开连接我的视频通话，但他那边除了时时抖动的模糊人像或家中场景的模糊影像，却悄无声息没有话语。持续几秒钟后，手机就关闭了。我给他回打视频电话，他能打开画面，但仍无回话。我再三大声自报家门，他只是依旧乡音不改、口齿不清地喃喃重复几个字：“江西”“祝国华”， 思绪仿佛已陷入久远的回忆之中。

岁月，已经无情地模糊了当年那位语音洪亮、说话爽朗、精力旺盛、平易近人的邵会长形象，让我不禁为之陡生凄凉悲情，长久唏嘘感叹。

编辑写作双丰收的徐柏荣

徐柏容生于1922年1月，江西吉水人。1944年毕业于国立中正大学经济系，1949年后历任南京《新华日报》采通部财经组组长，天津知识书店编辑，天津通俗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部负责人、副社长，编审。曾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大学编辑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等，并获得国家最高出版荣誉奖——韬奋出版奖，是我国著名出版家。他的文学创作除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几十种选本外，还出版了《原野之流》等多部个人专集，被中国作家协会授予“参加抗日战争老作家”纪念牌。他撰写的编辑出版专著，粗略算来不下十部。

虽然徐先生的大名我早已知晓，但真正相识乃至熟识，则是在1995年秋去四川峨眉山的途中。

在长途大客车上，我和徐老并排坐在一起，于是很自然地亲近了许多。得知我是江西人，徐老主动告诉我，他是江西吉水人，和我是老乡，这一来彼此的心理距离就更贴近了。接着，我们很轻松地聊起了一些个人往事，包括他曾为名记者的夫人因一张在庐山的合影照片而遭致的不幸。对夫人的深沉情爱，使他一直无法忘怀，也因此而决意不再续弦，终年累月移情于干不完的工作，写不完的文章……

毫不夸张地说，大客车开了一路，我俩几乎不停歇地聊了一路。窗外掠过了一些什么景致，似乎全然没有感觉。

在下车徒步登山过程中，我又主动承担起搀扶徐老的责任。那时徐老已近七十四周岁，身体还挺不错，但他毕竟是上山人员中年龄最长的，属于“重点保护对象”。

有了这次的“亲密接触”，后来我就“狮子大开口”，不断向他约稿。先是编辑出版方面的文章，如《图书宣传与出版工作》《论校对》（分两次刊登）、《豫章旧梦——30年代江西出版文化琐忆》（分五次刊登）等。后来机关刊“转版”成了面向大众的休闲类刊物，我又继续穷追不舍，从北京绕道天津，特地到他的住处当面约稿。在新办杂志的创刊号上，就有他作为我国散文高手撰写的《说不完的敦煌——丝绸路上的明珠》，接着是《风雨兰州夜》……

而我所能做的，只是应邀为徐老的大著《编辑创意论》撰写了一篇《悟其理  知其行》的书评，刊登在2000年第12期的《出版发行研究》杂志上，算是向在道德文章都为我敬重的大家徐老柏容所表达的一份敬意。而计划中拟采写的人物专访，则因多种原因，极有可能将无限期付之阙如。

学者型的领导张伯海

张伯海生于1932年，山东掖县（今山东莱州）人。195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历任山东大学教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副总编辑，新闻出版署党组成员、期刊管理司司长，北京印刷学院党委书记，中国期刊协会常务副会长，国际期刊联盟（FIPP）董事等。

我与张伯海先生的交往，可说是未曾相见即已相知，原由是我此前曾就期刊审读写了篇短文，承蒙时任期刊管理司司长的张伯海看到，竟加批语发表在期刊司编印的内部工作刊物上。后来因为自己具体经办一份出版机关刊的原因，既专访过张司长，也约请他为刊物写过文章。在我的印象中，张司长是一个不苟言笑的领导，戴着一副深色边框眼镜，儒雅、博学，更像是一位大学者。

1996年1月，我带着前一年5月已卸任司长职务、时为中国期刊协会常务副会长的张伯海向我当面命题并热情鼓励我写出的习作《期刊策划概说》，来到北国黑龙江哈尔滨参加全国文化综合类期刊研讨会。正式会议过后，与会者乘坐大客车前往将作为亚洲冬运会举办地的亚布力，既是参观游览，也是开阔视野。记得当地有个游玩项目，就是乘坐两只纯白山羊拉的一辆雪橇在场地转圈，费用好像是30元。我和大多数与会者一样，仅是站在旁边的看客。只见好几位同志簇拥着张伯海坐上了雪橇，然后是一阵“咔嚓咔嚓”地拍照。完毕之后，张伯海没有坐着羊拉的雪橇转圈的意思，而是朝着看热闹人群中的我挥手叫道：“小祝，你也坐进来照张像。”相信这个突然的举动，肯定会让在场的人都没有预料到，在百来人的现场，唯有我竟独享了这份特殊关照！顿时让我感觉到大家齐刷刷投来不解、疑惑或许还有些许羡慕的目光。当时我的神情肯定很不自然，哪还好意思上前。就在我连连摆手有心拒绝之时，张伯海又朝我挥着手，提高了声音叫道：“祝国华，你快过来呀！”这时身边围观的人都确认无误是我后，也七嘴八舌地催促着我过去。于是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下，我笨拙地坐进了雪橇，站在一侧的人还为我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彩照，更留下了张伯海对我的一份真情。

没想到才过两个月，我和张伯海又一次见面了，只是这次见面有些意外。那年3月，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在江苏南京召开。我作为行业杂志的记者理所当然地赶去参加会议。尽管行前和江苏局的熟人打了招呼，得到热情的回答说住宿没问题，然而当我真地到了现场时，熟人的态度却明显地变得有些冷淡了。我暗自思忖，只能表示理解：作为一家地方出版行业刊物，要想挤进举办全国性会议的宾馆，真的不容易。所以我就不抱太大希望地站在报到处旁，等待承办方预订的房间是否有盈余而决定我的去留。

正在我被晾在一边“凉快”的时候，张伯海从外面匆匆走过来了。见我站在报到处前，关切地问道：“小祝，安排住下了没有？”当得知还须等最后结果才能定时，他马上说：“和我住一起吧！我住的是标准间，还空一张床呢。”盛情之下，我只得提着简单的行李，在众多疑惑不解的目光注视下，跟在张伯海的后面，走进会议专为他安排的房间。

招呼我放下行李，简单问了一些江西出版方面的情况后，他就忙着阅读会议文件等，还有一堆从北京带来没看的期刊。所以直到夜深，我已睡眼惺忪时，仍可依稀听到他在台灯下窸窸窣窣翻动期刊的声音。

有人说：“张伯海可能是中国最爱杂志（期刊）的那个人。”诚哉斯言！以我对张伯海的交往和了解来看，他既喜爱杂志，也确实懂得杂志，并一直期望和致力于中国尽快从一个期刊大国走向一个期刊强国。

融热血于温情中的刘杲

刘杲生于1931年，湖北武穴人。人物介绍中通常称他为“著名出版领导人”“出版理论家”，是出版终身成就奖获得者。1951年武汉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肄业，曾任刊物编辑等，后调文化部、国家出版局、中宣部等机关任职，1987年始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党组副书记兼国家版权局副局长等职，还曾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版协副主席、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会长、中国编辑学会会长等职。

初识刘杲，是1993年11月在浙江召开的中国编辑学会首届年会上。那时他是众星捧月般坐在主席台上的会长，而我只是坐在台下的一名普通编辑。之后因开会、约稿等工作关系，来往才渐渐多了。

大概是1996年吧，有一次在北京与刘杲见面闲聊时，他无意中提到老伴（我称之为“卢阿姨”）因病情不会逆转、只会不断严重的脑萎缩，把水放在炉子上烧后竟不记得还有水在炉子上，以致几次把壶烧干了还不知怎么回事。我说不是有一种水开了会响哨子的水壶卖吗？他说附近商店找了几次，没见着。后来我回到南昌，有一次逛商店，发现一种会响哨子的水壶，立即买了一把，隔了不久去北京出差，就顺便送到他家了。又过了好几年，刘杲见着我时，还不忘提起这事，说他家现在用的水壶仍是我送的那把。

可能是此后的第二年，刘杲带着病情已渐趋严重的老伴来到江西。当时虽然他同时有任务在身，但老伴亦须照料，这在刘杲是罕有的破例。很有幸，单位领导安排我负责陪同接待。记得在那十来天的时间里，每天刘杲都是细心照料老伴的起居、穿着、出行等。偶尔老伴觉得哪里不舒服或不合意，还会大吵大闹发脾气，刘杲总是轻言细语设法缓解。那种柔情，至今忆及仍为之深深感动。

后来刘杲老两口离开南昌，时间已是晚上，由我送到机场。大约3个小时后，家里的电话铃声响起。拿起话筒一听，原来是刘杲从北京家中打来的电话，说是报个平安，让我放心。工作几十年，我送过客人无数，但到达目的地后立即回电话的，仅此一例。

2003年9月上旬，中国编辑学会第8届年会在山西太原召开。此时我已在一家报社供职，但仍请假应邀参会。

开幕式上，学会会长刘杲作了题为《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的讲话。下午吃过晚饭后，我带上自己写的一本小书，去刘杲的住处。

轻声敲开房门。刘杲一见是我，立即满面笑容地拉着我的手，带着浓重的湖北口音说：“小祝，快进来。”招呼我坐下后，他先征询我对他上午讲话的意见。我直说如果能增加些史实和事例，或许说服力会更强些。随后又聊了些别的事。不久，外面传来敲门声，有人进来告知，是山西省的领导来看望他。他笑笑对我说：“只是因为我原来当过新闻出版署的党组副书记、副署长，所以到了一个地方，总有些当地领导来见面。不过这只是工作关系，走走形式，很快就结束的。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朋友关系啊！”

进入耄耋之年的刘杲，自称平时很少写文章，偶尔写点旧体诗。他曾在电子信箱中发给我一些有感而作的诗，其中有一首是2010年5月写的《七九自寿》：“九曲黄河总向前，奔腾澎湃共争先。飞流壶口惊涛后，水阔波平霞满天。”

2021年2月12日，他在手机上给我发来诗歌《自嘲》：“奋进人生犹未忘，而今鲐背又何妨。从容应对老和病，也算男儿当自强。”到了这年的5月27日，恰值刘老的九十华诞，刘杲告知我，他今年过生日：“公宴私宴都辞谢了，只有老保姆照料我，过清静的生日。”并给我发来新作《九十初度》：“愧怍平庸岁月驰，人生俯仰惹深思。少年高诵大鹏赋，皓首低吟龟寿诗。远路多艰忧国日，春晖寸草感恩时。夕阳老树长江浪，新叶芳林千万枝。”

读罢刘杲的这些诗作，我打心眼里更加叹服他的才学见识品格德行，并衷心祝愿老朋友健康长寿！

                                            （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