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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青杨:企业家怎样才能不成政治博弈牺牲品?

(2013-08-28 08: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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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企业家如何不再成为贪官的陪葬品?

 

“牟其中、杨斌、仰融、周正毅、顾雏军、唐万新、周小弟、田文华、兰世立、黄光裕、黄宏生、李途纯,徐明……”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多年来至少有上百名有影响的民营企业家落马。而商业领袖锒铛入狱的背后常常是官员的落马,本来追求经济利益的企业家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人民网)

 

企业家为何沦为政治博弈牺牲品?

 

20123月中旬突然“消失”,到今年822日在济南中院再次走进公众视野,大连实德集团原总裁徐明从一个“无人不识”的胖子,到“几乎认不出模样”的瘦子,这一切恍如隔世。回顾近几年来,民营企业家一个个一批批从辉煌走向悲惨,从与政府关系不错的金螳螂原先的老板朱兴良,到走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对立面,同样不能全身而退东星航空创始人兰世立、原格林柯尔系实际控制人顾雏军等人,这些人从艰难而崎岖的创业之路到猪栏狗裹似的牢房或阴森的断头台,其叵测命运者比比皆是。是什么注定了他们今日之命运?

 

如今不少中国的企业家们都开始反思了。王石最近在参加一次活动时说:“检讨重庆事件:在唱红打黑期间,一大批重庆工商业者被强制关进牢房、没收财产,生命尊严也失去了法律保护,甚至为被告辩护的律师亦被冤屈判刑入狱。我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反思:是懦弱错误的行为。对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生命的权力部门应该明确态度:不!”是啊,如果当“曾成杰”和重庆的那些企业家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噤若寒蝉,那么下一个轮到你我的时候谁还会挺身而出?

 

尽管一些人希望民营企业家要远离政治、远离权力,与官商划清界限,对官员的寻租行为必须抵制。但是民营企业家似乎没办法做到这一点 ,因为无论是为了求自保而躲避政治、权力,还是求发展而依附于它,政治、权力总是在那里,你不改变它,它就一定会改变你。换句话说,假如民营企业家不融入游戏规则,不攀附政治、权力,不同流合污,许多事情没法做,企业也难以经营。如果他们与权贵同流合污,和权贵相濡以沫,秋后算账却是常有的事。这导致他们不得不常常恐惧地环顾四周,是否也有一杆猎枪在悄悄地瞄准他们。

 

企业家应当与政治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放眼全球,可以说中国商人和政治的关系最为微妙,凡是有些“档次”的商业活动都少不了政府官员的参与,凡是标榜“成功”的商人都大小挂了个政治职位:某级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甚至各级党代表或委员职务。

 

商人这个群体,其实很悲催。作为政商博弈的主体,一方面大肆获取财富,一方面又不得不屈从于政治权利。一旦政局变革,商人又会率先成为牺牲品。你不关心政治,可政治时时要关心你。当已过耳顺之年的女企业家王瑛用一种相当不寻常的方式公开挑战柳传志的谆谆教诲时,她与其说是在表达对这位“中国企业家教父”的不满和批评,不如说是对整个社会发出追问:在一个正在经历重大转型的时代和社会里,企业家应当与政治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说得更明白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企业家,你是选择用行贿和其他各种暗箱操作的手段从审批官员那里获取独家垄断经营权,还是选择用法律武器公开透明地维护自己平等合理的经商权利?这一点比你捐不捐款给“希望工程”要重要得多!这是当下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最大的“社会责任”。

 

企业家如何不再成为政治博弈牺牲品?

 

环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我们知道的确存在另外一种游戏。在那里,规则都在明处,企业家既肩负一家企业的兴衰也是一个权利和义务明确的公民,参与社会政治,推动对自己有利的立法、推选信得过的政治家是他们的本份,遵守法律是他们的义务,而受到法律的保护是他们的权利。在那里,商人们可以做官府的生意但不可以和官员在黑暗中勾结,官府有权监督人们依法行事而他们自己的行为受到明确的制约。这是一种阳光下的法治游戏,如今走在这条道路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了,包括华人集聚的香港、台湾和新加坡。

 

当然,一个古老的社会更换路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观念的更新,方方面面的阻碍力量都会做殊死搏斗。有人说,天真单纯的女人是一种难得的奢侈。的确,一个女孩,从小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然后结婚生子,一直当着家庭主妇,与社会没有多少接触,就能保持着天真与单纯。但是,这些天真单纯,不谙世事背后,却需要父母,丈夫有能力为她营造一个无忧无虑的环境。这,无疑是一种奢侈。

   

这种奢侈似乎已为不少国家的人们拥有。在一次调查中,澳大利亚青年就把“生日聚会”、“毕业”、“拿驾照”、“合法喝酒”排在选举之前,投票被看做“最不重要的、浪费大好周末”的事情。不但澳大利亚,欧美日韩等国都有这个趋势,虽然这可以解读为“政治精英化”让青年丧失兴趣,但另一方面,能够“不问政治”何尝不是一种前人栽下良好制度的种子,为后人争来乘凉的“奢侈”。不过,这个奢侈,中国企业家从未拥有。从街边小贩,到身价数亿,中国企业家随时会被政治触碰。

 

而要实现这种“奢侈”最好的方法是:基于法治基础上的民主自由,让每个人的意见能自由表达,并得到尊重,而对与错最后由法治裁定。1776年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它决定了美国政治的宪政理念和“小政府”的政治模式。对于公权力而言,法不授权即禁止;对于私权利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在没有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在市场中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企业家的权利,政府既没有权力强行干涉,也没有权力坐地收租。这样,政商得以分离,企业家不必花费血本去讨好政府,也不用担心自己的政治风险,同时,政府腐败的压力也减小了很多。

 

这是新时代的一种玩法,用阳光改善生态环境、改变游戏规则。只要有了这样的解决机制,社会才能稳定,企业家才可以专心做生意。如果永远是围绕宫廷、广场、战场上的纠葛,企业家就会不断被卷到冲突当中。过去的100年,很多倒下的民营企业家都是死在这上面。所以,希望未来中国能建立一个良性的社会解决机制。新一代中国企业家:你们能让光明战胜黑暗,走出这个千年谜局吗?(文/风青杨)


  

 

 

文/风青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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