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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天下事—时评 |
垄断是中国打车难问题的祸根
为缓解北京打车难的局面,日前,北京市交通委运输局对出租车管理推出“史上最严”处罚措施——出租车司机出现拒载、侃价等行为,将视情况轻重停岗1至3年;列入行业“黑名单”的驾驶员不得再次录用。此处罚规定虽然非常严格,但业内人士认为实际操作起来却难有改观。面对最严处罚,出租车司机只需要按下暂停营运标志,把车停在允许停车的位置,就构不成拒载。对此有学者更是表示,最严处罚规则太过关注细枝末节,不能从根本上缓解打车难问题,若想解决,必须改变甚至取消出租车公司运营模式。
的士司机为何在高峰期躲活?
有的市民认为打车难的原因主要是车少人多,其实不然。相比北京出租车覆盖面大约是300人/辆,香港的覆盖面约为394人/辆,但在香港打车却相当容易。但为什么越是下雨下雪和上下班高峰,司机越是不愿出车呢?司机们都在算经济账:路这么堵,油价这么贵,雨雪天剐蹭风险又高,公司又不给上齐保险,谁愿意去跑啊。如今愿意干出租的司机越来越少,十年前,北京司机热情、爱“侃大山”;如今,司机压力大、冷若冰霜。当年高收入的出租车司机群体,在经历了10年的发展变迁也已经变成社会底层群体,连轴转也未必能赚到钱,成为多数出租车司机的心声。
面对打车难问题,一边是市民直喊“打车难”,一边是出租车司机一肚子的委屈。以北京为例,北京有上万辆出租车在高峰期躲活儿,有司机师傅算了一笔账,目前日益拥堵的首都交通,导致出租车在高峰期不得不低怠速行驶,而低怠速行驶五分钟才增加一公里的租价,这样即便堵上一个小时,也只多12元的进账,但多耗的油钱往往已经超过此数,因此许多出租车把交活时间放在高峰期,甚至宁愿休息也不上路行驶,并且不愿载客前往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
都喊“打车难”究竟难在哪?
目前,国内的出租车行业有三种经营模式,分别是北京模式、上海模式、温州模式。北京模式就是租赁经营和承包经营模式,即由公司取得经营权以后,买车租给或承包给个人;上海模式则是公司化的经营模式:经营权归公司,所有从业人员均实行公司化管理,按正规程序招聘上岗;第三种为温州模式,全部放开市场,一台出租车是一个经营个体,为个体经营模式。
目前许多出租车公司普遍的做法是,很多出租车公司拿到经营权后,自己不营运,而将经营权转包给小公司,小公司再转包给主驾驶员,主驾驶员再分包给副驾驶员,副驾驶员再分包给顶班驾驶员,这样层层转包,每转包一次,就盘剥了一次利润。驾驶员成为“金字塔”的最底层,利益链条的最末端。驾驶员的各级上家只管坐收“份儿钱”(承包费)、“规费”,从而导致出租车行业利益分配严重不公,并衍生出一个专靠“公司化剥削”牟取暴利的“食利阶层”。
这就导致了大部分出租车司机面临着巨大生活压力,有一句话叫“每天一睁开眼睛,便欠人家车主的钱,生病了也得爬起来,谁让你是包车司机呢?”对没牌照,出卖苦力的司机而言,一方面因为“别无他店,唯有我车”的垄断格局造成司机大面积存在拒载、挑客、甩客,甚至强行拼客等霸道与抢劫行为;另一方面,他们又普遍面临牌照所有者公司或车主的高额“车份钱”之盘剥,处境艰难。这些都影响了他们的从业积极性,最终受气的只能是乘客。
垄断是中国出租车业所有问题的祸根
打车难问题,究其根本是体制问题,出租车公司运营的模式问题。长期的垄断经营让出租车公司依然旱涝保收。在出租车利益链条中,甭管油价涨了多少,燃油费补贴几何,司机如何辛苦,出租车公司固守的“份子钱”都仿佛“固若金汤”。那么出租公司拿了大头,到底干些什么呢?曾问一些司机,他们大叹苦经:也就是每月开开会啦,学习学习啦,有人投诉教育教育啦,假如不要公司,咱们肯定干得更好!司机的话,固然未可全信,但也颇有道理。因为当出租车司机福利无法得到保障,工作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之时,打车难自然形成恶性循环。
破解打车难,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在法国,公司经营模式下,司机有薪酬司机、公司司机和股份司机三种不同模式;美国纽约的运营模式分为个体经营和公司经营两种;香港特区政府推行配额拍卖出租车牌照的制度,但个人可以参与拍卖,避免少数公司垄断。背后的基本思路,是减少市场管制,更多借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
由此看来,出租车公司根本不值得政府部门如此留恋,留着它更容易让人联想到权力寻租、权钱交易、行贿受贿这样的字眼,因为出租车公司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且轻轻松松挣大钱,所依恃的无非是一个出租车特许运营权。撤销出租车公司,必将大大节省运营成本,还可以减少腐败的机会,司机收入亦将大幅提高,出租车业必然迅速发展。倘如此,京城打车不再难,指日可待矣。(文/风青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