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在杭州，首次发现乘坐公交有“站队”、“坐队”之分。去灵隐寺乘坐首发站的车，我们到车下时，发现车内已无座位，但还可上人。可车下排队的人，停在那里不上车了。一询问，他们是在等下班有座位的车。我们虽然来得晚，但由于不要座位，可以“后来居上”。从灵隐寺返回时，可看到车站电子屏显示着“站队”、“坐队”字样，密集的人流被分成了“站”、“坐”两队。我注意到，一辆空车过来后，工作人员会先让“坐队”人员上车，车辆座位占满后，堵住“坐队”，放行“站队”。

二是由永福寺去韬光寺，经历了一次有趣的问路。我的问题是：“这里到韬光寺还能走多长时间？”先后问了4个人，得到4个答案：五六分钟，十来分钟，二十多分钟，半个小时。我们夫妻前行至山门，实际用时约20分钟。回来时，同样那段路，用了10多分钟。我想了想，觉得4个答案都有其道理：“多长时间”，是与上山下山相关的，是与年龄大小相关的，是与疲劳程度相关的。若是个年轻小伙且精力充沛，五六分钟真能到达；若是老者又且疲劳，半个小时未必能够到达；我们两口子不算老也不算年轻，20分钟到达也算正常。

这个“禅机”后来被我派上了用场。在大禹陵景区，我们逛完景区返回时，遇到刚进景区的一家三口。男士问我：“到山顶（大禹铜像）得多长时间？”我看了看他，回答：“按你这个年龄，大约得2个半小时。”男士笑了，指了指孩子说：“有他，大概得3个小时。”妻子夸我回答得好！

三是从绍兴到上海的高铁，出现了车票错乱现象。我们持提前网购的车票，顺利进了站、上了车。但意外发现，妻子的“A座”可以顺利对号入座，而我的“B座”并无对应的座位。观察车厢的座次标号，发现有ACDE，独独没有我的B。弄不明白怎么回事，我就靠着妻子的A座先行入座了。

后来的事情让我知道，高铁部门对列车车厢进行了调整，却未对购票的乘客作出相关告知和安排。导致乘客有的“有票无座”，比如我；有的“高票低座”，比如某个老太太买的是一等票，却坐的是二等车厢；还有的“2人1座”，相互间发生激烈争吵。我所在车厢是一等座车厢，而车票却是二等座车票。

问题暴露出来后，乘务人员无力应对。面对众多票上有座而车上无座乘客激动甚至恼怒的质疑责备，女乘务员理不直、气不壮，试图回避却无法回避，竭力应对却无力应对，显得非常尴尬甚或可怜。在某站，女乘务员被一位脾气火爆的年轻人拉到站台论是非，后在警察干涉下才返回车上，导致列车延误两三分钟。由于确实并无应对预案和办法，乘务员无奈中告知乘客，可以到车站投诉要求补偿。但乘客并不买这个账，认为没有那个时间精力。

从绍兴到上海大约两个小时的车程里，乘客与乘务员纠纷延续了一路。我既理解乘客的愤怒，又同情乘务员的无奈、无力和无辜。售票、换车、告知，大概并非乘务员的份内之责，但大家的怨气怒气火气都发到了乘务员身上。乘客之气，不发在乘务员身上，又发往哪里呢？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夫妻并未为难乘务员。当乘务员要求我们腾出座位给别人，到前面车厢找不知何在的座位时，我们服从了。拉着行李，前行了四五节车厢，终于找到刚刚被下车旅客腾出来的座位。我的不为难乘务员，也算不得高风亮节。这样做，表面看是和善包容，本质上也是对铁路系统工作失误或者差错的纵容。天知道，我所经历的这次票座无序问题，是怎么发生的呢？铁路系统的哪些部门哪些人，应当为此负责呢？乘客不闹，或者小闹，恐怕无解。闹大了，答案才有可能浮上水面。

四是由上海至大连，飞机延误了6个小时，但我仍有“小确幸”的感觉。我们原定初五晚8时许从上海返大连。可下午得知，因大连方面大雾原因，飞机推迟至10时许；到机场后又被告知，再推迟至12时许；后来又被告知，推迟至1时许。终于，在1时30分左右，我们原定的国（际）航（空）飞机被换成大（连）航（空）飞机后，起飞了。3时许顺利抵达大连。随后，取出先前凭战友关系存放在机场派出所的车，前往旅顺。此时，刮着风下着雨，气温零下5度左右。途中，想要拐上高速，至路口时发现高速已经封闭，只好重新驶上普通公路。到家时，已是初六早晨5时了。

迅速补觉，那是必须的。10许醒来时，只听得室外狂风呼啸。楼下覆盖了厚厚一层雪，窗玻璃边缘结了亮亮的“雪雨冰”。手机微信，已被雨雪冰冻刷了屏：大连旅顺间的南路、北路、中路、轻轨，公共交通全面停运。有网友发出了道路上车辆事故小视频。

由此情此景不难推断出，大连机场也已关闭。想想我们虽然延误了6个小时，毕竟还是在雨雪冰冻前返回了大连返回了家，那也是个“小确幸”啊。后来，我未查对过大连机场关闭了多长时间。但我知道，正月初七这个本该上班的日子，旅顺的许多人未能正常上班。妻子本想上班的，但车辆未能开出地下车库。因为，车库出口那个上坡，被冰雪覆盖得严严实实，车轮打滑，无法开出。

（2016/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