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英霆（本名刘英亭。鲁迅文学院第五届网络作家班学员，东营区作协副主席。长篇小说《暗斗》入选中国作协2011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短篇小说《十年前的月亮》获首届黄河口文艺奖。）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订阅报刊的日子，我多年来一直坚持订阅文学杂志，同时也给儿子订阅。今年，给儿子订阅的文学杂志仍然是《儿童文学》，这似乎是没有异议的。但是，我订什么杂志呢？这是颇费一番神思的。因为一是财力有限，我不可能订阅太多杂志。当然这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我既要工作，又要写作，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读杂志。为此，我在网上浏览了一些有关文学杂志的文章，对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和“四小名旦”我是颇感兴趣的，所以将有关这八家杂志的一些分析摘录过来，以帮助与我有同样想法的朋友作一选择时参考。至于我，至少要从“四大名旦”中订阅一种杂志。毕竟，她们是经过了多年的考验，并且至今还在坚守着纯文学这条道路。（以下内容是我从网络上摘编来的）

一、“四大名旦”的今昔比照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文学期刊进入继晚清、二三十年代以来的第三个黄金时期。1980年，在一次全国性文学期刊讨论会上，一位编辑如此比喻：“《收获》老成持重，是老旦；《花城》活泼新鲜，是花旦；《十月》文武兼备，是刀马旦；《当代》正宗，是青衣”（大意如此），文学期刊界的“四大名旦”由此得名，并流传至今。(还有一说是《收获》、《当代》、《十月》和《芙蓉》。）

1、《收获》不老，文学不惑

自1957年创刊以来，《收获》数次经历停刊、复刊，映射出中国各类气候的诡异变动以及这之下的文学反应。无论内心是否乐意，不能否认，《收获》既是特定体制与预设框架的产物，也曾经是光荣梦想与纯洁信念的产物。它经历了更多的辛酸与沉重，它有着更波折更复杂的记忆，它对文学起伏有更为敏感的认知。

但杂志的轻与重，最终还是要落到作品上来。现今的重要作家，都先后在《收获》上发表成名作或重要作品，50年以来这本杂志基本上没有错过同时代不一定优秀但最重要或有重大争议的作家作品，从这一点看，不愧为“当代文学史简本”。由五十年《收获》，几乎可以看到，1957年以来大陆文学鸣放、停顿、中断、再生的乖张命运与轨迹，《收获》的意义，不止于文学。

只不过，《收获》成于敏感，也受累于敏感。一个对时代与气候过于敏感的期刊杂志，往往会准确定位时代的需要、往往会受功利的内在驱动，这种过于依赖大牌的“敏感”，会反过来影响它的艺术敏感度。余秋雨在《收获》开笔的山居、苦旅等系列，余华《兄弟》在《收获》上的刊载，二余均大热大卖，但这样的组稿，是《收获》编辑史上的败笔之一，它附和了民族情绪与虚假苦难，但它违背了文学的内在精神。这些，尽管我们不能去过于苛求，但是，终归是杂志品牌的遗憾。

而直到今天，包括《收获》在内的诸多文学期刊，仍然偏爱那些有身份的熟人作者，他们分别供职于作协、杂志等文化单位，作家当真成了“职业”，期刊对新锐人、新锐作的扶持与发现远远不及80年代。有一些前门或后门，是自己关上的，文学期刊之前景堪忧，怨不得人。

从某个角度来说，文学期刊可视作大陆文学的心房，它们深刻体会到文学界的欢愉、隐痛、挫折、希望与动荡。除了以《收获》为首的“四大名旦”，还有《人民文学》、《钟山》、《大家》、《作家》以及选刊性质的《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都为文学的多元化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们会分别迎来各自值得纪念的日子，但它们也同样要面对，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困境。

中国文学期刊是在伤害与躁狂中分娩出来的生物，天生就携带着病菌般的希望与幻觉。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学确实为人们分担了害怕、恐惧、彷徨的感觉，但同时也展示了最怯懦、最圆滑的妥协式人性；而今，与文学生存息息相关的文学期刊，步履维艰，这样的实况似乎在提醒我们，我们可能正身处的社会境遇，短暂的感官快乐成为踏实而自足的终极价值。

2、《花城》　新锐敢破禁忌 

《花城》以大胆新锐、勇于破除禁忌著称，其创刊号以头条刊登华夏的中篇小说《被囚的普罗米修斯》，连版三次，前后狂卖30多万份，创下文学期刊的发行奇迹。因涉及当时尚未平反的事件，《被囚的普罗米修斯》曾被许多杂志社退过稿，无人敢发，惟《花城》顶住压力助思想破茧。上世纪90年代至今，《花城》转向发掘极具实验色彩的新锐文学，陈染、东西、北村等作家被发掘出来。1994年第2期，《花城》头条刊出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引发全国性骂阵，而今，《一个人的战争》在国内已再版八次。不过，近年，《花城》似乎有些失魂落魄，选稿参差不齐，杂志的总体水准有所下降。

3、《当代》　现实主义的厚重

《当代》杂志显示出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中的坚硬存在，其收入作品多有时代与历史的厚重感。

《当代》于1986年第5期、1995年第5期先后刊出张炜的重要作品《古船》、《家族》；1992年第6期、1993年第1期连载陈忠实的《白鹿原》；1998年第2期刊出阿来的《尘埃落定》，这些作品，都已成为当代文学抹不去的重要记忆。此外，王安忆、王蒙、尤凤伟、张欣、方方、贾平凹、张抗抗等作家，也分别在《当代》杂志上发表过作品。

《当代》的尴尬在于，其获得大奖的一些作品，确实很主流，但口碑实在平平。《当代》对刘心武恶俗不堪的红楼讲谈来之不拒，意外，也不意外。

4、《十月》　敏感于世情 

《十月》的办刊取向比较靠近世俗生活，所收作品多对世情敏感。《十月》对有新人新作向来不吝版面，近年，有争议的陈希我、初露锋芒的乔叶，陆续有作品进入《十月》的视野。创刊号连收几个中篇小说，引发中篇小说的刊行热潮。有些引发全国性争论的话题甚至直接进入思想领域。它收入的《蝴蝶》（王蒙）、《沉重的翅膀》（张洁）、《黑骏马》（张承志）、《没有钮扣的红衬衫》（铁凝）等作品触动了文学变革的神经，这些作品由形式到题材，极大地开拓了当代文学的出路。

《十月》近年世情化趋势日强，所选某些作品流于俗庸油滑，杂志的趣味有窄化倾向。

二、“四小名旦”辉煌后的辛酸

文学期刊的“四小名旦”有多个版本，人们比较认可的是《广州文艺》、《萌芽》、《芳草》和《青春》。然而，这曾经坚固的整体，却在走向市场的道路中分道扬镳。

1、历程：辉煌背后的故事

很多文学杂志走向没落不能全怪外部因素，还要怪办杂志的人失去了艺术素质和文学追求。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四小名旦”等文学期刊火爆一时，既是因为当时期刊读物严重匮乏，也是人们精神饥饿状态的一种反映。

谈起曾经的辉煌，“四小名旦”的主编们都流露了一种内在的留恋。《广州文艺》副主编陆龙威说：“当时的文学期刊反映了很多人的希望，理想，情绪。人们选择了文学期刊作为情感宣泄的载体。《广州文艺》那时提倡“青年写，写青年，青年读”，鼎盛时发行量将近40万份。那时有一个唐凤楼的报告文学叫《我和阿诗玛的悲欢离合》，这么多年过去了，2003年我们精选时，还有人打电话点名要这篇文章。”

《青春》的副主编高雪静也告诉记者：“《青春》创刊28年，高峰时发行65万。当时我们的口号是‘《青春》是文学的黄埔军校’，有一个监狱的服刑人员，写了一篇《坏手》讲他的偷盗和忏悔，我看后特别感动，我们刊发了，那个青年后来成了一个生意人，年底还给我们寄来贺年卡。”

然而，对于“四小名旦”等文学期刊的红火，《芳草》主编刘醒龙认为这并不正常。进入90年代后期，“四小名旦”走向市场，从青云之上跌落深渊。《萌芽》当时的编辑周佩红回忆：编辑部和年轻作者们的笔会从1993年后突然消失。“来稿量骤减，发行量更是滑坡，偶有昔日作者来访，名片上的身份，大多已变成经理、总裁。”《萌芽》的主编赵长天说，《萌芽》发行量直跌至1万。“那时每个月都在为工资发愁。”

究其原因，有人说是生活、时尚、青年类杂志的市场挤压，也有人说是网络文学的兴起，年轻一代阅读习惯已改变，这些不可置否。但《芳草》杂志主编刘醒龙却认为，文学也需要一点精神，办杂志也需要一点精神。“很多文学杂志走向没落不能全怪外部因素，还要怪办杂志的人失去了艺术素质和文学追求。”

2、困境：置之死地而后生？

一个杂志能做到不发关系稿的话，肯定能活下来。

“四小名旦”曾面临或正在面临艰难的处境，这是不争的事实。他们退出了主流媒体，被边缘化，这让耕耘其中的编辑茫然，也令深爱他们的读者惋惜。据业界人士分析，一份文学期刊，只要每期有5万份左右的订数，就能自负盈亏，于是，5万份成了文学期刊的一条无形的“生死线”。现在的“四小名旦”除《萌芽》号称发行50万份之外，另三家都处境艰难，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广州文艺》副主编陆龙威说：“我们面临的困难，是我们还有过去的痕迹，历史所造成的一些痕迹。从人员和机制上我们是一个事业单位，经济上我们又必须走市场之路，这样就有点矛盾。”

《青春》副主编高雪静也认为，他们单位负担太重，退休老职工都归他们杂志自己管，人头费过大，再加上发行量不大，编辑部又管稿件又管广告创收，他认为《青春》走向市场不堪重负。

而《芳草》杂志主编刘醒龙则对“5万的底线是生死线”这一说法不以为然，他认为这只是市场上的一种说法，不是唯一的标准。对于《芳草》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他的话一语惊人：“还不是钱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你无法面对又不得不面对的关系，大量的让你感到无可奈何的关系稿。一个杂志办得好不好，有时候真的不在于你发了非常好的稿子，而在于你必须不发关系稿。这是关系到生死的事。一个杂志做到不发关系稿，这个杂志肯定能活下来。”

就是现在处境稍好的《萌芽》也充满着困惑，“新概念作文大赛”办了8届，推出了一批80后作家，但近来，对“新概念”的批评也愈来愈多。而多年来，“80后作家”群中虽然不断有新人加入，但其影响都不能和韩寒、郭敬明二人相提并论。

3、改革：“变脸”方向在哪？

是“贴地行走”走“求俗”的路线，还是“曲高和众”走“求雅”的路线？

“四小名旦”的改版势在必行。但其变脸的方向在哪？是走向文化，走向市场，还是继续坚持纯文学？是“贴地行走”走“求俗”的路线，还是“曲高和众”走“求雅”的路线？这些都留给“四小名旦”一大串的问号。

《萌芽》最先找到了“救命的稻草”，他们亮出了“新概念”的大旗，瞄准了青少年这一块肥肉。主编赵长天说：“改版后的《萌芽》，更强调文学的普及和推广，更多着眼于提高青年人的文学素养，占领文化市场。”今天的《萌芽》更贴近生活，更贴近校园。他们与北大、清华、复旦等著名高校联合主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被誉为“中国语文的奥林匹克大赛”，评委会主任王蒙甚至欣喜地说：“我们可以搁笔了。”

《芳草》通过实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曾创下了“3个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家网络文学选刊、第一个系统地介绍网络诗歌论坛、第一个将个人博客搬上官方文学期刊。主编刘醒龙对记者说：“我们要把杂志办成国内汉语界一流的杂志。我们现在很多杂志，为了市场把文学的标准降格，这是一种慢性自杀。我们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就是要强调汉语的优雅和大气，这是我们汉语言文学一向的传统。”据了解，为了抵制关系稿，保证杂志的水准，刘醒龙构筑了一道防火墙，每一篇散文必须2万字以上，短篇小说要发就发一组，最少三篇以上。

《广州文艺》改版后大幅度调整栏目设置，将原有的文学范畴，扩展到众多文艺门类。他们锁定喜欢思考的读者，提供有思想的文学作品，重点推出广州作家，突出大都市风采。副主编陆龙威在《广州文艺》工作30多年，见证了杂志的起起落落，她对记者说，在栏目的设置上，我们作了很大的努力，增加了许多具有新的文学特征的栏目，比如“当代文学怎么了”栏目专门刊发尖锐的文学批评，“文学新生态”刊发新兴的手机短信、段子等，还与报纸副刊互动，选登好的文学作品。“跨文体阅读”栏目则精选那些思想性强的文章，它们不拘文体。

而《青春》“变脸”的步子却迈得更小些。副主编高雪静对记者说，他们的栏目走的是“文学往时尚上靠一点”的路线。青年作家荆歌主持的《名家谈情说爱》栏目，吸引了全国许多作家的兴趣。他们的《文化聊天室》则旨在解答青年人的创作困惑。至于其它的改革措施，高雪静表示，苦于经济上的原因，有好点子也无法落实。

4、前程：凤凰还能涅槃？

“四小名旦”，20年前一个响亮的品牌，今天却黯然失色，落满尘土。人们总是难以忘怀过去的美好，所以总希望“四小名旦”能浴火重生，继续过去的辉煌。

2005年9月26日，由四家杂志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文学期刊“‘四小名旦’青年文学奖”在广州颁奖，今年将在武汉举行。这一联手动作，或许可以看作“四小名旦”搏击市场的一招。《广州文艺》的陆龙威副主编认为，现在文学不太景气，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这个活动，就是希望发挥“四小名旦”现有的文学品牌，扩大杂志的市场效应和文学力量。《青春》的副主编高雪静也表示，这样的活动是“四小名旦”打响反击战的举动，“评奖可以发现许多有份量的作品和文学新人，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

而《芳草》主编刘醒龙则表示了一种忧虑。他认为，“四小名旦”不是一种永不衰败的文化资源，可以无限制地利用，这个活动还要有更好的创意。而《萌芽》杂志则并未实际参评，只是发函祝贺。

5、 “四小名旦”刊发的成名作：

《芳草》：许多著名作家的早期作品频频首发于《芳草》，如贾平凹、叶文玲、王安忆、史铁生、韩少功、张抗抗、郑万隆、邹志安、毋国政等；《芳草》同时也是池莉、方方、刘醒龙、邓一光等大批湖北名家的文学摇篮。上世纪90年代末期在文坛十分活跃的作家如河北的“三驾马车”谈歌、何申、关仁山；陕西作家叶广芩；津派作家林希、肖克凡；湖南作家王跃文、聂鑫森；军旅作家裘山山等，先后在《芳草》登台亮相。《芳草》还培养了一批作家型编辑：著名作家、专业作家如杨书案、周翼南、绍六、田天、董宏猷、陈应松、邓一光、徐世立、阿毛都曾先后是《芳草》的编辑。

《广州文艺》：许多著名作家的早期作品刊发于此，如韩少功、史铁生、张洁、刘心武、蒋子龙、冯骥才，代表性的作品如《拳头打在谁身上》、《我和“阿诗玛”的悲欢》等。

《青春》：梁晓声、苏童等一批优秀作家的处女作或早期作品均刊发于此。

《萌芽》：文学大师巴金、北岛、舒婷、陆文夫等都是《萌芽》最早的耕耘者；现代著名的作家余华、池莉、阿来、韩寒、安妮宝贝、张悦然、郭敬明、蔡骏、李海洋等也几乎都从《萌芽》起步。代表性的作品如：1956年8月，巴金的《我认识的鲁迅先生》；1956年10月，陆文夫的《小巷深处》；1986年1月，余华的《三个女人一个夜晚》；1993年12月，池莉的《城市包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