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与台湾不同的生育政策

何亚福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的马寅初与台湾的蒋梦麟都提倡过节育，这两位学者都当过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在1930年出任北大校长，直至抗战胜利，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但两人的节育主张不相同：马寅初认为“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主张对超过两个孩子的父母要征税，可见这种节育主张带有政府强制性；而蒋梦麟主张，节育必须以道德劝说加上提升国民知识，使得避孕成为共识，而不是采取法律禁止手段。

1957年，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根据对50年代早期的人口发展趋势的统计，他判断高速人口增长不利于将来中国的发展。因此，他建议政府控制人口增长，主张“两个孩子的有奖，三个孩子要征税，四个孩子的要征重税。”虽然马寅初的人口论遭到批判，但当时中国领导层还是倾向于支持计划生育的，只是由于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以及缺乏避孕药具，计划生育没有得到全面的、有效的推行。1971年，中国大陆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并且强制性的力度逐渐加大。1980年以后的计划生育所采取的措施比马寅初当初提出的措施更为严厉。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台湾出现巨大的婴儿潮，并且死亡率也逐渐降低，因此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36‰左右，使台湾面临较大的人口压力。1951年，时任农复会主委的蒋梦麟率先提出《土地问题与人口》一文，要求正视人口急速膨胀问题，但当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1959年4月，蒋梦麟发表《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认为台湾人口大幅增长，1958年即超过一千万人，远超乎科学预估；若不克制，十年内将超过一千五百万人；不到1980年，就会成长为两千万人，产生严重压力，因为这等于每年增加一个高雄市的总人口数，因此有必要提倡节育。

蒋梦麟的节育主张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许多人都反对这一主张，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期待台湾政府早日回到大陆，故而需要提倡发展人口资源。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蒋梦麟的节育主张逐渐得到越来越多台湾人的支持。1961年，台湾人口研究中心成立，并于1963年在台中市举办推行家庭计划的实验。1964年，台湾卫生署成立“家庭卫生委员会”，全面推行家庭计划。台湾家庭计划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以教育推动民众了解家庭计划的意义及重要性；二是对有意实行家庭计划的民众提供有效的避孕方法，方便其实行。在六十年代，台湾的家庭计划口号是“两个孩子恰恰好”。

随着家庭计划的推行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台湾的生育率下降很快。1960年，台湾的总和生育率高达5.75，1970年降到4.0，1983年降到更替水平2.16，现在台湾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1，属于全球最低之列。台湾的经验表明：即使不采取强制措施，也能促使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现在台湾反而要鼓励生育了。

马寅初是中国大陆计划生育理论的先驱，中国后来实行的计划生育可以看作是马寅初理论的实践；蒋梦麟是台湾的节育理论的先驱，台湾后来实行的家庭计划可以看作是蒋梦麟理论的实践。有一些学者把蒋梦麟称为“台湾的马寅初”，我认为是不妥当的，因为马寅初主张实行强制的计划生育，而蒋梦麟主张实行自愿的家庭计划。现在台湾的家庭计划已从鼓励节育改为鼓励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