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发生大规模恐袭事件，情治部门便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此次奥兰多枪击案亦同样。凶嫌马丁身份确定后，FBI很快便发现其曾两次被约谈和调查，一次是2013年，因其对同事作出过激评论而被怀疑涉恐，一次是2014年，其被怀疑可能与一名美籍自杀式袭击者有关。两次约谈均查无实证，不了了之，情治部门也因此再次背上防范不力的黑锅。

　　假如时光可以回溯，奥兰多惨案也许可以避免。假如基于两次调查的判断，FBI及时将马丁列入监控“黑名单”，马丁断无犯案的机会。假如对马丁行动加以适当约束，吊销持枪执照，案犯不可能顺利获取枪支弹药，即使犯案，也不会造成五十死、五十三伤这样惨烈的结果……但对于已经发生的枪击惨案，这一切均为时已晚。FBI、中情局作为反恐职能部门，确未尽到职责，确有工作疏失。

　　但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情治部门也有失公平。如果没有枪击惨案的发生，人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情治部门对恐嫌采取了预防措施，也永远不会知道由于情治部门的行动，避免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恐袭行动。类似情况是中情局、FBI常态工作，破获的恐袭案件可能不胜枚举，但由于没发生，也就没人关心。人们有兴趣的是那些已经发生并造成重大后果的恐袭，也往往据此评价情治部门工作是否到位。

　　情治部门何尝不想提高情报获取能力，把一切恐怖行动消灭在萌芽之中。但其提高能力的同时却遭遇人权、法律、理念等等诸多掣肘，令其行动寸步难行。近年来广受关注的“监控门”、关塔那摩虐囚事件、网络巨头软件设计中的“后门”之争等等，莫不都与职能反恐部门的行动有关。而相对于偶发性的恐怖袭击，社会多选择法律至上、人权自由、保护私隐的道义高地，在安全与自由的天平上，民众明显倾向于后者。这便是社会现实，也是情治部门的尴尬。

　　但令情治部门尴尬的还远不止这些。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已完成传统向新型的转化：从组织形式上，新型恐怖主义是机动灵活的小股游击队及具个人色彩“孤狼”；从人员构成上，由过去的极端伊斯兰群体，转变为新移民和白人；从袭击地域上，也从域外国家转向西方本土。情治部门工作方向、方式的调整，显然未能跟上飞速变化了的反恐现实。

　　反恐是一场不对称战争。“百密”之中尚有“一疏”，更何况FBI织就的“反恐网”远未达到“百密”的理想状态。一方面，新型恐怖主义具有复杂性、偶发性，更难防范打击；另一方面，职能反恐部门应对乏力，情报获取能力日渐下降。这正是现代反恐的现实，也是情治部门的最大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