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的读书报告、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的基本内容

    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主要运用的是其提出来的“二重证据法”，根据之前历代的有关记载及出土的甲骨文对殷商的先公先王作了考证。

    11 (羊甲)  卜辞中有羊甲，无阳甲。

    而王国维根据卜辞的发现，提出羊甲在南庚之次，则羊甲即阳甲也。

甲骨文卜辞

甲骨文


甲骨文

甲骨文

羊父甲觥_来源:百度百科

商代羊甲父戈【馆藏辽宁博物馆】

原文:关于《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的读书报告

     此次读书报告是围绕着王国维先生的《殷卜辞》中所见先；

一、王国维先生生平简介；1877年（光绪三年），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海宁盐官；对于王国维的自杀，国内外的文史研究者莫不为之痛，；

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写作的原因；王国维在1926年发表的《古史新证·总论》中阐述；

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的基本内容；王国维在关于《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的读书报告

此次读书报告是围绕着王国维先生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进行的。因为平时关注的大多是王国维在词学方面的东西，对于这篇史学性很强的文章很是陌生，好在结合其他相关资料才勉强读懂这篇文章大致内容。

一、王国维先生生平简介

1877年（光绪三年），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海宁盐官镇双仁巷。初名国桢，后改名国维，字静安，号礼堂、观堂、永观，又曾自署词山。虽然王家家道中落，但王家子孙依旧不忘读书怡情。生于旧时代的王国维是个天才，好学不倦，十六岁考上秀才，二十一岁在上海报社当校对，以一首《读史诗》得到学者罗振玉的赏识。不久他在亦师亦友的罗振玉资助下赴日留学，读的是东京物理学校。因病归国后的他爱上哲学，更着迷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但跟所有想从哲学寻找人生出口的人一样，苦读之下，不但没有了解人生，反而陷入更繁琐的苦闷中。于是他就转往文学研究投注心力，开始了“独学”阶段，写出《红楼梦研究》、《人间词话》等作品。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的身份处世。其时，在学术上又转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方面并取得重大成就。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一说吴宓）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塾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1927年六月初，他突然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身上带着一封给第三个儿子的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对于王国维的自杀，国内外的文史研究者莫不为之痛，并感到不解。关于死因，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为了殉清。其实那时清亡已久，王国维对政治并无兴趣，大可不必赔上一条命；也有人说，是因为他与恩师罗振玉三十年交情破裂：他的长子王潜明娶了罗振玉的女儿，长子病故，罗振玉将女儿带回，又因早年债务纠纷有了嫌隙；也有人说当时的报纸戏拟了一份北伐军阀进北京后要逮捕的名单，王国维名列其中，时代的纷纷扰扰使他滋生恐惧；也有人说是为传统文化的崩落深感痛苦而殉难的。不管怎么说，人们认为王国维的死是不值得。但是逝者已去，我们也唯有哀悼和追忆。

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写作的原因

    王国维在1926年发表的《古史新证·总论》中阐述了去探究古史的深层原因，他说：“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这种纠缠不清的情形自然在商代的帝王世系、尤其是先公先王的记载中存在。孔子虽“信而好古”，但对于“夏殷之礼”却语焉不详，他说：“君子于其不知，盖阕如也。”孟子于古事之可存疑者，则曰“于传有之。”于不足信者，曰“好事者为之。”所以孟子也未能具体考订出殷先公先王的世系。后来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则对商代帝王世系有着完整的记录，但也对商汤之前的许多先公先王的记载简略，所以商代先公及其事迹仍处于传说与史实之间，其可靠性无法进一步证明。及至以后，由于《尚书》于今古文外，在汉有张霸之的《百两篇》，在魏晋有伪孔安国之书，以及汲冢发掘出的《竹书纪年》，尤其是《竹书纪年》，自夏以来皆有年数；于是稍后的皇甫谧据以上材料作出了《帝王世纪》，为上古的五帝三王尽加年数，后代的人们即据此《帝王世纪》以补司马迁《史记》之不足。但到了清代的“考据派”那里，终于又考证出孔安国本《尚书》是伪造的，《竹书纪年》也不可尽信，于是才明白以《帝王世纪》补《史记》之不足是信古之过造成的。到了近代，这种传说与史实不辨的情况更是引发了“疑古之弊”。王国维认为这种状况是“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而甲骨文的发现使他得到了弄清历史真实的一个极佳契机，为此他才决定以地下之新材料来证纸上之材料。

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的基本内容

    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主要运用的是其提出来的“二重证据法”，根据之前历代的有关记载及出土的甲骨文对殷商的先公先王作了考证。

     1 夋根据《殷虚书契前编》和《殷虚书契后编》，可知卜辞中有“夋”字，虽然有两种形状，但两者类似，且都具人首手足之形。而《说文·戈部》中也有类似此形状的字。毛公鼎、《博古图》、《薛氏款识》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字体。因此，王国维认为夔、羞、柔三字，古音同部，故互相通借，此称高祖夔。又根据《后编》中惟王亥称高祖王亥，大乙成高祖乙，推测出夔必为殷先祖之最显赫者。以声类求之，盖即帝喾也。况且帝喾之名在《逸书·书序》也曾出现过，《史记》中的“诰”与《封禅书》《管子》中的“俈”都和夔字声相近，其或作夋者，则又夔字之讹也。《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又曰“帝喾名夋”。至此，证出殷人“帝喾”即“夋”，为殷商之先祖也。

    2相土《书契前编》中曾记载殷墟卜辞中有“土”字，后《铁云藏龟》《前编》中也出现了“土”字。王国维认为“土”即相土，因为《史记》中记载过“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里面有“相土”一词。《诗·商颂》、《春秋左氏传》、《世本·帝系》篇皆作“土”，而《周礼·校人注》则作“士”，《荀子·解蔽》篇曰“乘杜作乘马”，《吕览·勿躬》篇曰“乘雅作驾”，雅又作“持”，而“持”与“杜”声相近。杨倞注《荀子》曰“以其作乘马，故谓之乘杜”，因此王国维推测出相土或单名土，又假用杜也。

    3季据《前编》记载卜辞中人名又有季。王国维引用了《楚辞·天问》说明卜辞之季亦当是王亥之父冥矣。

    4王亥《殷虚书契前编》曾有两处记载到“王亥”，《后编》中又有七次出现了“王亥”一词，且多出现在祭祀中。王国维观其祭日用辛亥，其牲用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乃祭礼之最隆者，推测其为商之先王先公之一。后来经过考证，得出《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中之“振”字，《索隐》中之“核”字，《汉书·古今人表》中之“垓”字，皆应当是“亥”字；《竹书纪年》、《山海经》记叙王亥事迹时虽或写成“殷侯子亥”或“殷王子亥”，但都是正确地记成“亥”的。由此不仅证明了王亥之名，也从侧面反映出《史记》中也存在一定的错误，要加以辨别判断。

    5王恒《铁云藏龟》中曾记载卜辞中出现过人名“王恒”。王国维先引用了《说文解字》证明古字“亘”即应是“恒”字。由于王恒之为殷先祖惟见于《楚辞·天问》，王国维就详细考订了《天问》中的“有扈”该为“有易”，而古“狄”“易”二字同音，可以互相通假。又考证了“狄”或“易”的古部落所在地，从而最终得出卜辞之王恒与王亥同以王称，时代自当相接。在文中，王国维欣喜地说道“《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说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者所当同声称快者也。”

    6上甲《国语·鲁语》中有上甲微事，而卜辞中不见上甲微；东晋郭璞的《大荒东经》注引《竹书》作主甲微，而卜辞也不见主甲微。但卜辞有乙、丙、丁三字在［或］中的，由此王国维悟出了卜辞中凡数十见之“田”或（亩）即应是上甲的字体。接着他又利用了古文字知识、历史事实、商代典章制度、祭祀习俗，详细论证出“田”或（亩）即上甲微。

7 报丁报丙报乙上甲至汤，《史记·殷本纪》、《三代世表》、《汉书·古今人表》有报丁、报丙、报乙、主壬、主葵五世，盖皆出于《世本》的记载。而卜辞中有近似于“乙、丙、丁”的字体，因此罗参事认为报乙、报丙、报丁即“乙、丙、丁”，但没有证据。而王国维则从卜辞中考证出了这种说法的正确性。

    8主壬主葵卜辞中屡见示壬、示葵，罗参事谓即《史记》之主壬、主葵，其说至确，而证之至难。王国维根据前面考证古字“甲”为上甲的经验发现殷祭先公时上甲以降均谓之“示”，则主壬、主葵宜称示壬、示葵。

    9大乙《世本》、《荀子》“汤”名“天乙”，而《史记》继承了这一说法。卜辞有“大乙”，无“天乙”，王国维认为“天”、“大”二字古形近，故互讹也。

    10 唐《铁云藏龟》中记载卜辞屡见唐字，亦人名。有一条卜辞唐、大丁、大甲三人相连，而下文不具，三词在一骨上，自系一时所卜。王国维根据此种情形认为唐与大丁、大甲连文，而又居其首，疑即汤也。后又通过《说文·口部》、《太平预览》、《博古图》证明了他的推测。

    11羊甲卜辞中有羊甲，无阳甲。而王国维根据卜辞的发现，提出羊甲在南庚之次，则羊甲即阳甲也。

12祖某父某兄某有商一代二十九帝，未见卜辞者有八帝，卜辞出于殷墟，是自盘庚到帝乙时所刻辞，自当无八帝最后之帝乙、帝辛之名，这就说明二十七帝中实有六帝。而卜辞中有些记载，名号与祀之之礼皆与先王同却史无其人；所见父甲、兄乙等人名颇众，求之迁殷以后诸帝之父兄或无其人。王国维根据这种疑点详细论证了《世本》、《史记》中有商一代帝系，与出土的殷墟记载作了对比，得出卜辞中所未见之诸帝，或名亡而实存，至于卜辞所有而史所无者，与夫父某、兄某等之史无其人以当之，皆诸帝兄弟之未立而疽者，或诸帝之异名也的结论。

四、论文的学术贡献及方法论意义

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重新考证了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号和世系，从而大体上建立了殷商史的体系，具有史学上和文学上的双重意义。但其最大的贡献在于方法论的创新和推广。

近代学术研究多采用归纳、演绎等方法，所采用的材料基本是文献记载，立论依据全在书面材料上。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问世以后，情况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所谓“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象。这种考证方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种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提出之后，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得到了广泛应用。

虽然在甲骨文字研究上，有些人早于王国维，但将甲骨文研究引入史学研究，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则是王国维。王国维在史学研究中，注重将地下出土的甲骨文和文献材料互相参证，成功地廓清了古史迷雾，重建了中国古史系统，进而证实了中国史籍记载之可信。

五、简单的结语

纵观王国维的一生，他总是处于矛盾和悲观之中。他是一个顽固的前清遗民，有着不可理喻的愚忠心态，最终自沉昆明湖。同时，他又是中国近代声震东瀛和欧洲的学术大家，在学术史上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他在史学、经学、小学、甲骨学、金石学、历史地理和诗

词创作等方面皆有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郭沫若曾赞颂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陈寅恪也曾评价其“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虽然对于《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还不是特别理解，只能从大体上进行把握。但王国维在文中那严谨的辩证，清晰的逻辑还是能够感受到。也许王国维进行的考证不一定全部正确，但是那种求实、认真的钻研精神值得吾辈敬仰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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