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热图：世界上有一小部分国家，那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学习数学、阅读和科学等学科的同时发展批判思维能力。
在我就职于《时代》（Time）及其他杂志社的大半职业生涯中，总是尽力回避有关教育的选题。如果编辑让我写一篇关于学校或考试的文章，我就提出有关恐怖主义、飞机失事或流感爆发之类的选题。这一招通常都很管用。
虽然我没有明说，但教育类新闻听上去实在让人提不起劲。这些文章的标题往往采用板报字体，还会加上一些铅笔涂鸦。文章中满是无根无据的美好愿望，引用的话大多出自成人之口，孩子只会出现在照片中，安静地微笑。
后来，编辑让我写一写华盛顿特区主管公立学校的一位颇具争议的新领导人——米歇尔·李（Michelle
Rhee）。我对此人知之甚少，仅有的一点了解是她穿细高跟鞋，接受访问时常说“胡扯”这样的词。所以，我觉得这会是个好故事，尽管它会让我陷入教育的迷雾。
但是，在那层迷雾中，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我花了几个月去跟孩子、家长、老师，还有那些采用创新方式研究教育的人交流。很快，我就意识到李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但她还不是这里最大的谜团。
真正的谜团是：为什么有的孩子能学到那么多知识，有的孩子学到的东西却少得可怜？
突然之间，教育变成了一个充斥各种数据的领域。从一个社区或教室到下一个社区或教室，对于哪些事情正在发生或哪些事情没能发生，我们比任何时候知道得都多，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无论是富人或穷人社区，白人或黑人社区，公立或私立学校，每到一处，我都发现孩子们懂得的事情总会有多有少，这没什么意义。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数据也显示出类似的高峰和低谷，就像翻转穿行、让人头晕目眩的过山车。出现这些高低起伏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金钱、种族或民族因素。但这些并非全部的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作用。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又写了一些有关教育的文章，也一再遇到这个谜团。在华盛顿特区的肯勃小学里，我看见五年级的学生乞求（一点也不夸张）他们的老师，点他们上台解答黑板上的长除法题。如果得出的答案正确，他们就会握紧拳头，轻轻地叫一声“太棒了”。事实上，在这个社区，大约每周都会有一个人遭到杀害，社区人口的失业率也高达18%。
在其他地区的一些学校，我却看到了百无聊赖的小孩子，当像我一样的陌生人走进教室时，他们就会抬起头，看看我是否能弄出点花样（心中祈求老天保佑最好是如此），好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让下一个钟头不再那么无聊。
有一段时间，我告诉自己，这就是我们在不同社区的学校之间、不同校长或不同老师所负责的课堂之间可能会看到的差别。在我看来，有的孩子只是运气好，因为大多数紧要的差别都与金钱和特权有关。
然而，当我某天看到下页这张图表时，还是感到震惊。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学生的测试结果基本上保持平稳，但是那只是个例外。让我们看看芬兰吧，它从世界上垫底的落后国家一跃而升为世界第一，甚至都不需要片刻喘息。它的邻国挪威尽管几乎没有贫困儿童，学生的测试结果却一步步滑向低谷。还有加拿大，以前的测试结果平平，却渐趋上升到可与日本比肩。如果说教育只是文化的一个部分，那么文化能出现如此剧烈且迅速的变化吗？
http://s10/mw690/00249DIDzy7dvFQhNWNd9&690
各国的变化：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同国家针对本国的孩子进行了18次不同的测试。经济学家卢德格尔·沃斯曼因（Ludger
Woessmann）和埃里克·哈努谢克（Eric
Hanushek）根据这些测试的结果制作了一张图表。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可能发生，也的确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变得更好或是更糟了。
孩子的各项能力有时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起落，全世界都一样，这种变化没有规律可循，但也让人满怀希望。在华盛顿特区，我发现的情况更有趣。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设法让其所有孩子，包括那些家境富裕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与大多数国家相比，美国的教育情况很有代表性，不太好也不太糟。但在少数几个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却出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情况。几乎所有孩子都在通过数学、科学和阅读的学习发展自己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他们不仅要牢记各种知识，还要培养解决问题和适应环境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所接受的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与发展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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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8 20: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