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诗歌丢了

如今，诗歌进入大众的视线，往往不是因为诗歌本身，而需要借助某些“文化事件”。比如半年多以前，“穿过大半个中国来睡你”的诗人余秀华火了，据说她的个人诗会排得满满当当，她终于不再担心自己这“一颗稗子，早晚要被除去”了。

很多人觉得唐朝是诗的黄金时代，确实，诗歌在唐朝达到顶峰。但诗人大多数还是混得比较惨。《旧唐书》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意思是唐朝的诗人也就高适混得好一点。其他的，没有最惨，只有更惨。李白算好的，虽然只是帮闲，但基本没饿着。杜甫就惨了点，因为除了写诗，实在没别的特长。好不容易当了个左拾遗，马上就因给领导提意见下了岗，后来就一直靠着朋友周济过日子，《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基本是写实。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传世名句大家都不会陌生，其实那首诗里还有一句“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他刚回到家，听到妻子在痛哭，原来最小的孩子饿死了。不知那一刻，杜甫是否后悔早先为啥没学点养家糊口的手艺。

上世纪80年代，也是诗歌的黄金年代。每个小文青都有一本笔记本，上面尽是北岛、舒婷、顾城，要么就是自己写的诗。很多校园都有油印诗歌小报，你要是会写诗，除了在朗诵会上扬名露脸以外，还可以获得一些额外业务，比如代写情书啥的。

可见，即使在诗歌的黄金时代，诗歌也没办法成为诗人的饭碗，但那时毕竟有理想在支撑。如今，诗歌已经渐渐远离我们的视线，诗人们的境况更是少人问津。前两年，诗人梁小斌住院无钱医治的新闻被报道出来，人们才发现，原来诗人的生活也和他们的诗歌一样潦倒。梁小斌已是花甲之年，却还要为生计四处奔波。当年诗人告诉我们“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如今，我们把诗人丢了，把诗歌丢了。

在一篇访谈中，芒克谈到在国外被邀请参加朗诵会的事，“那时候机票、吃住他们都管，参加一些朗诵会还给些报酬，就跟演员一样，有出场费。报酬还可以，日本一般是朗诵一首诗五万日元，美国一千美元左右，法国三千法郎”，比起国内，这个出场费着实不低，但以此为生显然是不现实的。

曾和记者去农村探访一位乡村诗人，同村的人说，他在我们这儿就是个笑料。诗人一直穷困潦倒，而且至今未婚，他自己却执拗地说：“诗歌是我的老婆。”同去的朋友叹息道，他用生命去爱自己的老婆，深爱着的老婆却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

诗歌不死，首先要使诗人们都活着，虽说愤怒出诗人，贫贱造人才，但要是诗人们都饿死了，诗歌也就完了。这个时代还需不需要诗歌，我说不准，但是我同意作家方方说的，地铁里贴诗歌总比贴标语口号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