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伯庸

       近代以来，中国突然发现自己必须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面的那个陌生新世界，对古老的华夏文明从政治、经济和科技等几乎所有领域都发起了剧烈冲击。即使是在最为坚固的文化壁垒上，亦开始有了稍稍的撬动。

1813年，有一位华人造访了英国伦敦。他的名字和身份，已经湮没无闻，不过他在这次旅行途中留下了十首古体诗，却开了一个先河。这十首诗都是五言律诗，十成十的中国风，主题却是诗人在伦敦所见的异国风物。

这在当时，可是极其罕见的作品。

这十首诗叫做《兰墩十咏》。兰墩，指的就是伦敦—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名字比伦敦译得好多了，至少看反了也不会有不好的联想。

姑且摘录一首来看：

海遥西北极，有国号英伦。
地冷宜亲火，楼高可摘星。
意诚尊礼拜，心好尚持经。
独恨佛啷嘶，干戈不暂停。这是对伦敦的阴冷气候、城市风貌、国教民俗的综合性描述。佛啷嘶就是法兰西，英法交恶历史渊源已久，诗人注意到了这点，写入诗中。

单就水准来说，这些诗作十分平庸，所以在国内不曾有任何影响。然而却有一位叫德庇士的英国汉学家注意到，把其收录进《汉文诗解》，大概也觉得这种“中为洋用”的方式很新鲜吧。

同时被德庇士收录进去的还有另外一组旧体诗，叫做《西洋杂咏》。这组诗的作者名气就大多了，叫潘有度，广东十三行的大商人，是最早一批和洋人打交道的中国人。潘有度是翰林院庶吉士出身，文化水准不低，这组《西洋杂咏》是在他晚年时所写，时间和《兰墩十咏》差不多，姑且摘录一首：咏西洋婚姻：

“缱绻闺闱只一妻，犹知举案与齐眉。

婚姻自择无媒妁，同忏天堂佛国西。”

潘有度的水平，比前面那位诗人要强出不少。虽然这些诗作也不是什么佳构，但至少证明了一点，用中国诗歌来描绘西洋，也并非什么不可能的事。

《兰墩十咏》和《西洋杂咏》差不多是有案可查的第一批写西洋的旧诗作品，它们的意义在于突破了文化藩篱，使中西合璧，赋予了中国诗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中为洋用”真正的好诗诞生，要等到黄遵宪去美国的时候。

黄遵宪是晚清著名诗人、名臣，思想开明，号称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他曾经在光绪八年派驻美国旧金山担任总领事。在那里，他正赶上1884年美国大选，近距离观摩到了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黄遵宪欣然提笔，写下了一系列《纪事》诗，堪为精妙：

“吹我合众笳，击我合众鼓，

擎我合众花，书我合众簿。

汝众勿喧哗，请听吾党语。”

光绪十六年，黄遵宪前往伦敦任驻英使馆参赞。他以《今别离》为题写了四首乐府，分别写了火车、轻气球、电报、照相术和东西半球有时差日夜颠倒的自然现象。

“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

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

去矣一何速，归定留滞不？

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火车与轻气球)

“一息不相闻，使我容颜悴。

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电报)

“开函喜动色，分明是君容。

自君镜奁来，入妾怀袖中。”(照相)

“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

妾睡君或醒，君睡妾岂知。”(东西半球时差)

《今别离》的高明之处，不止在词句。无论《兰墩十咏》、《西洋杂咏》还是黄在美国的《纪事》，都只停留在中诗描摹西物的层次；但到了《今别离》，黄遵宪已经可以反其道而行之，用西方这些新鲜发明的功用，来表达东方传统的闺怨、思念等主题。比如以电报来形容思念之切，“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更借用东西时差之别，把“君生我未生”巧妙地化为“妾睡君或醒”，洋为中用，境界又高了一层。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说西洋留学生追捧黄遵宪，东洋留学生追捧苏曼殊。黄遵宪这种中西合璧的开明态度，大概就是受欢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