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松修志困境的多维解构与文化启示

引言：修志之困与文化之思

地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承载着地域文化的基因密码与集体记忆的建构重任。宿松，这片镶嵌在皖赣鄂三省交界的土地，其修志历程却步履维艰，两次修志均未能尽如人意，引发了地方知识界的深刻反思。本文旨在从地理文化基因、历史现实境遇、批评自省意义及突围路径等多个维度，解构宿松修志所面临的困境，并从中提炼出对地域文化建设与地方志编纂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这不仅是对一部志书成败的剖析，更是对一个地域文化生命力与学术传统培育的深层叩问。

一、地理文化基因与学术传统的结构性矛盾

宿松修志的困境，首先深植于其独特的地理区位所塑造的文化基因，以及由此衍生的学术传统的结构性缺失。这种矛盾构成了宿松修志难以逾越的先天瓶颈。

三省交界的文化流动性悖论

宿松地处皖西南，长江北岸，襟带赣鄂，素有“吴头楚尾”之称。这种“三省通衢”的特殊区位，在历史上既带来了舟楫之利与商旅之便，促进了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汇与流通，形成了宿松文化中开放性与包容性的一面。然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过度的流动性与多元文化的冲击，使得本土文化内核难以形成稳固的积淀与清晰的边界。相较于桐城文派、怀宁戏曲等周边地域文化共同体的高度凝结与强势辐射，宿松文化更像是文化熔炉中的一叶“轻舟”，在不同文化浪潮的裹挟下，虽有交融的活力，却缺乏深耕的定力，难以形成具有持久影响力和内在凝聚力的学术传统与文化认同。这种文化内核的“稀释效应”，直接导致了地方志编纂所必需的稳定文化立场、深厚历史积淀和持续学术关注的匮乏。

精英缺席与文化厚度的失衡

历史地看，宿松在漫长的岁月中，未能如桐城孕育出张英、张廷玉、姚鼐等彪炳史册的政治精英与学术巨擘，也未能形成类似徽州地区那样庞大的文人学士群体和系统的学术传承谱系。这种文化精英的“缺席”并非偶然，而是地理边缘性与文化流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地理上的边缘位置，使其在传统社会中难以成为政治文化中心，获得持续的资源投入与人才汇聚；而文化上的流动性则使得本土培养的人才容易向外流失，或其成就被更强势的周边文化所遮蔽。正如笔者在《风雨坎坷路，悲苦凄凉秋——建国以来宿松两轮县志工作情况综述》一文中所言，宿松文化中“内敛不足”的基因，使其难以沉淀下深厚的学养和严谨的学术风气。缺乏了顶尖文化精英的引领与垂范，缺乏代际相传的学术梯队建设，地方志编纂所依赖的学术厚度、考证精度和历史洞见便无从谈起，文化厚度的失衡成为制约修志质量的又一关键因素。

二、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困境

宿松修志的艰难，不仅有其深远的历史文化根源，更在当代社会的具体语境下面临着现实的严峻挑战。历史的积弊与现实的冲击交织，共同构成了修志工作的复杂困境。

边缘地带的修志困境

现代方志编纂，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来，对志书的学术严谨性、历史纵深感、资料翔实性以及体例规范性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它要求编纂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史学功底、文献考据能力，还要有宏观的历史视野和深刻的时代洞察。然而，宿松的文化土壤在现有条件下难以充分支撑这种双重需求。回顾宿松的两次修志实践，均不同程度地暴露出“仓促成书”、“质量参差”的通病。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基层文化生态的脆弱性：一方面，缺乏一支稳定、专业、高素质的修志学者梯队，往往是临时抽调人员，边学边干，难以保证修志的专业水准和学术深度；另一方面，由于缺乏长期的学术积累和充分的讨论，集体学术共识难以形成，对于历史事件、人物评价、地方风物的记述往往众说纷纭，历史记忆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受到质疑。这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使得宿松修志在追求学术严谨与历史纵深之间步履维艰。

现代化冲击下的文化撕裂

进入现代社会，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冲击着传统的地域文化。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信息的爆炸式增长、生活方式的快速变迁，进一步加剧了地域文化的流动性、碎片化乃至某种程度的“空心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志的编纂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传统史料的挖掘整理本就困难重重，而如何将这些碎片化的史料纳入一个既能体现时代精神又能尊重历史原貌的现代叙事框架，成为一大难题。宿松文化中“性好外泄”、乐于交流传播的特质，在需要沉潜往复、精雕细琢的学术工作面前，便显现出某种张力。当习惯于外向互动的文化特质遭遇需要高度专注和内在反思的修志工作时，必然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数字化时代尤为显著：一方面，数字技术为史料的收集、整理和传播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信息的泛滥和真伪难辨也增加了史料考证的难度，同时，快节奏的数字生活也与修志工作所需的“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沉潜精神形成巨大反差。

三、批评与自省的双重意义

面对修志的困境，宿松地方知识界并未选择沉默或粉饰，而是以罕见的勇气展开了深刻的自我批判，这种批评与自省本身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意义早已超越了对一部志书的评价，而成为地方文化自觉的重要标志。

自我批判的文化觉醒

《新编宿松县志拷评》与《宿松县志勘误拾遗》等著作的问世，以及地方论坛、学术研讨中对本土志书的“一边倒”批评声音，构成了宿松文化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近乎苛刻的自我审视和尖锐的批评，表面上看似乎是对本土文化成果的否定，实则是宿松文化自觉意识艰难萌芽的体现。它打破了长期以来地域文化中可能存在的自满、封闭与惰性循环，将修志过程中暴露的技术问题、学术问题，提升到对整个地域文化性格、学术传统和文化生态的反思高度。这种自我解剖的勇气，是文化生命力的表现，它将修志的具体困境转化为一个契机，迫使地方知识界直面自身的短板与不足，从而开启了更为深刻的文化反思与建设之路。

批评背后的建设性期待

深入剖析这些批评的内核，不难发现其锋芒虽然直指志书的疏漏、体例的缺陷乃至编纂者的学术素养，但其更深层的指向，则是宿松文化中“内敛不足”、“沉潜不够”的文化基因，以及由此导致的学术共同体的缺失和学术传统的断裂。批评的本质，是对一种更高质量文化产品的渴望，是对重建严谨、扎实、富有创见的本土学术共同体的呼唤。通过对志书浮泛表象的解构，批评者们实际上是在推动修志工作能够真正扎根于宿松深厚的历史脉络和鲜活的社会生活深处，从简单的资料汇编走向深刻的历史阐释与文化建构。正如笔者所言，这种批评的阵痛，虽然可能暂时带来困惑与不适，但它恰是宿松文化突破“难成大器”宿命，实现自我超越的关键一步。批评者们以其建设性的期待，为宿松文化的未来发展注入了批判性的活力。

四、转机与启示：从困境到超越

正视困境是为了突破困境，深刻反思是为了更好前行。宿松修志的困境及其引发的批评与自省，本身也蕴含着文化重生的转机与超越的可能。

文化自觉的培育路径

要突破宿松修志乃至整个地域文化发展的困境，首先需要培育高度的文化自觉，并构建切实可行的培育路径。这需要建立一种“双轨并行”的机制：在纵向上，要下大力气深耕本土历史记忆，系统梳理、抢救和活化利用各类文化遗产，包括文献典籍、口述历史、民俗风情等，夯实文化根基，增强文化认同；在横向上，则要充分利用宿松三省交界的地理优势，主动整合周边区域的文化资源，开展跨区域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具体而言，可借鉴桐城派“文统”传承的经验，有意识地发掘、整理和弘扬本土先贤的学术思想与文化精神，建立起相对稳定的本土学术传承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同时，积极寻求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引入外部专业研究力量，弥补本土学养的短板，提升研究的学术规范与深度。

修志工作的范式革新

面对新时代的要求和宿松的特殊困境，地方志编纂工作本身也亟需进行范式革新。这种革新至少应包含三个维度的转向：其一，从主要依赖少数编纂人员的个体编撰或松散协作，转向构建结构合理、分工明确、具有持续研究能力的学术共同体协作模式，发挥集体智慧，提升志书的整体学术水平。其二，从单纯的史料堆砌和现象罗列，转向对历史事件、社会变迁、文化现象的深层原因探究与理性阐释，赋予史料以生命和意义，增强志书的思想性与可读性。其三，从静态的文本记录和一次性的出版成果，转向动态的、可持续的文化传承与知识生产过程。宿松可以大胆探索“编纂-修订-再版”的螺旋式提升模式，将来自各方的批评意见系统整理、消化吸收，作为持续改进志书质量的宝贵资源和动力，使地方志真正成为一部不断丰富、完善、与时俱进的“地方百科全书”。

五、普适性启示：地方志编纂的深层规律与文化建设的镜鉴

宿松修志的个案，虽然具有其特殊性，但其所揭示的问题与经验，对于理解中国地方志编纂的普遍规律，以及推动基层文化生态建设，均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宿松的经验深刻表明，一部高质量地方志的诞生，绝非仅仅是编纂技术层面的问题，它与特定地域的文化积淀厚度、学术传统强弱、文化人才多寡以及整个文化生态的优劣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志书是地域文化的一面镜子，它既映照出一地的历史荣光，也折射出现实的文化短板。因此，要从根本上提升地方志的编纂质量，不能仅仅满足于修修补补的技术层面改进，更需要超越急功近利的表象工程和政绩思维，致力于深耕本地的学术土壤，培育健康的文化生态，涵养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意味着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鼓励学术创新与批判精神，建立可持续的文化投入与人才培养机制。真正的文化振兴，始于对自身历史的深刻理解与认同，源于对本土文化基因的自觉扬弃与重塑。唯有如此，地方志才能真正承担起“存史、资政、育人”的神圣使命，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文化纽带。宿松修志的困境与反思，恰是对这一规律的生动诠释与警示。

结语

综上所述，宿松修志之困，远非孤立的技术难题，而是其独特的地理文化基因、历史发展脉络与现代性冲击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下，地域文化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它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通过对这一困境的多维解构，我们不仅看到了宿松地方知识界可贵的自省精神与文化自觉，更从中提炼出地方志编纂的深层规律与文化建设的普遍启示。地方志不仅仅是冰冷的历史记录，更是鲜活的文化基因的镜像与传承载体。宿松要突破困境，重获书写的尊严与文化的自信，其必由之路便在于：在深刻的自我批判中实现文化觉醒，在广泛的交流合作中汲取外部营养，在持续的学术深耕中培育本土传统，最终构建起一个内外兼修、富有活力的文化生态。这不仅是宿松的文化课题，也是摆在许多类似地区面前的共同任务。唯有如此，地方志才能真正成为承载民族记忆、赓续文化根脉、激发创新活力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