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用人才,和平年代用奴才”一一论历史周期律中的用人之道廖理南
(2025-06-25 09:05:18)
“战争年代用人才,和平年代用奴才”
一一论历史周期律中的用人之道
“战争年代用人才,和平年代用奴才”
一一论历史周期律中的用人之道
廖理南
翻开中国历史长卷,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反复上演:每逢乱世,人才辈出;而到治世,奴才当道。这看似矛盾的历史循环背后,隐藏着权力与智慧之间永恒的张力。人才如利剑,锋芒毕露却难以为平庸者所用;奴才似藤蔓,柔软无骨却总能攀附而上。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文明高度,往往取决于它如何在"用人才"与"用奴才"之间作出选择。
动荡年代实为人才生长的沃土。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却孕育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盛世。孔子周游列国,虽"累累若丧家之狗",却开创了影响东亚两千年的儒家传统;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虽遭车裂之祸,却奠定了秦统一六国的制度基础。这些人才之所以能在乱世中脱颖而出,正是因为旧秩序瓦解后形成的权力真空,为各种思想与实践提供了试验场。没有世袭贵族的压制,没有僵化制度的束缚,人的才能成为唯一的通行证。三国时期,诸葛亮本为布衣,却因才能被刘备三顾茅庐;曹操提出"唯才是举",打破了汉代以来的门第观念。乱世的残酷性恰恰在于它毫不留情地淘汰无能者,只留下真正有本领的人存活发展。
而治世之中,统治者往往偏爱奴才。明代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曾感叹:"天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这位改革家的困境揭示了治世的悖论:当权力结构趋于稳固,维护现状就成为统治者的首要考量。乾隆皇帝拥有和珅这样善于逢迎的奴才,却将思想家崔述投入大狱;康熙一面推崇理学,一面大兴文字狱。奴才文化的盛行源于其维护统治稳定的"功能"——奴才不会质疑权威,不会挑战现状,他们的全部聪明才智都用于揣摩上意和巩固权力。从李林甫到严嵩,历史上有太多通过谄媚获得重用的例子。在这种环境中,真正的人才要么被边缘化,要么被迫自我阉割,将创造力转化为对权力的精致赞美。
人才与奴才的消长关系,实为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司马光等人反对的理由竟是"祖宗之法不可变";而同一时期的欧洲,城市大学的兴起正在为文艺复兴积蓄力量。当社会选择压制人才、重用奴才时,表面稳定的背后往往是创造力的枯竭和问题的积累。清朝中叶后,面对西方工业革命的浪潮,朝中大臣仍沉溺于"天朝上国"的迷梦,这正是长期奴才文化导致的认知退化。反观唐代贞观之治,太宗李世民鼓励谏言,重用魏征等人才,才开创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历史反复证明,对人才的包容程度与文明的活力成正比,而奴才文化的蔓延则必然导致社会的停滞与衰退。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真正的人才而非奴才。人才或许难以驯服,但正是这种不驯服中蕴含着改变世界的力量;奴才虽然易于管理,但他们的顺从往往以牺牲创新为代价。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如蔡元培主政北大时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人才提供生长的土壤而非束缚的框架。唯有打破"乱世用人才,治世用奴才"的历史魔咒,文明才能持续向上,避免陷入盛极而衰的循环。当我们回顾历史,那些真正被铭记的,从来不是唯唯诺诺的奴才,而是敢于独立思考、勇于挑战现状的人才。这或许就是历史给予我们最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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