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的报纸上说，天桥结束了“有名无桥”的历史，恢复重建了当年的汉白玉石桥。

有必要么？一座崭新的石桥端坐在南北大街的中央，且不说是否会影响交通，在这寸金之地，弄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与周围的街道环境，市容交通，毫不搭噶！（还不如建一座行人过街桥呢！）

当年就是因为影响交通才拆了它的！据说在清末就已经半拆半改，到民国二十三年便彻底拆掉了。而现在，在这交通如此拥堵的京城，反倒给它保留下了一块立足之地。

难道，让人们站在桥头去怀古论今，去抚今追昔，去找寻当年的历史痕迹么？

面对着没有一点文化底蕴和沧桑感，石刻雕工极其平庸的崭新石桥，唯有一声叹息。

天桥，绝不是因这个桥而闻名中外的。那是因为天桥是北京市井文化的代名词，因其独特而闻名于世的。与这座桥何干？有没有它，这儿都是天桥！

网上有许多介绍天桥的文章，大多是说在1957年就关闭了。可我咋记得至少在58年时还有呢！

我是59年上的小学，上学的前一年二哥罹患重病，父母为了照顾他，把我寄养在天桥的我大爷家。直到二哥病故，我也该上学了，才把我接回来。

大爷家住在天桥十字路口的东北方向，大概就是龙须沟的北岸，不过那时候龙须沟已经填平了。那是个大杂院，四面都有住房，中间的院子很大。不过可不是那种典型的四合院，房子没那么好。大爷住在北面靠西头的一间，老两口没孩子，只养了一只黑猫。至今还怕猫，就是那时候被这黑小子抓伤过。

院里有四五个和我同样大小的孩子，整天在一起疯跑鬼混。每每大妈站在院子里喊我回家吃饭时，我都是灰头土脸的回来，自然免不了被臭骂一顿。第二天，照旧和那帮孩子玩儿得火热。

大门北面是一个木器厂堆放木料的场地，在木堆上爬上爬下，时而钻进木料的缝隙里藏着玩儿。现在想起来都后怕，一旦木堆滑动，被捂在里面，还不成了肉饼啊！出大门往东不多远就是金鱼池，当时还是个不小的湖咧！在湖边折柳枝做哨儿，在水边摸小鱼捞蛤蟆骨朵。再就是穿过木器厂过马路到天坛根儿，那时候还有有轨电车呢，我们叫“diang diang车”。过了铁道就是坛墙根儿。几个孩子沿墙找到低矮破败的地方翻过去，里面是一大片树林，其中有核桃树。大一点儿的孩子爬上树，摇晃树枝，噼里啪啦的青核桃往下掉。捡回去埋在土里，青皮沤烂了，再剥着吃。

走得最远的一次，就是“逛天桥”。那次是我大爷带着，大妈还给了两毛钱。从家里出来往西走，顺着马路过一个十字路口就到了。大约也就是十五、六分钟的路。

至今仍保留在记忆中的热闹场景。窄窄的胡同过道，两边是卖东西的店铺小摊，里面稍宽阔的地方有摔跤的、拉洋片的、说书唱大鼓的、打把势卖艺的，还有帆布篷围起来的马戏表演。尤其是那摔跤的，俩人光膀子穿着褡裢，转来转去，相互大骂，就是半天不摔。真应了那句“光说不练”了。对了，还有穿着大褂变戏法的，从大褂里往外掏鱼缸，里面还有活蹦乱跳的小金鱼。当然了，还有那些卖各种小吃的。这些儿场景都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里。

上学的时候，也曾经在寒暑假里多次去过天桥，不过是到天桥或是前门大街的新华书店去买书看书。参加工作后，住在宣武，上班在崇文，前前后后，无数次的从天桥经过。搞对象的时候，也没少在天桥的中华影院看电影，在天桥剧场看戏。

生在南城，长在南城，工作在南城。自然有着深厚的城南情结了。

直到“五十”那年，工作和生活的重心北移。

当然了，不只是天桥，还有永定门。还有······

（天桥文化是北京市井文化的代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什样杂耍和百样吃食”就是对它一个形象的描写。在天桥市场出售的日用百货和小食品价格非常便宜，受到社会底层市民的欢迎，在天桥上演的各种民间艺术也大多迎合了底层市民的欣赏口味，其中包括了各地常见的评书、相声、评剧、梆子、大鼓书、魔术戏法，也有比较少见的洋片、训蛤蟆，甚至连市井骂街都成为天桥艺人表演的项目。另外出售药品和医疗服务也是天桥市场的一大特色，一些江湖郎中，在天桥出售自制药品，兼提供拔牙修脚等简单的医疗服务，由于价格远较正规医院和私人诊所便宜，因而深受底层市民的欢迎，这些郎中有时在卖药的同时还会表演武术、硬气功等，非常热闹，传统相声名段《大保镖》就是脱胎于天桥卖大力丸的艺人。在北京甚至还出现了与天桥相关的歇后语：“天桥的把势——光说不练”。

在天桥文化中，值得专门提出的是戏棚，在天桥撂地卖艺的艺人，积攒一定收入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后，便会组成自己的戏班并兴建戏棚，在固定场所演出，天桥的戏棚最多时达到了三十余家，这些戏棚大多以芦席、铁皮板等为主要建筑材料，堆土为台，戏棚规模大者可容纳七百到八百人，小者可以容纳一百人左右。京剧名角荀慧生、评剧名角新凤霞都是从天桥戏棚走出去的艺人。

天桥作为北京市井文化的代表，出现在很多文化作品中，作家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啼笑姻缘》、老舍的《龙须沟》等都是以天桥地区为故事背景的。------【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