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海欣别墅小区92号，一幢三层楼的别墅。

在松江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眼中，这将是洞泾镇拆违工作中“最瞩目”的一件事。区政府此前接到同一小区的业主举报称，这幢别墅两层改三层，是小区中违建面积最大的一户，拆别墅也得先“打老虎”。

而在业主齐明喜的眼中，这是他一辈子的积蓄才换来的私有财产。齐明喜称，别墅4年前因违建已经被处理，之后房子未作改动，为什么现在又要拆？小区大部分业主都存在违法搭建，其中还包括个别退休的干部，为什么要针对我一家？

2014年7月，上海市出台文件，全力推进违法建筑治理工作，别墅拆违则作为治理工作需要攻坚的战役。齐明喜的这幢别墅，亦被列为松江区拆违工作中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双方几轮谈判未果后，强拆启动了。2014年8月26日，松江区拆违办和洞泾镇政府牵头，联合房管、城管大队、公安、消防等部门执法，数十名工作人员花费了4个小时，齐明喜这幢别墅的房顶被夷平。

可是，政府完成了别墅拆违，却引来了官司。2014年11月28日，齐明喜将松江区政府诉至上海市一中院，要求法院确认此次强拆违法，并提出2100万元的巨额赔偿。

据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了解，上海市启动别墅拆违工程后，仅松江区辖区内便提起了十几起行政诉讼案，被告均为镇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而别墅业主将区一级的政府直接告上法庭，在齐明喜之前，上海尚无先例。

“史上最严”拆违新规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3月6日下午，上海市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并对境内外记者开放。

轮到代表盛亚飞发言时，他多次以上海市和松江区如何推进别墅拆违工作为例，谈建设法治政府、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市松江区区委书记。

“从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的实践来看，许多城市管理的顽症之所以久治不愈，其重要原因就是缺少针对性强、有效管用的法律法规支撑。”盛亚飞说。

2014年7月，上海市出台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拆违新规——《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违法建筑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新规”）。

2009年，上海启动拆除违法建筑计划。据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布，在“史上最严”拆违新规出台前，上海已拆除违法建筑2100多万平方米，成效斐然。

可是，上海市建设管理委主任汤志平在解读新规时表示，从上海全市来看，“违法建筑的蔓延势头仍没有得到根本性的遏制”，这才推动了新规的出台。

新规的核心是：快速查处拆除正在搭建的违法建筑，确保“新账不欠”。同时，将建立黑名单制度，将违法当事人信息纳入信用管理。

随后，上海市又出台了《拆除违法建筑工作责任追究办法》。对搭建违法建筑的个人和单位，在各类先进评比和表彰中实施一票否决。

新规出台后，松江区交出了漂亮的“答卷”：2014年拆除存量违法建筑38.1万平方米，是市里下达任务的三倍多。

松江区创造了“拆违六动经验”，并在全市拆违大会上进行交流。这六动是“借领导重视发动，借部门合力推动，借街镇力量行动，借党员干部带动，借考核压力促动，借宣传造势鼓动”。

2015年2月26日，农历新年刚过，松江区召开大会，主题继续锁定拆违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盛亚飞还特别提到，“我们已经把别墅区拆违做成了松江拆违工作响当当的品牌。”

据介绍，高档别墅区历来是违法建筑的高发地，且屡禁不止。但是，松江区逆流而上。2014年全年，松江拆除别墅违建近8万平方米，涉及3500多户。在上海市各区县中，松江别墅区的拆违面积和拆违力度首屈一指。

盛亚飞提出了“拔钉子”的比喻。

他说，目前，松江拆违工作已经进入“深水区”，容易拆的都拆得差不多了，留下的基本都是难拆的，拆违工作进入一个点一个点拔钉子，一个平方一个平方地在别墅区、工业区、专业市场的违法建筑中抠面积的阶段。

盛亚飞强调，要用足法律政策资源，提升拆违工作实效，整合各方资源，形成丰富多样的制约手段，用好《上海市松江区贯彻落实〈拆除违法建筑工作责任追究办法〉的实施意见》这把利剑，“督促每个干部自己家中必须没有违建，否则就要追究失职渎职责任。”

啃下“硬骨头”

就在松江区召开大会的前一天，齐明喜的诉讼请求被一审法院全部驳回。

20多年前，他从浙江仙居来到上海，从事油漆销售行业。5年前，他用了所有积蓄加上亲戚借款以及银行贷款，共600万元买下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海欣别墅92号花园别墅。

2010年11月，他在别墅装修过程中，被松江区拆违办认定其装修存在加高加宽的扩建部分，并完成拆违工作。“自此后4年时间，我们一家八口住在房子里，也再未进行任何房屋改动。”齐明喜说。

直到2014年7月，上海市拆违新规出台。8月12日，齐明喜接到了松江区政府下发的《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沪松府强拆决字[2013]第47号，决定8月22日组织强制拆除。

他对此心有不服，“小区93户业主大部分都存在违法搭建，其中包括个别退休的干部，为什么要针对我一家？”

拆违日期临近，齐明喜焦虑不已。当时，他的儿子正准备结婚，别墅自然作为婚房使用。

他前往镇政府找到分管副镇长吴炜求情，高温天气里，他因为高血压晕倒在镇政府。

据一名知情的政府人士透露，当时，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很紧张，就怕齐明喜出点什么意外，“我们立即把他送到了最好的医院就诊，直到他的家人赶来，才松了一口气。”

8月26日，比通知时间晚了4天，强拆启动。松江区城管执法局副局长董清和拆违办副主任周安健均在现场。

现场准备工作非常细致周全。据《解放日报》当时报道，每个参与拆违的单位职能分工一清二楚。区公证处全程录像，考虑到业主有高血压，在拆除过程中，还请医疗专家到现场。现场调用了两台大型挖掘机，并有两台氧气切割机在旁“待命”。

别墅拆违往往还面临着技术的难题。据记者采访了解，因为违建往往和原建筑主体“合二为一”，拆违既要保证违建部分全部拆除，还要保障合法建筑的完整性，在拆违过程中，还要确保不能发生安全事件和违规操作，施工难度也较大。

董清回忆说，为了齐明喜和家人的安全，公安机关以训诫为由，将他们带至洞泾镇派出所。随后，拆违开始，“一旦机器启动，就停不下来了。”

4小时后，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齐明喜的别墅房顶被齐齐削平，这块违法建筑的“硬骨头”被“啃下”。

齐明喜则称，“一家人在派出所不吃不喝，度过了恐惧的一天。”

“用掉法制办四分之一经费”

强拆行动结束后，因考虑到房屋安全问题，齐明喜及家人被镇政府安置在一个小宾馆中生活了一周。后来，他们在外租了一套房子居住。

自从2014年8月26日拆违行动结束后，齐明喜和家人再也没有踏入小区。“感觉自己脸面都丢光了，做了一辈子生意，50多岁还得寄人篱下生活。”齐明喜说。

齐明喜到松江区人大信访称，这不是拆除违建，“房子好像遭遇了一场飞机轰炸。”

松江区拆违办副主任周安健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后期别墅的修复和相关补偿，应由洞泾镇政府完成，“费用可能得上百万元”。

后通过多方交涉，洞泾镇政府和房屋检测单位签订了合同，答应支付费用用于房屋安全检测。但是，后因镇政府拒付检测费用，检测始终未能开始。

与镇政府交涉无果后，齐明喜找到了律师邹佳莱，决定启动行政诉讼。

齐明喜显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据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询，2014年6月，洞泾镇居民冯福林不服镇政府作出的责令限期拆除违建决定，向松江区法院提起诉讼。后法院裁定撤销洞泾镇镇政府的决定书。

据董清回忆，类似于这样的行政诉讼，松江区已经发生十几起。“我们其实也希望能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纠纷。”董清说。

邹佳莱是上海市律协行政法律研究委员会主任，在行政诉讼领域颇有造诣。他研究完案情后，认为这是一起“区政府无权行政行为”的案件。

2015年1月9日，上海市一中院开庭审理“齐明喜不服上海市松江区区政府行政强制拆除行为一案”。

在法庭上，邹佳莱律师提出，松江区政府下发《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有5方面行政行为的违法性。一是法律规定松江区政府没有拆违决定职权，只有职能部门区房地局有职权；二是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没有区政府人员的执法证件；三是按照法律规定，不是现行违法建筑，而是存量违法建筑，不适用强拆；四是存量违法建筑不宜拆除的，应当进行经济处罚；五是根据上海市的文件规定，拆违应当是党员干部要先拆，齐明喜是一个外来农民户口，第一个拆除他的房子依据何在？

据一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人士透露，开庭前政府法制办在研究案情时，发现执法过程存在一些瑕疵和程序问题，“政府要拆违效率，又下达了指标，基层人员在具体办事时很难避免。”

董清当时旁听了一审开庭，据他回忆，当时庭审双方争论激烈。最终，法院没有采纳律师的意见，驳回了齐明喜的诉讼请求。

“据我所知，由于标的额大，这一个案子便用掉了区政府法制办一年四分之一的经费。”董清说。

随后，齐明喜将案件上诉至上海市高院。目前，该案二审尚未开庭。

“天下第一难事”

一审判决后，齐明喜开始委托律师向松江区人民政府申请信息公开。

“我申请公开1到46号强制拆违决定的信息，因为给我的决定书是第47号，那么此前的46家有没有拆违呢？但是后来政府提供的信息却全部隐去了建筑物门牌号码，其中还有几家竟然显示信息不存在。这是不是故意在隐瞒某些违建的神秘人物呢？”齐明喜说。

周安健则告诉记者，当齐明喜别墅违建拆除后，其他几十户别墅也得进行执法，“只是时间问题”。

在松江区城管执法局局长兼拆违办主任俞春松看来，别墅拆违已是“天下第一难事”。

俞觉得，别墅拆违确实要冒很大风险，抵触情绪很高，压力很重。“在这个社会里，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拆违是苦活、累活、得罪人的活。”俞春松苦笑着对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说。

如今，海欣别墅小区92号院里一片狼藉，裸露的屋顶上钢筋扭曲着，就好像俞春松脸上的表情。（民主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