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的媒体会从公开报道中进行统计，发现自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达112人，其中省部级官员有8人，厅级官员22人，处级官员30人，处级以下官员52人。这个数字，会被用来强化官员抑郁自杀比例高企的结论，一如此前媒体人所面临的遭遇。可是，很简单的常识是，每年十余名官员自杀——即便其全部因为抑郁，也是一个非常小的比例；如果你将此和全球有3-5%的抑郁症患者联系起来思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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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个清洁工的自杀也都能经由媒体进入公共舆论空间的话，相信我，他们的自杀比例只会比官员或媒体人更高。如果你不是鸡汤式励志文本的信奉者，你就应该知道，无论是官员，还是媒体人，他们的整体压力只会比那些在生存线上下打转的职业群体低，低太多。

这基本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在3-5%的抑郁症患者中，有些是抑郁程度较轻者，有些则相形严重。并不是每个抑郁症患者都会自杀，这和是否接受科学的治疗以及境遇好坏有关。但总有一定比例的抑郁症患者，在自觉愉悦感完全丧失的情况下，会选择抛弃这个世界——他们首先在心理上是感觉被这个世界抛弃了。

抑郁症并不完全和压力有关，很多人遭遇山大的压力，但不会形成疾病意义的抑郁状态。也有很多抑郁症患者，其实并没有被过多的生活压力所困扰。但对于一个已被确诊的抑郁症患者而言，他所面对的压力大小，却有可能成为其是否选择活下去的一个理由。虽然还不能做出抑郁症是遗传性疾病的确切结论，但医学统计显示，它具有家族集中的“遗传倾向性”。

有的报道称，自杀官员因接受调查而患上抑郁症，这基本也是想当然的说法——抑郁症的病因虽无明确科学结论，但基本可以肯定有生物和神经因素，外在压力最多只是触发条件；这和几例官员与记者自杀，就强调行业群体的负重和压力一样，映照出大众舆论对精神疾病的低认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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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离奇的是，有意见领袖在微博呼吁“以后组织部门提拔干部，要进行心理健康方面的检查。患有抑郁症就不要提拔了。”这种精神歧视并无正当理据支持。抑郁症患者的工作能力和责任心并不一定更低，很多业内杰出人士如崔永元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据报道，蒋洪亮对工作有畏难情绪，这是个案表现，在此问题上组织部门或需尊重个人意愿，但不能因此得出不要提拔抑郁症的荒谬结论。心理健康检查承然必要，但它不应被用于职业歧视的目的。

被曝光的部分自杀官员，是正在接受组织调查的中途，寻了短见。“组织调查”所构成的现实压力，可能就成为压垮这些本就有精神疾病官员生存意志的稻草。但站在民间的视角，大众总有个疑虑，他们怀疑自杀官员是否真的患有抑郁症。这与其说是对精神疾病的不了解，毋宁说更多是因为对官方结论的不信任。如果严格反腐的语境下，一个官员的落马必然会导致牵出萝卜带出泥的后果，老百姓们更愿意腹黑地想象自杀官员是被灭口或遭遇腐败同党的逼迫而死。

在互联网上，我们能看到这样的质疑，它会消解人们对反腐正当性的认知。这要求官方应尽可能公开与个案相关的信息。以蒋洪亮为例，说他抑郁症有什么证明材料？又何以被官方知悉？他的自杀是否也有一些和公共利益相关的触发因素——譬如也被列为调查对象？

这个时代是在快速发展着，民间对媒体和政府的期待也在升高。当蒋洪亮以惨烈的方式从108米高的塔端纵身跃下，他不仅应成为媒体传播正确抑郁症知识的范例，也给政府改变故态、快捷有效公开信息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