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国家政治生态的评价，首先在官民关系。在现代社会之前，官员的坊间称谓是“父母官”，威权甚或独裁是其本质；及乎今日，无论政体如何，执政者均多以“公仆”而自称之。这样的称谓，代表了一种执政理念的转变，它意味着公民才是社会的主人，他们纳税并聘请官员代为服务。但“公仆”称谓是否名实相符，则大有考究余地,有时候，它仅仅只是一种言辞的游戏而已。如从法律视角切入，则民告官渠道是否畅通，是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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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全国人大表决通过《行政诉讼法（修正草案）》，代表着立法层面规制官员从“父母官”到“公仆”的一次努力。这是行诉法第一次修改，24年前它的出台，预示着一种划时代的法律理念变更：执政官员并非“真理”与“正确”的代表，他们可能出错、滥权和贪腐，公民可以从法律渠道寻求救济，以纠行政之偏。

对官员的制衡主要有三种路径，一种是政治上的，可通过行政考核、选举等程序完成，另一种是舆论上的，即将暗箱公开，诉诸民意压力，还有一种就是法律上的，通过立法和司法，达成对行政滥权者的惩戒。

24年前，虽然开启了中国大陆“民告官”的大门，但门缝狭窄，能挤入者比例既低（法院动辄不予立案），庭内主事法官且难独立公正（行政干预和司法腐败），即便侥幸胜诉，也通常只是拿到一纸具文而已（执行难，滥权公仆未受惩戒）。维权者成本高企，几乎是被道义或愤懑不平之气推动着，完成一次于己得不偿失的实践行诉法征途；其结果，却又时常让其对所谓“依法治国”失去信心。

从媒体报道的行诉法修正草案可以看出，立法者有令民告官大门通畅的努力。针对“立案难”，有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房屋土地征收补偿、滥用行政权力、行政机关侵犯公民人身财产权力等12种情形，法院应该受理；立不上案者，有相应救济渠道。

行政干预司法的问题，修正草案也做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但似乎并无新意，如何避免事实上的干预，还需有其他制度安排和制衡途径才可完成。

针对执行难，修正案增加对行政机关负责人的责任，空前严格到可以拘留的地步。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将此作为一个亮点特别提出。立法机关针对执行难，祭出了重典。但问题是，如果以前连明令禁止的行政不得干预司法都不能贯彻，现在又如何能保证追究行政机关负责人的新规得以执行？问题又打回到前面去。

道理其实至简，这社会上诸多的乱源，其实都和行政层面的失序有关。或者是滥权，或者是渎职不作为。后者的危害相对隐性，但影响同样深远。我的一个朋友，近来在河北最靠近北京的燕郊开发区组织武术队维权，对抗殴打业主的小区“黑物业”，上了媒体头条。我写作该文时，燕郊的业主又上街堵路维权。这是每年都会发生多起的事件，北京媒体也报道过。举一个例子，当地新源供热公司冬季供暖达不到18度，虽然行政机关有明文规定要求退款，但公司不退、主管机关也不管怎么办？无论是“黑社会物业”，还是“黑心供暖公司”，其实都是渎职行政机关促成的结果。

行诉法当然可以在起诉渎职等问题上起到作用，刑法其实同样应予发力；从渎职罪被提起公诉的比例过低亦可看出，很多问题并不仅出于立法上。

很显然，重建官民关系，需要政治、舆论和法律多管齐下，很难指望毕其功于一役。但立法层面的技术设计，仍能改观民告官的现状，并有助于社会和谐和所谓“中国梦”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