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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忙碌者的珠联璧合
《香港诗魂——孙重贵诗歌艺术论稿》序二
徐成淼(贵州民族大学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孙重贵先生在香港经营企业,其忙碌程度可以想见。可他却在繁忙商务的间隙,数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把文学这个“副业”,当成“专业”来做。居然做得有声有色,蔚为大观,这可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更可贵的是,在诗歌日渐式微的当前,孙重贵先生恰就选择了诗,作为他躬耕的主要作物。其坚执的精神,令人钦佩不已。孙先生写诗不拘一格,且涉猎极广。不仅写自由诗,还写散文诗、寓言诗、讽刺诗、科学诗等;可谓全线出击,而又发发命中靶心。孙重贵先生的诗歌,既坚持传统,又力求创新;既不舍现实主义的精髓,又充分汲取现代艺术的养份:受到海内外论者的广泛关注和首肯。
和孙重贵先生同样忙碌的另一位先生,是本书的作者、安徽铜陵学院的崔国发副书记。一所大学的领导人,其肩头责任之重大和工作之繁冗,外人很难想见。这么一位公务在身的忙碌者,却像孙重贵先生一样,几乎花费全部公余时间,致力于文学。迄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计百万字,出版文集多种,其诗歌、散文和散文诗等曾多次获奖。崔国发先生不仅勤于创作,还对文学理论作了深入的研究。他的许多文学评论,切中肯綮,极具力度。要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两方面都卓有建树,绝非易事。对在高校主事的领导者言,更为难能可贵。
这么忙碌的两位先生,哪来的时间和精力,让自己的笔下,不断流淌出高质量的文字来?看来人只要有目标和毅力,有追求和恒心,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情。特别是当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两位先生的业绩,更让人肃然起敬。他们对文学的专注和奉献,再次证明了,在无论怎样的境况下,总有一种属于精神、属于心灵的东西,是不可或缺,会永远为智者所坚守的。
更令人称奇的是,孙重贵和崔国发两位先生,一位在南国香江,一位在中原腹地,其间并无必然的关联。两人却以独特的方式,用文学的纽带,相互连接了起来。由于地域的阻隔和环境的差异,两位先生之间的笔墨情缘,更成了一曲佳话。
崔国发先生与孙重贵先生并不相识,直至此书即将出版的今日,他们仍未曾谋面。是孙重贵先生的诗作,触动了崔先生的思绪,使他顿生提笔评论的动机。在一次造访文友时,崔先生偶然看到案头一本孙重贵先生的诗集。他只翻了几页,就确认孙诗的境界和魅力。从那时起,崔先生多方搜集孙先生的诗作,对孙重贵先生的散文诗、寓言诗、讽刺诗、咏史诗、现代诗、山水诗、城市诗、爱情诗等,逐一品读。研读之后,独有心得,发而为文,才情并茂。几年来,崔国发先生研讨孙重贵先生诗歌的论文和评论,已积十数篇之多,曾散见海内外各类报刊。今天,在论文和评论的基础上,崔国发先生又写出这本《香港诗魂——孙重贵诗歌艺术论稿》,使他的孙重贵诗歌研究更具理论纵深和学术视野。这也是令人叹服的一道文坛风景:眼下人心浮动,雇人捉刀评好者时有所见。一些学者甚至开价作文,被讥为“红包评论”。在这种情况下,崔国发先生为远在香港、素不相识而迄未谋面的孙重贵先生写作专论,可谓高山流水。其心其志,叫人深感钦敬。
崔国发先生的“孙重贵诗歌艺术论”,并非泛泛而谈,更无酬酢之言。崔先生对孙重贵诗歌的分析,鞭辟入里,求真求实,绝无凌空蹈虚之弊。他为孙重贵诗歌确定了基调,即“大感觉,多声部,真性情”。在此基础之上,他以庖丁解牛之刃,细析孙重贵各类诗歌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分解集纳,精到通透,言之有物,游刃有余,反映出崔国发先生充足的理论储备、丰厚的艺术修养和娴熟的文字技能。在论及孙重贵散文诗创作时,崔先生写道:孙重贵“能纳须弥于芥子,挫万象于笔端,缩巨龙于方寸,托尺幅于万里。他能以小见大,由小而大,由浅而入深,由近而致远,以小文体写大胸襟,在诗歌园地上,已繁衍成一片森林,一方骄人的风景。”从中可以看出,崔国发先生论孙重贵,不仅具有理论的高度,更有笔底之华彩。
托马斯·莫当特在《蜜蜂》一诗中写道:“灿烂的生命中一个忙碌的时辰,抵得上一世纪的默默无闻”。从世俗的观点来看,孙重贵并非“专业”作家,崔国发亦非“专业”评论家。两位忙碌者涉足文学,原本近乎“票友”的意义。但由于他们的秉赋和资质,更由于他们的专注和持恒,却将“玩票”做成了“专业”。孙重贵先生的文学创作,崔国发先生的理论研究,都获得了超水平的发挥。他们以忙碌人的条件,而超越“业余”,上升为“正果”,殊属不易。两位素不相识的忙碌人,由某种因缘而完成了一次“合作”,导致这本《香港诗魂——孙重贵诗歌艺术论稿》的出版,更是令人欣慰的事情。一位别具慧眼的内地评论家,为一位率性真情的香港诗人写作专论,诚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2007年1月19日于深圳四季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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