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熊》讲的是一个关于正义与惩罚的故事。女主人公托尼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不知身在何处，也不记得自己是谁。走出屋子后，路人都只是拿着手机默默拍摄她，并不搭理她，也不回答她对自己和周围环境的困惑和疑问。这时，突然有两个头戴恐怖面具的人拿着电锯等武器要袭击她。在托尼找到一个同样被追杀的女生后，女生带她前往一个叫做白熊的地点以解除危机。经历了一系列恐怖追杀，在混乱和惊吓中托尼终于达到白熊。在她以为终于摆脱追杀时，眼前一道幕布拉开，她这才惊讶地发现，自己从头到尾只是被拉入一场戏的角色。台下坐满了观众，而她则被按在椅子上开始接受审判。

原来托尼曾和男友诱拐一个小女孩并将她残忍杀害，还给女孩在死前录像。他们俩如此冷酷残忍的做法激怒了大众，于是为了对她的暴行进行惩罚，或许也是为了警示大众，成立了审判公园。公园每天用电击使女主痛苦地失去记忆，将她引入追杀戏中，最后再揭示真相，让她坐在类似囚车的玻璃房里接受民众的谴责和言语谩骂，在愧疚、恐惧的折磨中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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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没有喘息、紧张而压抑的追杀，和托尼在追杀中备受折磨的痛苦，如果回头再从公园里观众的角度来看，让人不禁想到法国社会学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这本书开头描写的五马分尸行刑场面。福柯所描述的前现代社会中，惩罚罪大恶极之人所使用的残忍暴力手段，其目的与其说是惩罚罪犯本身，更有从精神上震慑围观群众的社会功能。群众在“观赏”这一场面的过程中，对于罪行的愤怒得到了释放，获得一种正义得以伸张的满足感，同时也被这种可怖的肉体折磨所深深震撼，从而压抑自己犯罪的冲动。

这两种正义的满足感和压抑罪恶的恐惧感，为以折磨的方式惩罚罪犯提供了合法性。就像在《白熊》里，观众们觉得托尼就应当被一次次电击，一次次在惊恐中逃亡，一次次获知真相后陷入深深的自责，遭到唾弃。没有人同情她在这一周而复始的受刑中的痛苦。但是很显然，剧集对于审判公园和观众的做法是带有反思意味的。当观众们冷漠地享受托尼的痛苦时，这究竟是正义的快乐，还是新的罪恶在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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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这一问题在故事结束后又在豆瓣继续上演。关于这一集的主题，豆瓣上评论的立场大致分成了两种。一种认为这是细思极恐的以暴制暴的伪正义。以牙还牙的报复并不是制止罪恶的选择，反而会助长新的伤害。这也是二战后同盟国选择通过军事法庭的法律审判，而非屠杀式的报复对待纳粹和日本军官背后的伦理。

而另一部分人则反而赞同片中观众和公园的做法，认为对于残酷的施害者，如果没有相应的惩罚，正义的天平就会失衡；并且严格的惩罚措施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震慑其他人，提醒更多的人不要作恶。这类观点的极端表达，就是曾经一度流行网络的对贩卖儿童者一律判处死刑。

虽然我本人并不否认第二种观点本身的合理性。报复心是以追求受损的平等来重获心理平衡。当托尼承受了和小女孩一样的残忍拍摄，在人们心中，小女孩的死或多或少被托尼在游戏中受到的伤害报偿。而观众们之所以可以孜孜不倦地欣赏这一“游戏”，也是因为女主即使再痛苦，也无法弥补女孩生命的失去。其次，如果人们真的像耶稣所说——“敌人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伸过去”，那么现实情况很有可能反而是出现更多无法无天的坏人，因为遏制他们的惨重代价不复存在。

但即使如此，我们对于这样的方式，也应该永远保持警惕和审慎。因为它也会带来同样大的副作用。意大利法学家贝尔利亚曾写道：

“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毁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难道一个不幸者的惨叫可以从不可逆转的时间中赎回已经完成的行为吗？”而严酷刑法的后果则是：“人的心灵就像液体一样，总是顺着它周围的事物，随着刑场变得日益残酷，这些心理也变得麻木不仁了。”

法国的孟德斯鸠也在《论法的精神》里探讨刑罚轻重的标准，认为

“严酷的刑罚比较适宜于以恐怖为原则的专制政体，而不适宜于以荣誉和品德为动力的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良好的立法者关心预防犯罪，多于惩罚犯罪”，因为“注意激励良好的风俗，多于施用刑罚”

一个好的社会，不应该是以暴行应对暴行，否则这样一来接受惩罚的人心中又会进一步产生对社会的仇恨。对犯了错的人进行惩罚，如何把握轻重是一个非常微妙而困难的事情，但盲目和激进的宣泄愤怒肯定不是可行的方式。而一个没有合理尺度，完全非理性的司法制度，也会使社会弥漫戾气，甚至撕裂社会。

看完白熊，我想到前段时间的王宝强离婚事件。对王宝强的支持，对马蓉背叛和欺骗婚姻行为的谴责本都无可厚非，可是当一些不够理性的“吃瓜群众”不甘于只是默默吃瓜，而是做积极的键盘侠对马蓉进行地毯式人肉和随意谩骂，甚至在机场围堵攻击马蓉宋哲时，这样的正义反映出来更多的，或许只是社会恶的一面，披着支持王宝强的美好外衣。

（图片来源：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