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增设“虐童罪”的建议

我国约有四亿未成年人，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佑护下，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取得很好的成效。但是，近来连续发生数量惊人的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仅2014年1月，媒体报出十几起虐待、伤害未成年人的恶性案件，手段残忍，骇人听闻，挖眼、割耳、割生殖器、缝衣针扎心脏、打残四肢、用开水烫、打死、农药毒死、掐死、饿死、高楼摔下、淹死、奸杀、性侵、狗咬出儿童肠子父母却放弃治疗等情况，与此同时，未成年人侵害年龄更小的未成年人案件数量也在急速上升，监护人、家庭成员、幼儿园和小学教师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也在频发，幼儿遭受家庭暴力或虐待后的自杀事件也频频见诸报端，这给我们整个社会都敲响了警钟。

    一、“虐童现象”要引起法律的重视和关注

    我国未成年人的比例约占总人口近四分之一，多是独生子女。因此，避免虐待儿童的生存权利，涉及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未来。由此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应该优于成人，实行“特殊人群、特殊保护”。但是，据了解约三、四成的未成年人都曾受到过不同形式的虐待，更有约4.4%的未成年人遭受过多种严重虐待和伤害。挨过打的孩子男女比例分别是超过一半和近三分之一，约三分之一的孩子被当众羞辱过。

究其原因，“虐童现象”与“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封建思想有关，“虐童害童”违法现象难以得到有效惩处，很难追究刑事责任，很多加害人根本不清楚“虐童罪”的违法界限，甚至普遍存在“孩子是我生养的要打要骂都不犯法”、“侮辱、体罚、精神虐待只是家长和未成年人的交流方式”等等观念。因此，建议尽快修改《刑法》增设“虐童罪”。

二、我国刑法缺乏惩处“虐童、害童行为的“虐童罪”

由于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对于“虐童和害童”更多的是倡导性的禁止规定，欠缺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我国《刑法》并无虐童罪，已有的虐待罪仅限于虐待家庭成员，且量刑一般不超过两年，但是该罪一般为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只有达到“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情况时，才能转化为公诉案件。这样的法律现状根本不足以震慑和惩处害人者，更不足以维护未成年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消极后果至少有二：

1. 家庭成员虐童罪具有隐秘性特点，尤其是监护人虐童的情况，自诉欠缺可操作性；

2. 社会上出现恶行虐童行为，并未造成实际上的重伤、死亡后果，这时办案机关查处时却无法可依。基于此，我国绝大多数社会民众都同意并积极主张在《刑法》中增设虐童罪，将虐童行为入刑，要求从严从重惩处当前广泛存在的虐童、害童等恶性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并强烈希望通过《刑法》明确“虐童罪”的方式，对虐童行为形成事前的强力震慑和事后的从严惩处，从而有效防范虐童行为的发生，并使办案机关在重大、恶性、极坏影响的虐童害童案件发生后，能够做到有法可依，严格执法，从而维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和生存安全。

　三、国际通行惯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针对虐童行为的立法惯例，大都明确规定了“虐童罪”，而且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一般都采取了从严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立法原则，并且体现了越来越严的立法趋势。

1981年，国际儿童福利联合会曾对“虐童”做出如下分类：一，家庭成员忽视或虐待儿童；二，有关机构忽视或虐待儿童；三，家庭以外的剥削(童工、卖淫等)；四，其他虐待方式。其中，家庭成员忽视或虐待又分为躯体虐待、忽视、性虐待和心理情感虐待。在国外，一般都有围绕刑法“虐童罪”来构建的一整套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实施体系，比如美国还有《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案》 等相关配套法规，并有完善的强制举报制度，规定公民有举报虐童行为的义务。但是，这一系列完善的保障制度的核心，便是刑法的“虐童罪”。只有围绕这一核心的刑法措施，才能够依法保障对虐童行为最大限度的事前震慑和事后惩处，以及构建完善的国家层面未成年受害人救助制度。

因此，我国将“虐童罪”入刑，条件已经成熟。

 王兴东委员

                            201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