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蹚过战火纷飞的岁月”——

曾照富：抗敌前沿的执法者

■记者 易书宝 通讯员 彭军林

曾照富在讲述抗战岁月

    “当时，我们的任务就是维持长沙的治安和惩治违反纪律的军人。”70余年前的抗战岁月，对于今年89岁高龄的抗战老兵曾照富来说，仍然历历在目。
   
幼年丧母，农家少年向往外面的世界

    曾照富的家在湘潭县射埠镇筱里村筱里组。然而在民国14年（1925年）12月曾照富出生的前后，他的家却并不在这里，而是在距此10多里地之外的继述桥。“我祖父是一位勤奋精俭的农民，他靠种田养猪和精打细算让全家人过着温饱的生活。但当时的乡村里不太平，土匪绑票勒索和抢劫的现象常有发生。如果发现谁家比较富足，土匪就会在夜间派人送来索要钱财的‘字条’。遇到这种情况，一般的人家都不敢反抗。我家也接到过几次这种‘字条’，虽然最后都不得不破财消灾，但家里人却由此生活得提心吊胆，后来就不得不搬了家。”

    曾照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在他出生前，他的上面就已经有了四位姐姐和两个哥哥。但不幸的是，曾照富出生时，因为难产，他的母亲死在了产床上。“旧时重男轻女的习俗很严重，因为我是男孩，因此逃过了被溺毙的命运。”但要养活他却让他的家人感到很棘手，为此，家人以一石米、一斤油、一斤盐和十块光洋的代价，将曾照富送到刚生了孩子、正在哺乳的人家去带养。一年后，断了乳的曾照富被接了回来，从此，他的姐姐们担起了照顾养护他的责任。“那时，我家里已经富裕起来，我祖父和父亲靠养猪和种田，逐渐积攒下了一份丰厚的家业：到我10岁左右时，归属我家名下的水田已经有108亩，家里还喂养了两头牛，我的童年就是在牛背上度过的。”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大，家乡的山水和富足的物质生活却越来越难以束缚曾照富狂野的脚步。“母亲去世不久，父亲就续了弦，虽然我很尊重继母，但关系却始终不能融洽。后来随着姐姐们出嫁、娶妻成家的哥哥们各自为政，让这个平昔热闹的大家庭一下子变得冷清了许多。而伴随年龄的增长，已经识字启蒙的我从书本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开始渴望能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希望能到外面去闯荡出一番自己的事业来。”

投军报国，他成了军中的执法者

    因为家中的经济条件比较宽裕，曾照富的两个哥哥在到了服兵役的年龄后，都通过购买壮丁的形式逃避了过去。“当时买壮丁服役的行情大约在120块光洋左右，这点钱对我家来说不算什么。”但曾照富却渴望到外面去闯荡一番，他不希望家里在他到了服兵役年龄时也通过这种方式逃避。于是，16岁（1941年）那年的夏天，曾照富独自跑到郴州，通过在国民革命军第99军军械库当上尉连长的表叔的关系，在军械所名不正言不顺地当了一名守库兵。

    “我那时之所以会主动去当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守库兵，主要是希望借此能找到进身的阶梯。”果然，1942年的春天，表叔给他带来了好消息：国民政府宪兵司令部正在招募新兵。相比其他兵种，有“军中警察”之称的宪兵可以说是军中的香饽饽。于是，已经17岁的曾照富兴高采烈去报了名，并很快被录取。“我们那批招募的宪兵共有一个营，隶属于宪兵司令部第18团。新兵集中后便开往衡阳南岳进行为期半年的整训。”

    “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在此前，包括华北、华中、华南等在内的大片国土已沦陷敌手，而3次湘北会战，却成功地将企图西进的侵华日军阻击在了湘门之外，使得这片作为西南大后方屏障的三湘大地变得更为敏感和重要。不少抗战组织和团体纷纷在此聚集，在湘中腹地的南岳，各种名目的抗战培训班更是如雨后春笋。在南岳后山的大善寺，我们接受了为期8个月的培训，经过了每天‘三操两讲’（早操、中操、晚操和上、下午政治、军事学习）的严格磨练。”

    1942年10月培训结束后，曾照富所在的宪兵18团被调往长沙，作为军中执法者开始担负起长沙城驻军的执法之责。

辗转多地执法，他不为内战卖命

    “当时长沙先后经过了3次湘北会战，特别是第三次保卫战，街道、房屋经过炮火洗礼，损毁严重，城中到处是断垣残壁，人口减少了很多，很多街巷都冷冷清清，即使是平常热闹的街市，也直到1943年才恢复了一点元气。”

    “我们被派往长沙的初期，城中的治安还很差，从全国各地来的难民很多，一些地痞流民便趁机捣蛋；被打散而又未及时归队的一些散兵游勇因缺乏纪律约束，也时常会发生一些侵扰老百姓的事。我们的任务就是维持长沙的治安和惩治违反纪律的军人。”

    到长沙后，曾照富他们把宪兵总部设在了白沙井，曾照富所在的班组则负责小吴门、天心阁、白沙井一带的治安和军纪整肃。“从官长到士兵，每天都要轮流值班，街道广场、码头轮渡和车站，以及旅社饭馆，都是我们执守巡查的范围。白天，我们巡守全城，查处违纪军人，调解百姓纠纷；到夜晚，则盘查旅馆饭店，打击不法人员。”时间一长，手中握有管制权责的宪兵便成了某些别有用心者全力巴结的对象，但“上面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当然，我们能享受到的待遇也很好，即使是普通士兵，在生活和薪饷上也能享受到与少尉排长同等的待遇；除此之外，当时的长沙市政府还在正常的伙食标准之外，每天每人定量供用二两猪肉、二两花生。因此，基本上我们都能恪尽职守。”

    1944年夏，侵华日军再次进犯三湘大地，随着战事失利，长沙、衡阳等湘中重镇告急。在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誓与日军在长沙决战”的决心下，当时在长沙及其附近的所有“警、宪、特”也都被编入作战序列，参与长沙城的保卫战。曾照富说，在这次保卫战中，敌军以波浪式的形式分别从北、东、西3个方向向长沙城合围而来，战斗打得很惨烈，单只是他所在的宪兵团，兵员死伤就超过了一半，团长姚应龙战死。

    战后休整不久，曾照富所在的宪兵团便奉调入川。“我们先是在四川广元驻扎了一段时间，接着又到了贵州贵阳。抗战胜利后，我们又被调往南京和上海，最后到了福建的漳州。”

    曾照富说，他还在上海、南京的时候，全面内战就已经打响。此时，警、宪、特的任务已经改变，重点放在了稽查所谓的“反动者”身上。对这种任务，曾照富说他既反感而又无奈，心里便萌生了回乡的念头。部队调驻福建漳州后，曾照富便辗转回到了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