蹚过战火纷飞的岁月

刘寿松：独腿撑起诗意人生

记者 易书宝 通讯员 何格

    犁田扮禾、锄园种菜、做家务、挑重担……在农村，这些对于一个双腿健全的劳动力来说并不算什么，但刘寿松却只有一条腿，连走路都得拄着拐杖。不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却同其他正常劳动力一样：水田里，山坡上，他和生产队其他社员一起出工，干一样的活。回想起过去的岁月，今年已是92岁的老人给自己作点评说：“生活有磨砺是正常的。但总的来说，我的生活中不只有艰辛，其间点点滴滴，还透着收获的喜悦、家庭的温暖以及闲情逸致的放松。虽然沧桑味稍稍浓了一点，却也充满了诗意。”

国难当头，书生也当尽责

    刘寿松的家在湘潭县中路铺镇中云村箭楼组。在当地，刘寿松的家境并不困难。因此，1921年出生的刘寿松在童年、少年时期一直过着比较优渥的生活，这让自小好学的刘寿松能一门心思去读书，并顺利地从湘潭一中（现湘潭市一中）毕业。

    1939年夏天，抗战已进入第二个年头，此时，侵华日军的铁蹄已经踏入湖湘的北大门——岳阳。国破家何在？刚刚中学毕业的刘寿松当然知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于是，准备继续进大学深造的他毅然投笔从戎，由习文转而学武，于当年9月考入位于湖南零陵（永州市境内）的陆军工兵学校代培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17期），在第29总队工科第一大队四连学习工兵技术。

    “我在军校整整学习了两年，筑城、操舟、架桥、爆破、坑道……”刘寿松说，在军校学习的这两年里，凡是与工兵专业有关的知识他都系统的学习了，不仅是理论上的，更多的是技能实践。他学得很刻苦，各项科目的成绩也都很优秀。因此，在1941年7月毕业后，他被作为优秀人才留在了学校，“先是在军士队、学生队里担任少尉、中尉排长，接着又升任校本部技术科上尉、技术员，一边教学一边研究工兵技术。”

    1944年，长衡会战、桂柳会战的失利，使长沙、衡阳、桂林、柳州等城市先后落入敌手，刘寿松所在的陆军工兵学校也无法再在零陵立足，只得辗转西迁。“这是一段艰辛的旅程，餐风宿露，给养严重不足还在其次，最主要的是要保障五六百名学生的安全。越往西，道路就越崎岖，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和土匪的袭扰，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得不绕开大道，晓伏夜行，选择一些偏僻的山间羊肠小路艰难前行。但路途再艰难，我们也没有停止教学。”就这样走走停停，4个月后，随校一同转移的刘寿松才在重庆的红草坊安下了身。

罹患恶疾，他收获了爱情

    “抗战期间，我虽然没有亲身上阵杀敌，但我把对侵略者的恨都化为了教学的力量。我拜托我的学生们说，不能上阵杀敌是我的遗憾，希望大家能帮我多杀几个鬼子！”

    侵华日军投降后，随着国民政府的逐步东迁，刘寿松所在的陆军工兵学校也于1946年初搬回了抗战前在安徽的旧址。然而就在此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到了他的身上。这年6月，已考入国防部举办的校官班学习的刘寿松，在一场篮球比赛中突然感觉右膝部位钻心的疼痛，在上海陆军总医院，医生确诊他患上了骨癌。而要彻底治愈，则必须尽快进行高位截肢！

    医院的这纸诊断，对刘寿松和他的家人来说无疑是晴天里的一个霹雳。“骨癌的确诊让我感到非常震惊，有一段时间，我的情绪低落到甚至让我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当然，情感上最受打击的还是我的父母和恋人。”因为在此之前，刘寿松正与家乡的一位小学教师鸿雁传情。

    在上海陆军总医院，接到电报后赶来的父母和热恋中的女友一直在安慰着刘寿松。“当时女友对我说，‘只要你留得性命在，我会一辈子都陪伴在你的身边’。女友的这句话感动了我，让我产生了活下去的信心！”于是，在1946年9月，医院给刘寿松实施了高位截肢（右腿）手术。手术很成功，再加上女友在康复期间的悉心照料，几个月后，刘寿松就可以下地练习走路了。

    “她一诺定终身，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即使生活再艰难，她也始终是我最可靠的拐杖！”刘寿松说。

回乡种地，他独腿撑起诗意人生

    高位截肢后，留给刘寿松的有两个选择：一是脱离军籍，与挚爱他的妻子回湘潭老家；二是留在上海，靠政府的微薄津贴和朋友们的帮衬过活。

    “我选择了后者，当时抗战烽火刚熄，解放战争硝烟又起，经历了长期战乱的广大农村已变得十分萧条，农民的生活可谓相当艰难。虽说上海也难免受战争影响，但毕竟是大城市，能够谋生的门路要多得多。”而在上海期间，刘寿松也确实得到了老同学、老朋友们的帮助，“他们不但将集资创办的一家小型房产公司交由我全权打理，还充分利用各自在军警各方的关系为我的生意保驾护航，因此，尽管市场上物价飞涨，我的生活却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这种生活状况一直维持到了1949年上海解放。”

    这年年底，刘寿松携带妻儿回到了湘潭县中路铺的老家，原因是家乡已经开始分田分地。在中路铺老家，刘寿松面临着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右腿高位截肢的他如何参加农业劳动？刘寿松说，回乡之初，政府和乡亲们对我很照顾，“他们让我干一些力所能及的轻松杂活，比如去给村组记帐、在村组办识字补习班，后来又把我调到中学去教书。”

    上世纪六十年代，不再担任教师的刘寿松回家干起了农活。乡亲们给他安排农活也尽量安排一些旱地里（如棉花地、花生地、红薯地）的工作，评工分时也不亏待他。“乡亲们的照顾让我很感动也很不安，我不能因为自己是一个高位截肢的残疾人，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乡亲们的照顾，我应该学会自食其力。”

    在采访中，年过九旬的刘寿松告诉我们，早些年，插田扮禾、锄园种菜，做家务，他都是一把好手，即使现在，他家的自留地还没有荒废，人们常常能见到刘寿松拄着拐杖在园中忙碌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