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看电影是当时首选的娱乐活动。老家离县城不远，二三里路就能到电影院。儿童票三五分钱一张，我们通常不买票，尾随成人，弯膝下蹲，矬下身子，降至检票口一米线以下，免票；被尾随的陌生人大多心领神会，配合掩护。入场后，找空位子，没空位子就席地坐在梯级台阶上。我们不吵闹，不好奇恋爱中看电影双方的举动。查票人一般不盘问小屁孩，说不准哪个孩子是同事的七大姑八大姨家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等，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人物口吻都能如《地道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许放空枪”样地模仿。

蹭电影，通常在白天。晚上看电影，大多在露天。水乡的人民公社放映队，以船为交通工具，放映员有电影看、有肉饭吃，是我们仰慕崇拜的人物。露天看电影，需要结伴而行。一年也就那么五六场，十几里路单程，也不觉累。只有在本生产大队放映，才自带大凳一张，其他都是找点稻草或废纸什么的，往地上一铺，就盘腿看起来。散场了，谈剧情对台词，为某个细节争执，进而追逐打闹，争论可能延宕十天半月。

那时候翻来覆去，就几部影片，大家伙儿都熟知电影顺口溜：中国的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的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的电影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的扭扭抱抱，阿尔巴尼亚的颠颠倒倒……有电影，哪怕熟知的电影，人们还是愿意看。

四五岁时，堂哥带我看电影，我却骑在他脖子上睡着了。还有一次，大约秋收后，不知道哪儿传来的消息，说是邻近的生产大队放电影，昏天黑地的不知走了多少路，好不容易听到电影的声音，循着声音，寻找路道，由于不熟悉，怎么也靠近不了天幕下远远变幻闪光的银幕。好不容易靠近了，银幕却在水的另一方，隔着宽阔的河水，我们站着，隔岸反向看了半场电影。回家的路找不着了，反复试错，大家在“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激励中，不知东方既白。

科学的春天到来时，文化娱乐生活逐渐丰富多彩起来，县城增添了两家放映点，影片的题材和来源也广泛起来。上初中了，看王文娟版的越剧《红楼梦》，刚开始，我分不清古装男女；看严凤英版的黄梅戏《天仙配》，老觉得七仙女狐媚、不正经。毕竟，知识储备太少，见识太浅陋了。文化的春天顺应着群众的需要，文化消费与各种消费一样行情看涨。好电影上映，票价再高，也是一票难求。每逢好口碑或者日本、印度等外国影片上映，买不到票的我们，都是大小伙了，也不怕丑，趴在县政府招待所会场窗台上，在毫不逊色的音响效果中，人守一窗，从窗棂的缝隙专心致志地辨识人物和情节。童年喜好看电影的刻板印象，真难磨灭，哪怕复习迎考期间，也要抽空看上一看。

随着电视普及，“打开电视看电影”成了业余消遣的重要途径。我喜欢蜷在沙发上看外国片，哪怕时段差、份额小、频繁插播广告。电脑、数字电视、网络电视、智能手机普及后，特别是大数据时代到来，随时随地随意点击看电影，成了家常便饭。

我喜欢用ipad看电影。新中国不同时期作品、港台大片、好莱坞、宝莱坞不同风格巨制、奥斯卡获奖经典，反复看、分段看、对应文学文本看，时不时怡然自得，来点“半吊子”观感：《至暗时刻》，展示二战危局，丘吉尔为了国家利益，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宏观微观把控、调适精当；《海蒂和爷爷》，展示自然风物、人情人性细微精工；《天浴》《一个勺子》，拷问现实人心、震撼精深；《红海行动》，直追国际商业大片，恢弘精到；《人生果实》，相识相交相知65年的夫妻，日常琐碎中演绎着生命精髓；《罗丹的情人》，表现雕塑大师艺术感觉之精微精诚；《监守自盗》以纪录片形式呈现全球性金融危机原因之精辟……

国产片、外国片混杂看，看得出尽管信仰不同，白、黑、黄各色人种心性基本相同相通；顺着时代比较看，中国电影星光灿烂，群山背后隐奇峰。电影，是新时代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祈愿中国电影精品力作迭出，若江河奔涌，汩汩滔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