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楠
1962年生于北京，在《民族画报》工作5年后，辞去公职，成为自由摄影师。吕楠用15年的时间完成了《被遗忘的人：精神病人生存状况》、 《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和《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三部曲。评论家栗宪庭评论说：这三部作品“仿佛象征了人类今天的精神状况，象征了吕楠期望的人类 伟大精神的复归”。吕楠被誉为 “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摄影家”、“中国最纯粹的摄影家”。吕楠也是著名的马格南图片社在中国大陆惟一的摄影师。
“在 西藏拍宗教也是天经地义，但是我放弃了，我不是要在西藏解决宗教那样的问题了。我之所以选择天主教，是因为我希望视觉里有一种神圣、庄严、圣洁的东西在宗 教中。而这是我在其它的宗教中拍不到，其他的宗教转化不出来，并不是因为他们内心不干净，而是通过视觉我很难表达。天主教至少有一种仪式，仪式性的东西适 合于用视觉表达。”

仿佛冥冥之中的安排，精神病人系列的最后一个镜头，恰好是在教堂里拍的，而宗教一直是吕楠想要拍的题材。
由 于天主教题材特殊的敏感性，吕楠遭遇了比拍摄精神病人时更多的麻烦。第一次拍天主教，吕楠就被扣了相机。1992年，吕楠在陕西扶风拍摄农村天主教的活 动，认识了当地的主教，吕楠对他说要拍一个天主教题材的系列，主教表示欢迎。等吕楠到了当地，主教却找不到了。吕楠在十字山拍摄朝圣人群的时候，随身带的 相机也被扣住了。当时有教友对他说：你要找到老李神父就好了，他哪里都去过，熟悉所有的堂口。老李神父在二十公里外的橡木村，但是没有人带吕楠去。
尽 管吕楠后来要回了相机，但他的拍摄已经无法继续进行，无奈之余，只能坐火车去西安。在站台等车的时候，有个小伙子过来问吕楠：你的相机要回来了吗？吕楠也 没多说什么，上了车之后，空空荡荡的火车从宝鸡向西安开去。眼看出师不利，吕楠很是沮丧，不知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列车启动没两分钟，一个戴着鸭舌帽的老者 坐在吕楠对面说道：我听我侄子说你把相机要回来了，放心了，我到西安去看病。两人聊起来之后，吕楠问：你也是教友吗？当听到对方肯定的回答之后，吕楠说， 那些教友告诉我，应该去橡木村找老李神父，他最了解陕西的情况，可是我现在也去不了了，那边堂口不肯接待我。老者微微一笑：我就是老李神父。吕楠简直不相 信自己的耳朵，原先紧紧关闭的大门就在这一时刻轰然打开。
《拿十字架的老妇和羔羊》拍摄于陕西一户农家，这户人家有一头小羊，每天下午四点左右， 主人就会给小羊喂草。有时候忙起来，顾不上，小羊饿了，会用嘴拽拽主人的裤腿提醒她。吕楠看到小羊这么可爱，就想拍几张照片。老妇人手里的十字架也有故 事，老两口原来是教徒，在“文革”中，老伴把十字架用泥糊在墙壁里，连妻子都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文革”中已经不信任到何等程度了，连夫妻都互 相不信任。
吕楠连续拍了两个卷，感觉都不如意，正准备放弃，就在这时候，小羊突然侧过头去亲吻了十字架：“两秒钟，最多三秒钟，你可以看到它真的在那儿亲十字架。我能做的就是让老妇人别动。”

吕 楠的《在路上》中已经很少为照片配上说明文字，因此，拍摄于山西的《去教堂的老妇人》格外耐人寻味，一个手执十字架和圣像的老妇人低着头走在乡间的道路 上，照片旁的文字这样写道：“段玉新，82岁，患精神病已超过60年。她犯病时的主要症状，就是不分昼夜在村子里乱走，并高声念经。在宗教被禁止的十年间 （1966-1976），只有她一人能公开念经。因为她是疯子。在教难期间的无数个夜晚，许多教友都曾躺在床上随她一起默默念诵。今天，她被当作对教会有 贡献的人受到教友们的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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