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对于社会公众热议的“以房养老”，民政部回应：这只是通过完善投融资政策促进养老服务的举措之一，而且是试点性举措，希望社会及媒体对国务院有关意见全面理解，勿以偏概全。对此，有媒体评论说：“一些民众误读以房养老，固然应澄清，但从这一现象中，我们也应看到民众对于未来养老的焦虑与担忧。”
　　“民众”为什么要对“未来养老”表现出“焦虑与担忧”。近年来，学界提出了一个新词，从以往强调“未富先老”转而呼吁防止“未备先老”。也就是担心在中国社会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更大的“白发浪潮”骤然而至。
　　“十二五”以来，对于养老服务，政府确实已经表示出某种程度上的重视。但是，公众的所闻所见中，这几年最吸引眼球的则是轰轰烈烈的“养老地产”。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只重视硬件而忽视软件的惯习得以延续。值得玩味的是，这几天为政府的“回应”作背书的专家也大多与此相关。如果靠“地产”就能解决中国人的养老问题，那么在“产业化”的道路上先走一步的医疗、住房、教育早就应该万事大吉了。
　　“民众”的“焦虑与担忧”是因为早有了前车之鉴。中国的国情与发达国家不同，老年人群体中，至少有百分之七十属于中低收入者。现在热衷于引入“社会资金”大干快上的“养老地产”，可以说都与他们毫不相干。
　　“以房养老”也一样，这项“政策”的实施取决于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所有的公民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购得自己的房产；其二，住房的市场价格稳定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持续。这两个条件意味着：前者决定了老人名下的房产是可以自由支配的，可以完全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后者则决定了作为抵押物的房产的市场价值可预期，不会使金融机构因为“倒按揭”而陷入中国式的“倒次贷危机”。中国的社会现实决定了这只是一个“小众政策”，就像一家媒体评论的那样：适用于有房产的无子女老人。但既“小众”，就让市场去运作好了，何必兴师动众地出政策、搞试点。
　　如果说公众质疑政府“转嫁责任”，那是他们只看到与养老相关的一系列“产业化”政策措施。其他的政策，在大多数地方，要么以不变应万变，譬如政府办的养老机构日趋“特权化”；要么用“窗口”来以偏概全，譬如社区养老服务仍然“盆景化”。希望“新意见”能够使中国的养老服务事业有个有利于大多数老人的彻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