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名轲kē，战国时邹zōu（今山东省邹城市）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于齐威王二十七年（前330年）至齐宣王九年（前312年），十八年间，三次往返于齐，曾与威宣王多次论政并居稷jì下学宫讲学授徒；是稷jì下学宫百家争鸣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子的修身之道与其性善论的人性学说以及天人合一的天道观有内在的渊源关系，主要包括存心养性，养心养气，反身以诚，反求诸己，学与力行和乐道精神等内容。

    孟子的修身之道源于孟子的人性学说，即“性善论”。“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基于“性善”说，孟子获得了关于道德的准则与观念，以及衡量的标准。依孟子看来，仁义礼智的道德观念，皆是一个人本性所固有的，是天赋的。《孟子·公孙丑上》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人之端也；羞恶之心，智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义之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所以孟子认为，修身的关键在于保存和扩充一个人本性所有的善端，而不致使它为外物引诱而丧失掉。由此孟子提出了“存心养性”的修身方法：一是不为外界物欲引诱而“放其心”；二是进行内心的修炼，即孟子所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对以上两点做了概括，说：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

    他指出发挥心的作用，认识人固有的善性，从而就能认识天命了，存心养性以顺应天道，修养身心以安身立命。针对前者，孟子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的思想。“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他认为，人心本善端的丧失，全在于外界物欲的引诱，所以存心养性首先从减少物欲，节制欲望开始，但寡欲并不等于禁欲或绝欲，意在合理节制欲望，以保证身心健康发展。对于合理的正当的物质欲望，孟子从来都是予以肯定，并认为必要的物质条件是养成道德的基础和前提。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若民，苟无恒产，因无恒心，则放辟邪侈……”（《梁惠王上》）在道德形成问题上，已接近“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lǐn实而知礼节”的唯物主义观点，认识到“恒产”的适当满足对“使民为善”的重要作用。

    同时更值得推崇的是，孟子在环境条件和人的道德水准的关系方面，认识是深刻的辩证的，而不是机械的。它不仅看到物质条件的适当满足对人们养成道德的重要作用，更看到艰苦环境对人的道德修养的积极作用，体现了物质条件同道德修养之间相依相生、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思想，亦同“养心莫过于寡欲”的思想相契合。对此，孟子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著名论断。他在举出自古以来许多从困境中锻炼出来的著名人物之后，总结指出：“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是故出则无敌国外患，入则无法家拂士者，国恒亡。”（《告子下》）孟子这番话在战国中期社会急剧变革，礼崩乐坏，人欲横流的社会，可谓醒世恒言，当头棒喝，历来流传不衰，成为激发人们艰苦奋斗精神的千古警言。当人的善良根性为物欲所蒙蔽时，就会失其本心，贪图享乐，玩物丧志而堕落灭亡；反之当人真正从物欲中解脱出来，就会找回本心，虽艰苦也能励精图治，矢志奋斗而发展壮大。

    总之，孟子的养心和“求其放心”构成了他存心学说的主要内容。所谓“养心”也就是“不动心”，孟子自谓“四十不动心”，即不为世俗的功名利禄和物欲所惑。“不动心”有道，一是“不失其赤子之心”（《离娄下》）它绝假纯真，未被任何不善所污染，即君子出污泥而不染；二是居于仁，立于礼，行于义，自然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至大到刚，无所畏惧，独立特行，矢志不移，就是“不动心”的最高境界。

    针对后者，孟子提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养气思想，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关于“浩然之气”，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公孙丑上》）是说这种精神力量，一方面靠理性把握道与义才能达到；另一方面，还要靠养，即持久不懈地修养和锻炼，“以直养而无害”，如何“直养”？孟子说“必有事焉，而勿止，心勿忘，勿助长。”即要持久不懈地以正义（直道）来培养正气，时刻不忘养气，既不中断，也不能心浮气躁，急于求成。孟子以耕苗为喻，耕苗即是养，不耕苗即是忘，拔苗助长即是害。“耕苗”反映了孟子对孔子锐意进取的有为精神的继承，“勿助长”“勿害之”反映了孟子对老庄顺任自然的无为精神的吸收。中国文化在战国中期即以透出“儒道互补”迹象，开始了“儒道互补”的漫长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