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古文经学又称汉学、朴学或干嘉之学，它主要以训诂考证的治经方法，致力于儒家经典字句义理的训解诠释，而专以汉儒经学为宗，推崇东汉古文经学。“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清代古文经学是中国传统经学更新递进的重要发展阶段，它的形成发展，经历了清代初期的兴起、干嘉时期的鼎盛、道咸以后的衰落三个演变过程。其学术派别，主要可分为起源于惠周惕而成于惠栋的“吴派”和起源于江永而成于戴震的“皖派”两大分支。清代古文经学的兴起盛行，创立了系统精密的治经方法，取得了湛深丰硕的学术成就，但是在其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它却从以考据为手段，演变为以考据为目的，以“为致用而学术”转向了“为学术而学术”；失却了经世致用的为学宗旨，脱离了现实的社会生活，成为“为经学而治经学”的专门学问。但是，清代古文经学在其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促进了儒学思想的丰富创新，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发展。

    一、清代古文经学的兴起

    任何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都是由它赖以存在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清代古文经学作为清代时期儒学发展的一种具体表现形态，它的兴起，约在清代初期的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即公元17世纪至18世纪中叶，其产生形成不仅是由清初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所决定，而且是由传统儒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特别是清初学者在对宋明理学的反思批判中，开创了通经致用实事求是的务实学风，提出了治经复汉辨伪存真的为学方法，尤为古文经学的兴起盛行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一）清代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是清代经学兴盛的社会原因
    清代初期的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为了强化其专制政权，卓有成效地推行了一整套统治政策，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到了乾隆初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图治，清代社会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这为清代经学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清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活动，已经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稳定的封建国家。首先，他们平息了国内各地的抗清斗争和叛乱活动，维护了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统一。对内，彻底消灭了南明政权，平定了三藩之乱，进军收复了台湾，粉碎了西北地区的叛乱；对外，多次击败了沙俄对我国北境的侵略。随着国家的统一与巩固，清统治者也实行了务实的民族政策，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辖。他们在西南推行了“改土归流”的政改措施，在西藏建立了政教合一的行政体制，在蒙古设置了盟旗制的管理制度，在东北推行了军府制的治理形式。同时，清政府采取了多种有效的经济措施，推动了农业和工商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逐步走向繁荣。国家的稳定、政权的稳固以及经济的繁荣，为学术文化的兴盛创造了有利的发展条件。
    清政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政权的稳固统治，在思想文化上实行了恩威并施的双重政策。一方面，他们极力提倡孔孟程朱儒学思想，实行了崇儒重文的文化政策，重视和关心封建学术文化的发展，组织学者编纂整理古今图书，保存了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促进了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为了钳制人们的思想行为，又实行了残酷的文字狱政策；罗织文网捕风捉影，疯狂镇压富有民族思想和触犯现实政治的知识分子，焚禁大批有碍于专制政权的古今典籍。清代政府的双重文化政策，导致了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转向了脱离现实的经学兴盛。
    （二）传统儒学的自身发展特点是清代经学兴盛的内在原因
    清代经学是清代儒学演变的具体形态，是传统经学更新递进的重要发展阶段。它的产生兴盛，不仅是在对宋明理学的反思批判中形成的，而且是在对传统经学的丰富创新中发展的。因此，传统儒学的自身发展特点，为清代经学的兴盛提供了内在的学术基础。
    1、对宋明理学流弊的批判反思
    宋明理学的形成发展，构筑了传统儒学哲理思辨的理论体系，充实了传统儒学系统严谨的思想内容。但是，在其演变过程中，宋明理学双形成了空谈心性义理、漠视经世致用的空疏学风。特别是在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王守仁心学思想的泛滥流行，许多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终日空言明心见性，不重关切现实时务。理学末流的空疏流弊和明清更迭的惨痛现实，导致了清初学者对于宋明理学的反思批判。他们认为，宋明理学的空疏流弊，在于“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从违”（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他们不仅背离了经世致用的儒学宗旨，实是内释外儒的空疏之学，而且导致了社会人心的腐败堕落，实是明朝覆灭的思想根源。因此，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清初思想家，为了力矫理学末流的空疏弊端，重倡经世致用的儒学传统，主张根据经书和历史立论，提出了“通经治史”“明道救世”的为学宗旨。他们重新阐释了经学的本质含义，提出了“舍经学无理学”的思想，认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指出圣人之道蕴涵于“六经”之中，惟有通经治史才能明晓儒学义理。同时，他们主张研治经学应当直接反求于古经，摆脱宋明诸儒臆断解经的羁绊。清初学者对于宋明理学的反思批判和经学研究的重视提倡，开启了清代学术实事求是的务实学风，奠定了清代经学兴起盛行的学术基础。
    2、对传统经学的丰富发展
    传统经学的演变发展，系统地阐释了儒家经典的思想内容，丰富地创立了经学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但是，由于儒家经典文字古奥、语义难明，后人解经多有望文生义曲解原旨之失。同时，由于经学历史源远流长，经典流传颇为复杂，致使古籍文本讹误甚多，学派思想尤多歧异。特别是宋明以来，妄改古籍恶习盛行，臆断解经多滋伪说。因此，重新订正经典文字原貌，再显儒学义理本旨，促成了经学研究的创新发展。在明代末期，许多学者开始重新研究儒家经典，出现了经学复兴运动。他们批评和怀疑宋人经解，主张兼采汉儒之说，考证名物训诂，辨析诸经真伪。清代初期，以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胡渭为代表的学者，上继明末经学复兴运动，力揭了宋明诸儒对于经典的曲角舛误，下启清代经学考据学风，创立了治经复古辨伪存真的治经方法。“黄氏辟图书之谬，知《尚书》古文之伪；顾氏审古韵之微，补《左传》杜注之遗”（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若璩辨伪经，唤起求真观念；谓攻‘河洛’，扫架空说之根据”（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清代经学正是在对传统经学的丰富创新中，而逐渐兴起盛行，并成为清代学术的主要思潮。
    复兴清代古文经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人。
    顾炎武是清代初期提倡复兴古文经学的首要代表，被干嘉学者称为清代汉学的开山祖师。汪中说：“国朝古学之兴，顾炎武开其端。”（《清史稿•汪中传》）顾炎武的经学贡献，不仅在于他重新揭释了经学的本质含义，而且在于他新创了经学的考据方法。
    首先，顾炎武提出了“理学，经学也”的思想，重新阐释了经学的本质含义。他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他认为，古代理学的本来特征，就是朴实的经学，舍经学便无理学；而明末以来所谓的理学，却是内释外儒的禅学，已经背离了经学的本义。所以，顾炎武指出，经学是明道救世的实用之学，通经致用才是经学研究的目的所在，而儒学义理蕴涵于“六经”之中，研经当以“六经”为根柢。故他说：“鄙俗学而求六经”，才是真“务本原之学”（《亭林文集》卷四，《与周籀书书》）。研治经学探求义理，应当考释经学源流演变，尊崇东汉古文经学。他认为，东汉社会风俗之淳美，学术醇正，莫不因于古文经学者经明行修，学有本原，尊崇节义，敦励名实。因此，顾炎武提倡复兴古文经学，一是主张继承古文经学之说以明六经本义，二是强调发扬古文经学学的节义名实以正当世学术。
    其次，顾炎武提出了由文字音韵的考据来阐明儒学义理，新创了经学研究的求实方法。他在《音学五书》和《日知录》之所以被清代汉学家视为治经之圭臬，主要在于他新创的实事求是辨伪存真的治学原则。第一，他认为，治经首先要“明流变”，这是治学的首要根本方法。“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一近儒之所著，然后可能性知其异同离合之指”（《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四》）。要明析经学源流演变，详察儒家经典义理，就要从文字、音韵入手，博究经说发展过程，“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只有精研文字音韵，才能通晓六经之义理，而不滋穿凿曲为之邪说。第二，顾炎武强调了“求佐证”的治经方法。他认为，治经不可囿于一家之说，而应多方取证，博引众说。他不仅提出了本证、旁证的方法，而且注重实地考察的方法。故“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日知录》）。第三，顾炎武提出了“贵创”的治经方法。他认为，治经着书，不在于重复前人的旧说，而在于纠治前人的偏失，阐发自家的创新。因此，他认为“着书不如钞书”，整理综合前人的经说，阐发精深独创之见解，才是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始能推进学术之发展。
    顾炎武的经学思想，开启了古文经学复兴之先风，深刻影响了干嘉学者的治经方法。但是，其后的清代古文经学家，虽然继承丰富了考据方法，却逐渐放弃了顾炎武倡导的通经致用的为学宗旨。
    阎若璩、胡渭是继顾炎武之后开启清代古文经学的重要代表和直接奠基者。他们的经学成就主要在于继承发扬了博学于文、辨伪存真的训诂考据方法，开创了清代专题专书的经学研究风气。因此，在清代古文经学由顾炎武到干嘉学派的转变中，阎、胡二人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清代学术由清初崇实黜虚明道救世的学术风气，转化为更为朴实、重视实证的干嘉学派的中间环节和代表人物。
    阎若璩（1636—1704），字百诗，号潜邱，原籍山西太原，生长于江苏淮安。他的为学倾向，注重汉儒经注之说，推重东汉郑玄之学，不取宋明臆断经学，精于经典考订辨伪。故其在治经方法上，讲求精审博证，辨伪存真，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他的经学成就，主要在于他潜心20余年而成的《古文尚书疏证》一书中。他以《古文尚书》本身的篇数、篇名作为直证，以同时代的典籍作为对证，以著作体例、思想内容、地理沿革、典章制度、音韵训诂、史志目录等作为旁证，通过详尽精密的考据，运用充分确凿的证据，证明了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为伪书。阎若璩是继顾炎武之后开启清代古文经学特别是专题专书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在经学上的成就在于继承发扬了博学于文、辨伪存真的训诂考据方法。他的经学成就，丰富了经学考据的训诂辨伪方法，动摇了儒家经典只许引证不能怀疑的神圣地位。
    胡渭（1633—1714），字胐明，号东樵，浙江德清人。他的经学成就，以《易图明辨》一书为代表。他认为，宋儒易学所崇信的“河图”、“洛书”，乃五代道士陈抟伪造的赝品，与儒家典籍无关；只是由于北宋邵雍、南宋朱熹袭用其说，易图之学始乃盛行。他指出，五经之中惟《易》无所用图，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易》之图也。而图书之说实乃修炼、术数二家旁分《易》学之支流，却被宋儒引深为性理之说的根基。胡渭对于易图之辨伪，“以易还诸羲文周孔，以图还诸陈邵，并不为过情之抨击，而宋学已受致命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阎、胡二人的经学成就，一是表现为他们经学考证方法渐趋精密，实事求是；二是表现为他们经学研究的辨伪存真的怀疑精神，力揭了宋明理学的虚空穿凿，开启了“扬汉抑宋”的汉学门径。这一时期毛奇龄、万斯大、姚际恒、陈启源等人的经学研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纠正了宋学的谬说舛误，促进了汉学的盛行发展。但是，阎、胡等人的经学研究，却重在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学术，回避了经世致用的治学目的。而清代学术也由清初崇实黜虚明道救世的学术风气，转化为更为朴实、重视实证、但却流于拘泥烦琐的清代汉学。

    二、清代古文经学的鼎盛

    清代古文经学的鼎盛，约在乾隆、嘉庆两朝，即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上半期。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人，作为清代古文经学的开启者，他们的治学虽然重视字义训诂，主张复兴古经，但是并没有形成明确的思想宗旨，也没有出现“汉学”的标帜。故章太炎说，阎若璩、胡渭“皆为硕儒，然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元、明谰言。其成学着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章太炎：《检论》卷四，《清儒》）皮锡瑞也说：“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底，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皮锡瑞：《经学历史》十，《经学复盛时代》）因此，清代古文经学的正式形成出现，是在清代乾隆时期，其学术派别主要可分为起源于惠周惕而成于惠栋的“吴派”和起源于江永而成于戴震的“皖派”两大支。
    吴派和皖派作为清代古文经学的主要派别，它们的学术特点主要体现为：专门以汉儒经说为宗，推崇东汉许慎、郑玄之学。吴派治经提倡复兴汉儒经说，主张博稽汉儒经解，详加疏通证明，阐释经典大义。皖派治经注重求真求实，强调从音韵、训诂、天算、地理、典章制度等方面，阐明经典之义理。他们继承了顾炎武由字义音韵研治儒家经典的考据方法，并加以系统发展，而应用于古代典籍的整理和语言文字的研究。因此，清代古文经学家的治经实践，从校订经书扩展到史籍和诸子的整理研究，由诠释经义衍深到历史、地理、天算、历法、音律、金石等相关学科的考究，丰富了经学的考据方法，取得了湛深的学术成就。但是，他们回避了通经致用、明道救世的为学宗旨，成就为为考据而考据、为学术而学术的脱离现实的专门学问。
    1、吴派的经学思想
    吴派经学是清代古文经学的重要派别之一，它导源于惠周惕、惠士奇，而成于惠栋。惠栋（公元1697—1758年），字定宇，号松崖，江苏吴县人。他继承了其祖周惕、其父士奇的治经特点，治经以博闻强记见长，主张尊崇古训，严守家法，认为汉儒经学与经并行，凡学出于汉儒者皆当遵守。惠氏祖孙三代开创了吴派经学，惠栋的朋友弟子如沈彤、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钱大昭、汪中、江藩诸人，又都恪守尊崇汉儒的汉经宗旨，因他们皆为江苏人，故被称为“吴派”经学。
    吴派经学的形成，继承了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人治经复古辨伪存真的训诂考据方法，开创了笃守汉儒经注、力斥宋儒臆说的治经为学宗旨。他们认为，魏晋以来，经学演变颇为杂异，经注之说多有臆伪。惠栋说：“魏晋以后，经师道丧，王肃诋郑氏而祶郊之义乖，袁准毁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邹湛讥荀谞而周易之学晦。郢书燕说，一倡百和，何尤乎后世之纷纭也。”（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九，《惠先生栋传》）因此，要探求经典的本来面目，阐明经典的义理本旨，就要复兴汉儒经学，摒弃汉后舛误。吴派经学提出了反宋复汉、推崇汉说的治经原则。他们注重文字训诂，博搜汉儒经说，加以条理疏通，以求经书大义，在以经说为基点的基础上，又旁及史学和文学。吴派经学的治经实践，展示了清代汉学的学术特征，推进了经学的更新发展。
    吴派经学的思想特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注重研究文字的音韵训诂，以求阐明经书之大义。吴派经学继承发展了顾炎武提出的由文字音训以求义理的治经方法。他们认为，魏晋以来治经学者不通古代文字的声音训诂，因而纂改经典文字，妄解文字义训，不仅破坏了经典的本来面目，而且歪曲了经典的义理本旨。因此，惟有从对于古代文字的声音、训诂、校勘、考据等入手，才能除去后人对于经典的误解和臆断，恢复经典的原貌和义理。故惠士奇说：“礼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而“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上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戴东原集》卷一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钱大昕也说：“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潜研堂文集》卷二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王鸣盛则说：“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经传，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十七史商榷序》）吴派经学强调的由文字音训以求义理的治经方法，成为清代汉学家共同尊崇的治经原则，故“乾隆中叶，海内之士，知钻研古文，由汉儒小学训诂以上溯七十子六艺之传者，定宇先生为之导也。”（《国朝耆献类征初稿》卷四一七，经学七，陶澍：《书四世传经遗像后》）这一治经方法，力改了宋明以来空谈心性、束书不观的空疏流弊，展示了吴派经学实事求是辨伪存真的务实学风。
    第二，尊崇固守汉儒经说，旁搜博集汉儒经注。吴派经学治经求其古，以古今作为评断经说是非的标准。他们认为，汉儒去古未远，学有本原，尤能持守经典原貌和经典义理。因此，完全抛弃魏晋以后经说，主张回归复兴汉儒经说，凡古必真，凡汉皆好，成为吴派经学的重要思想特征。惠士奇说：“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备于孔子，而其说犹存于汉。”“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惠栋也说：“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着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九经古义述首》）钱大昕说：“训诂必依汉儒，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义犹有存者，异于后人之不知而作也。三代以前文字声音训诂相通，汉儒犹能识之。以古为师，师其是而已。”（《潜研堂文集》卷二四，《臧玉林经义杂说序》）吴派经学笃尊汉儒，严守家法，信而好古，尊闻好博。他们搜辑钩稽汉儒经说，力辟魏晋以来臆断，认为“不宗汉学，皆非笃信之士”（《国朝汉学师承记》附《国朝经师义目录》），不信汉说，皆离经典之旨。治经“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尤能“陈义尔雅，渊乎古训”（章太炎：《检论》卷四，《清儒》）。吴派经学，详明汉儒经注之说，力辟汉后臆断之论，他们不仅精通文字音韵训诂，而且尤能追寻三代制度。
    吴派经学的治经方法，虽然博通文字训诂，尊守汉儒经说，但却产生了拘于烦琐的流弊。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之分，惠栋虽信古文经，却也采用今文家说，兼取并蓄，多有抵触。汉人说经，多阴阳灾异、谶纬之学，惠栋治经惟汉是信，其学术也颇凌乱驳杂，多有弊端。后人在评其学时指出：“其长在博，其短亦在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九，经部，春秋类）但是，吴派经学锐意复古，坚守汉学，探古训不传之秘，以求圣贤之微言大义，开启通经信古，注重汉说，于学术风气转为朴实考证亦有其功。梁启超曾说：“平心论之，此派在清代学术界，功罪参半。笃守家法，令所谓‘汉学’者壁垒森固，旗帜鲜明，此其功也。胶固、盲从、偏狭、好排斥异己，以致启蒙时代之怀疑的精神批判态度，几夭阏焉，此其罪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2、皖派的经学思想
    皖派经学是清代古文经学的又一重要派别，它导源于江永而成于戴震。其学者中一部分为安徽人，如江永、戴震、金榜、程瑶田、凌廷堪，另一部分不是安徽人，如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孔广森等。他们治经主张以文字学为基点，从训诂、音韵、典章制度等方面去阐明经典义理，考据详博精审，识断求真求实，虽尊崇汉儒经学，尤注重己见心得。因其主要学者为安徽人，被称之为“皖派”经学。
    皖派是与吴派并称的清代古文经学派，它的产生形成，也是继承了清初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人提倡的治经复汉、辨伪存真的治经方法，并在对经学学术的批判反思和创新丰富中发展起来的。汪中曾评价说：“国朝诸儒崛起，接二千余年沉沦之绪，通儒如顾宁人、阎百诗、梅定九、胡胐明、惠定宇、戴东原，皆继往开来者。亭林始闿其端；河洛图书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也；专治汉易者惠氏也；及东原出而集大成焉。”（《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七，《汪中》）因此，皖派经学是清代古文经学的发展高峰，而戴震则是皖派经学的杰出代表。
    皖派经学的思想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治经主张以文字学为基础，推重汉儒经注之学。戴震指出，自宋以来，理学治经或以释言杂儒，或援儒以入于释，以己之见硬称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致使六经之典原貌失真，孔孟本义湮没殆亡。因此，恢复经典之原貌本义，力揭宋儒之凿空臆说，就要从文字学入手，精研汉儒经注之学。他说：“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戴震文集•与某书》）“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戴震文集•古经解钩沉序》）他认为，“由字以能其词，由词以通其道”（《戴震文集•与是仲明论学书》），此乃识得圣贤之道的阶梯和方法，舍此则难以把握儒家经典义理，“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理”。戴震指出：“言有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不解也。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戴震文集•题定宇先生授经图》）他认为，治经只有以小学文字为基础，才能避免凿空曲解经义之弊。所以，皖派经学特别强调语言文字的训诂考证，指出这是治经的首要方法。因此，他们尤为重视文字、音韵之学，推崇东汉许慎、郑玄之说。戴震说：“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戴震文集•与是仲明论学书》）“六书也者，文字之纲领，而治经之津涉也。载籍极博，统之不外文字；文字虽广，统之不外六书。”（《戴震文集•六书论序》）皖派经学对于音韵文字的训诂考证，促成了他们治经成就丰硕。纪昀曾说：“戴君深明古人小学，故其考证制度字义，为汉已降儒者所不能及，以是求之圣人遗经，发明独多。”（《纪文达公遗集》卷八，《考工记图序》）同时，皖派经学治经不专在文字训诂，而是主张由文字训诂以阐明经书义理。戴震说：“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段玉裁：《戴东原集序》）“君子务在闻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乎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戴震文集•答郑丈用牧书》）皖派经学这一特点，是其与吴派经学的不同之处，也是对古文经学的丰富和充实。
    第二，治经主张实事求是，贵在心得。王鸣盛说：“方今学者，断推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震求其是。”（洪榜：《戴东原行状》）章太炎称：“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以异也”，吴派治经“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而“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 密严琛，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章太炎：《检论》卷四，《诸儒》）皖派经学治经注重深思自得、断以己见的特点。是其与吴派经学又一不同之处。他们治经在字词考证的基础上，尤以贯通全经，寻其大义，参核诸家之说，断以己见深得。戴震虽注重《说文》、《尔雅》，也指出“《说文》所载九千余文，当小学废失之后，固未能一一合于古，即《尔雅》亦多不足据。”（《戴震文集•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又说：“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以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与某书》）故皖派治经凡事必追根穷源，广征博引，明其真相，断其是非，而尤重深思自得，无征不信。戴震言：“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汶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皆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一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肆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戴震文集•与姚孝廉姬传书》）他指出：“既深思自得而近之矣，然后知孰为十分之见，孰为未至十分之见”，“然后传其信，不传其疑，疑则阙，庶乎治经不害。”戴震提出的“十分之见”的治经思想，展示了皖派经学实事求是存真去伪的求实特点。他们治经“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戴震文集•答郑丈用牧书》）的思想，促成了主张求真、反对拘守的学风，尤能深得经学之大要，精识经典之义理。
    皖派经学的盛行发展，推动了清代学术的进步。继戴震之后，程瑶田、焦循、汪中、凌廷堪、阮元等戴学后派，继承了执义理以考核、由训诂明义理的戴学基本精神，不为考据所拘，注重于义理之学。因此他们不仅对于考据学的方法目的进行了总结，而且对于宋明理学的思想理论进行了批判。他们的治经实践，促进了古文经学的转化。同时，以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代表的另一戴学后派，继承了戴震音训考据之学，治经方法更为严密，经学成就更为突出。但他们放弃了戴学探求义理的思想，专注于文字音韵之学的研究。皖派经学对于清代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在丰富发展了汉学的基础上，又引起了清代学术思想内容的转化发展。

    三、清代古文经学的学术成就

    清代古文经学是清代初期至中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兴起盛行，不仅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进步，而且取得了颇为丰硕的学术成就。
    清代古文经学在嘉庆年间以后，由于学术自身的内在发展特点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逐渐由盛行转向了衰落。清代古文经学的衰落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即19世纪上半期到20世纪初期。就其衰落的原因而言，一方面是由于清代古文经学家虽然继承发展了清初顾炎武等人提倡复兴古文经学的思想和辨伪存真的治经方法，但是他们却放弃了顾炎武等人倡导的“通经致用”、“明道救世”的为学宗旨，而一味沉湎于古文字句的钻寻之中，成为“为考据而考据”、“为经学而治经学”的脱离现实社会的专门学问。这种“人人许郑，家家贾马”的只重考据的学术风气，虽然促成了古文经学的研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它“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二），也束缚了清代汉学的创新发展，因而清代古文经学在其盛行发展的高峰之后，走向了衰落。另一方面，由于清代中期的社会存在许多社会弊端，虽然干嘉之期是清代社会的全盛时期，但是在其全盛之期过后，整个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为了寻求解决现实社会的危机，力求突破烦琐沉闷、脱离现实考据之学的桎梏，探索解决社会危机的理论根据。因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清代的学术文化出现了新的突破和转变，盛极一时的汉学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导致了清代古文经学走向了衰落。
    清代古文经学虽然在嘉庆以后逐渐衰落了，但是它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史上，具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其取得的湛深丰硕的学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系统地整理了儒家经典和古籍文献
    清代古文经学家为了恢复儒家经典原貌，重显儒学义理本旨，通过实事求是辨伪存真的治学方法，在对儒家经典、诸之百家、历史典籍、名物制度等的注疏考证、辨伪证误的研究中，解决了学术史上长期存在的许多历史真伪问题，保存和整理了大量的历史文化典籍。如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力揭《尚书》的真伪，胡渭《易图明辨》横扫易学之迷雾。吴派博搜汉人经说，皖派则再求义理之真。阮元组织编辑了《十三经注疏》和《皇清经解》，以及王先谦组织编辑了《皇清经解续编》，大量收集了古文经学家的治经著作。
    2、开辟发展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清代古文经学家，在对儒家经典的考证训诂中，又在文字、音韵、天算、水地、金石、乐律、校勘、辑逸、版本目录等学科的研究中，取得了了颇为壮观的学术成就。特别是在文字音韵的研究中，他们对于文字词义、音韵的历史演变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整理，出现了戴震《方言疏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王念孙《广雅疏证》等一批杰作。
    3、创立了系统精密的学术研究方法
    清代古文经学家，在坚持实事求是辨伪存真的治经原则下，又创立了系统精密的研究方法。如旁搜博引与全面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强调无征不信、言之有据；会通义例与一以贯之相结合的方法，主张由一定的义例去甄别抉择材料，由众多的材料去寻求内在的义例；虚会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认为通过对材料的判断分析，可以提出逻辑上的推论假设，而由材料的搜集和选取，可以实证推论的正误；采取溯源达流的历史考察方法，通过对事实材料演变过程的考察，去明辨对象的发展变化，以求剖析事情的真相本质。
    4、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治学风气
    清代古文经学家的治学风气，是其学术成就形成的前提。吴派主张力弃宋儒臆说，尊崇汉儒经注，认为汉人之见，去古未远，学有本原；皖派则提倡深思自得，贵在己见，尤不盲从古人之说，而能够求真求是。他们的治学风气，正是继承了清初学者崇实黜虚、实事求是的为学新风，并运用于儒家经典的考据训诂中。他们的去伪存真的求实学风，奠定了其学术成就内在深厚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