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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意之辨是先秦哲学家辩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春秋时孔子就曾认识到语言具有表达思想的社会功能，并且孔子提出了正确运用语言的原则。《论语·卫灵公》：“辞，达而已矣。”孔子认为语言可以充分表达人的思想和感情。但在《周易·系辞上》记载：“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进而他又提出语言能表情达意，但是不能尽情尽意。可见孔子认识到了语言的局限性。《周易·系辞上》又有记载：“子曰：‘圣人立像以尽意’。”虽然孔子认为言不能直接尽意，但是可以通过“立像”来尽意。因而孔子虽然承认“言不尽意”，但也觉得“意”是可以“尽”的。

道家言意之辨始于老子。老子也是第一个认识言意关系的人。《老子》开篇便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思是说永恒不变的道，是无法用语言描述清楚的。这也就涉及到语言表达能力的界限的问题了。“道可道”，语言可以给万物命名，但“非常道”，作为“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固以存”，“有情有信，无为无形”的“常道”却不可名状。这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言不尽意”的意思。进而《老子》（五十六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意思是知道的说不出，说出的不知道，更加明确地表现出“言不尽意”的思想。然而老子对自己的语言观未有辩证的系统的论证，因而遭后人质疑，白居易《读老子》：“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我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若按老子所说，那么他自己就该缄默不语，不著一文，但他却留下《老子》五千文，这就使得他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了。

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语言观，并对其进行了有效论证，形成系统的思想。对于言意关系问题，《庄子》作了大量论述：

“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斲轮，徐则甘而不可，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庄子·天道》）

轮扁斲轮之术是谓“不徐不疾”，然而何事谓之“徐”，何事谓之“疾”，轮扁是自己“有数存焉其间”，但“口不能言”，更不能传之于后人，后人也无从把捉。庄子用这个故事说明精妙深微的道理不能语言描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不期精粗焉。”，“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秋水》）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庄子·天道》）

庄子不仅认识到语言的局限性，他还大大贬低语言文字的功能，认为凡是能用语言描绘的东西都是粗俗的，语言无法描绘细致精妙的，精华的感觉。他在《秋水》篇中进而提出“至言，无言；至为无为”的观点，推崇“无言”之美。庄子这一语言观是建立在其哲学主张基础上的，庄子推崇 “天籁自然”，认为得“道”必须遵循“无为无不为”的自然法则，绝非人为法则。从而用认为创作的语言是无法捕捉到“道”的。由此，我们看出，一方面庄子认识到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极大地怀疑语言文字的符号表意功能，认为“言不尽意”，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言”，事实上他已洋洋洒洒著书立说万言不尽，从而使得他陷入与老子同样的矛盾中。正如叶维廉先生所说：“但理想的道家诗人，应该是无言的，既肯定了无语界，自然就勾销了表达的可能，这一点老庄是完全明白的。道不可道，他们必须用‘道’字言之。”[①]庄子确实意识到自己言说的矛盾，他曾自嘲道：“今我则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②]

庄子虽然认识到语言文字的局限性，但是他更清楚“言”乃“意”之所托。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必须通过语言来把捉大道。于是他在肯定“言不尽意”的前提下，提出了解决言意矛盾的方法——“得意忘言”。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

庄子用类比法说明言、意之关系。语言是荃蹄，道意是鱼兔。不借助荃蹄无法得到鱼兔，但是荃蹄绝不等于鱼兔。一旦得到鱼兔，就应“良弓藏，走狗烹”，过河拆桥，抛开荃蹄，而集中注意于鱼兔。“得意忘言”是庄子解决“言不尽意”却要“言”矛盾的方法，但是很有可能是庄子也是借此提醒读者“勿以吾意尽矣，所谈不过道之粗耳！”[③]其随言之意与道，更待读者揣摩，领悟。

佛家的语言观与庄子的“得意忘言”有某种契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庄子的语言观。佛家道：“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次人岂可唯亡月轮，亦亡其指。”[④]语言文字如同人的手指，内容如同月体。当人用手指示月亮时，应当顺着手指所向看月亮，如果一个人只看着手指，把手指当成月亮，那么这个人不仅看不懂月亮，也看不懂手指了。

庄子的“言不尽意”并非与“得意忘言”完全否定了语言文字的表意功能。正如袁行霈先生说：“言不尽意并不否认言辞达意的功能，它认为语言可以达意，但不能尽意，指出了言意之间的联系和差别，以及言辞在表达意念时的局限。”[⑤]而“忘言”也并非是排斥和放弃语言，而是意在强调我们读书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文字表面意思的理解，要突破语言文字的束缚，体悟蕴含在语言里的深层内涵与言外之意，也就是西方文论所说的文学作品的“蕴藉”，及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的“隐”。 “得意忘言”与“言不尽意”的关系是 “得意忘言”是对“言不尽意”的发展，建立在“言不尽意”的基础之上的。

庄子“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的语言观是建立在其哲学观基础上的。庄子在哲学上继承了老子崇尚天道，自然无为的观点。他追求自然天成，不受人为束缚的天籁的状态，反对可以雕琢和虚伪的华饰。《庄子·骈拇》：“朴素而天下莫之能与争美。”“朴素”即未经任何人为雕饰的自然之美。由此可见庄子认为最高最美的艺术，是完全不依赖于人为的天然艺术，而人造的艺术则会对自然审美造成破坏。庄子“自然为宗”的哲学观在“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语言观的体现是，庄子认为真正的“意”是无法表达清楚的，凡能用语言表达清楚的就不是真正的“意”，所以真正的从意之“道”用语言这种人为的工具无法得到；凡能用人为之语言工具表达清楚的“道”，绝非真正的“道”。这是因为真正的“道”获得必须遵循“道”的“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然法则，而绝非人为法则。[⑥]那么庄子推崇的这种“得意忘言”的至圣境界是否有人达到过呢？它又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呢？

庄子在《庄子》篇中讲的“轮扁斲轮”，还有“庖丁解牛”，“梓庆削木为鐪”等一系列能工巧匠得心应手的技艺都达到“神”的境界，然而他们的这些技艺都是经过艰苦努力，积累经验，然后对“道”悟解而形成的。然则他们悟解了“道”，可以运筹帷幄，可以得心应手，却不可告之于人。此可谓“得意忘言”。

魏晋时陶渊明的在《饮酒》（其五）中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歌前四句写超然世外，与世无争的心理状态，也就是庄子所说“徐静心斋”的精神状态。“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是在作者达到了“徐静心斋”状态后，体悟到的物我皆忘，天人合一的审美至境，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可以看作是“得意忘言”的体验。禅宗继承了庄子“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的思想。道明法师悟道后“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妙感受也是“得意忘言”的体验。

庄子尚且感叹：“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可见“得意忘言”的境界绝非常人就能到达。庖丁说：“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解牛之初未得其道，“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解牛十几载方悟其道，“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解牛之时庖丁仅凭精神与牛接触，而不用眼睛去看，视觉停止了而精神在活动，完全靠内心所悟之道挥刀。而尚未得道之人还是需靠外物解牛。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正如元好问所说的：“诗家圣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的“不离文字”层面，即作家还是只能凭借语言来进行艺术创造的层面。“不在文字”才是“得意忘言”的境界，就是所说的语言文字外的丰富的韵味，意义。

魏晋之际的“言意之辨”，把言意关系当做一个正式课题提出来并展开论辩。以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大师在“言意之辨”中兼收老庄与孔子两家思想之长。进一步阐释并发展庄子言意观。

《周易略例·明象》：“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以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以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首先，王弼最大的贡献在于将庄子言意论道—意—言的结构层次发展为言—象—意结构层次。肯定语言的功能，但是认为言者，在于明象，象者存意。言对于象，象对于意，都仅是“明象”、“得意”的工具，“意”为本，“言”、“象”为末。得意必立象，立象须立言，但用不能拘泥于“言”、“象”，对“言”与“象”有所超脱。由此可看出庄子思想影响的烙印。

上述关于言意关系的辨析生成于不同的时代语境、不同的视角，其思想主张决定了他们对言意关系有不同的阐释。老庄侧重于言意关系在哲学上的思辨，孔子更强调在社会学，伦理道德层面的功用，而王弼的言意关系论主要属于哲学领域中的玄学宇宙观的争论。[⑦]可以说“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虽然很可能早已影响到文学家的创作，但实际上并未成为文艺理论讨论的话题。

言意论由哲学领域进入文艺审美的天地始于陆机。陆机在《文赋》中以“言不尽意”作为探讨文学创作规律的思想方法。《文赋》：“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从艺术构思出发，结合文学创作过程，比较深刻揭示言意论在创作中的表现。但是，“言意之辨”的诗学转化是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完成的。[⑧]他在《文心雕龙·隐秀》篇中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从复意为工，秀从卓绝为巧。”在刘勰看来，优秀的诗文是双层结构，一层是字面的意思，一层是言外的意思。于是是否具有言外之意，言外之意的深浅，就成了文学文本的品质的一个重要指标，受到诗学家的格外重视。[⑨]

可以说是庄子“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思想启发了后人进一步探讨言意之间的矛盾，并从中寻求文学创作的规律。[⑩]如上述陆机《文赋》的“文不逮意”说，刘勰《文心雕龙》对“思，言，意”三者关系的论辩，及“隐秀”说。司空图的“味外之旨”、“韵外之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欧阳修《六一词话》“含不尽之意见言外”，以及影响颇深的“滋味说”，“意境论”等思想都深受此影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