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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8期赏读《黄河故事》
(2020-09-06 20:00:56)
写作观
我所理解的写作及其他
文 | 邵
丽
现在的写作，正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现场。一方面，自媒体的出现，让作品发表更加容易；另外一方面，由于泥沙俱下海量般的信息，使好作品变得越来越难被发现，因此也让很多作者更加焦躁不安。如果单从技术上看，由于开放所带来的各种新的观念和技巧，正在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小说创作。所以，从总体上来说，我们的小说创作比过去丰富多了，也好看多了，确实也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品。尤其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世界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基于这一点，即使不能肯定地说我们的小说创作正在赶上和接近世界水平，但是如果作一个纵向比较，可以看出确实有了较大的提高。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讨论小说，也不能脱离“中国特色”这个最现实的语境，这个语境就是深深垫在小说底下的“文化因素”，或者说是文化土壤。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过程中，蔓延在国人心中那种莫名其妙的焦虑和急功近利的现实环境，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小说创作。我觉得现在的小说创作，有两个倾向性的东西必须要警惕。一个就是离生活太近，它几乎就是生活的描摹，根本谈不上文学性和艺术性。无病呻吟，故意放大个人病态的感受以期引起别人的同情或者同感。第二个倾向就是离生活太远，既故作姿态，又语焉不详，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他要表现的到底是什么。而且这两种倾向的通病都是离心灵很远，即使他说的是所谓的心里话，那也是来自心脏我所熟悉的中国作家里，对土地和人民爱得最深的当属陈忠实和李佩甫，他们的经历和写作经验也很接近——虽然都是多年生活在城市，但是作品几乎都埋在乡土里。陈忠实的《白鹿原》，是用生命奏响的一曲中国乡土文化挽歌，那种乡绅自恋自爱式的尊严的破灭，几乎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缩影。而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李佩甫的《生命册》，可以看做是《白鹿原》的延续，是农民在从乡村到城市的嬗变过程中所遭遇的精神蜕变。他们离乡背井进入陌生的城市，寻求出路、寻找价值。而在那里，农耕时代的道德，迎头遭遇商品世界的嘲弄，遭受资本社会的摧残。在失措的社会现实面前，他们失去的是生活的根基和信念。有时候，文学比哲学的啰唆事还多，它至少比哲学更不规范，所以这激起了很多人的发言欲望。既然文学是人学，那么人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可真正对文学发言的人，又有很多是不懂文学、不爱文学或者是根本不看文学的——我这样说并不是有某种优越感，而是一种可悲的事实。常常听人说，“某某的层次太低，我从来不看他的作品”。没道理可讲，既然从来不看人家的作品，怎么知道层次低？这虽然并不是光鲜的武器，但杀伤力却极大，往往成了这些人结束战斗的利器。当然，世界是平的，而且写作这种很通俗的手艺，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如果再加上网络各种平台和因话语权扩大化而造成的冲击，文学真的被熬成一锅“坚硬的稀粥”了。甚至有些“做文学”的人，市场意识很强，他们知道怎样跑马圈地，也知道靠传统的叙事方式无论如何也占不了上风。在他们的作品里，生活被一些琐碎的细节和大段大段的“思想”(有的只是刚刚泊来的口号)所堆砌，他们用后现代的东西演绎出了新的“假大空”。如果一部作品，没有了对人类的关注和对生活的热爱，无论到何时，无论到何地，都不会成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当然，在目前急遽转型的社会变革时期，有些作家选择了沉默。我理解并尊重这一点，同时也觉得非常遗憾，既然选择了做一个作家，就应该有自己的责任、原则和担当。
原文发表于《牡丹》2020年第1期
创作谈
不死的父亲
文 | 邵 丽
回头仔细想想，关于父亲这个话题我已经说了太多。在我的许多作品里，他要么是主角，要么是配角，直到在《天台上的父亲》里，他自天台上“如一只笨鸟般从上面飞了下来”。我以为可以做一个了结了。其实没有，关于父亲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他总是不经意间像一个飘浮者，不远不近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让我欲罢不能。我突然想到在《挂职笔记》里写的那个伙夫“老三”。用平常的眼光看，他身上几乎找不到多少优点，但是有一条，就做饭这件事，他看得比自己的命都金贵，做饭是他人生最崇高的事业。有一次一个人给他开玩笑，说在他洁净的菜案上发现了一粒老鼠屎。他掂着菜刀撵了人家半条街，非要他把那粒老鼠屎找出来，否则真跟他玩命！即使最卑微的人，也有自己的梦想。也许那梦想如风中之烛，捧在手心里小心地呵护着还难以为继。但唯其卑微，那光才更纯粹更纯洁。寻找那光，不应该成为我们作家的探索之旅吗？毕竟，作家的使命不仅仅在于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还在于于微茫之中，能看见细小的光晕。
我写《黄河故事》就是为了给“老三”一个交代。他一辈子的梦想就是把菜做好。但是逼仄的社会和家庭环境，让他的梦想看起来既可笑又可怜。他一生唯一的一次绽放，就是当三轮车夫给人送菜的时候，在路边一个小饭店死乞白赖地当了一次大厨，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饭店做菜，“在父亲的操持下，一时之间只见勺子翻飞，碗盘叮当。平时蔫不拉叽的父亲，好像突然间换了一个人，简直像个音乐演奏家，把各种乐器调拨得如行云流水，荡气回肠”。父亲身边的母亲也是一个可歌可泣的女人，她也有自己的梦想。她从不向命运低头，家族曾经的荣光在她血液里隆隆作响。她经见过大世面，一心一意想扶助丈夫活得更体面些，但一腔热情总是在坚硬的现实面前灰飞烟灭。一直到老，即使她享受着儿女因子承父志带来的各种便利，也始终觉得“靠吃都能活一辈子，养活一家人，到底是个啥世道呢”？的确，母亲的梦想更适合儒家文化的主流，她“羡慕我们的老邻居周四常，孩子个个有出息，不是县长就是局长，逢年过节家里跟赶集似的不断人，还都拎着大包小包的。我们家可好，不管谁回来都是浑身油渍麻花的，头发里都有一股子哈喇子味儿”。反正我是说不清楚到底是谁逼死了父亲。是人还是环境？是他人还是自己？历史和个人，都有自己的运行逻辑。但人的追求和梦想不能尽情挥发的时候，肯定不是一个好时候。父母之间的张力和博弈，也给孩子们的成长蒙上了阴影。大姐的自私、二姐的隐忍、“我”的无奈和弟弟的懦弱，构成一幅疼痛而真实的人间烟火图景。其中的爱恨情仇与真假对错，真的很难一言以蔽之。《黄河故事》的确是一个故事，距我第一次听到它，已经十几年过去了。但这十几年里，父亲一直活在我的周遭，因此这部作品看起来好像跟我亲历的一样。此事说起来，竟有万般的无奈，最近我在写另一个父亲，我自己的父亲，但是它读起来，真的像是一个故事。人生有诸多面相，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还是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原文发表于《人民文学》微信公众号
延伸阅读：邵丽：把父亲从“天台”上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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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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