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对范浚理学的评论是“其学甚正”。

　　二、范浚的忧国爱民思想

　　忧国爱民是范浚毕生追求和实践的理想，也是他“有体有用”，“经世致用”的理学思想的灵魂。他在《上潘大著书》(《香溪集》卷十九，第177页。)中说：“君子有所谓忧国爱民之心，未尝一日忘之也。有言 于君，不恤其用不用也。用固君子之愿也，如不用，特于言弗克伸耳。其于忧国爱民之心亦何损哉？”范浚的忧国爱民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关心民瘼，忧叹国是

　　范浚作《水旱说》(《香溪集》卷六，第55页。)，疾呼国无良法，府无良吏。文章说：“其或阴阳失和，炎雨愆节，以水以旱，而谷粟不登……主吏又从而诘曰：尔之田胡为若是？吾不知有水旱，但知税之入也。税不入从而扑之。是非主吏之虐耶？今国家之法若曰：民田有水旱不可税者免之，官吏不恤，罚及无赦。呜呼！其无良法耶？其无良吏耶？”

　　建炎元年（1127），范浚作《铁工问》(《香溪集》卷五，第44页。)。说是五年前，他经过邻村的一家铁匠铺。铁匠很穷：其庐蓬茨穿漏，仅灶和床，锅里是水煮野菜。五年后再过铁匠铺，看到的是高墉华屋，朱户蓝櫺。惊问原因，铁匠说：“吾为犁铫镈锄，穷一日力，仅得一器。辄一月十五日不售，故甚窭如昔时。已而天下兵兴，戈戟载路。人欲挟利刃，家欲藏铦锋，以刀剑镝镞来谒者，日填吾门。”“未半岁而有此屋，既一岁，而生生之资大裕。今得拥裘纩安生而饱吾腹，无余忧矣，实小人之幸。”范浚在文章最后说：“嘻，工之幸，齐人其真不幸哉！”这个故事借铁匠由穷变富，深刻揭示时局动乱、社会不安、百姓遭殃的严酷现实。

　　范浚所看到的，不仅是人民生活的痛苦，而且是那些深受战乱之苦而造成的心灵创伤甚至心理变态。他在《慎术赋》(《香溪集》卷一，第4页。)中说：“彼市矢工，惧羽镞无庸，幸仇敌之交攻。彼鬻棺子，惧禅傍积委，冀市人之立死。岁或大饥，足谷者男欢而女怡。蚕不三俯，椟帛者朝歌而暮舞。疠疫兴而国工捧腹，雩禜用而淫巫布武。类推以言，事胡不然。习武者思乱，好夸者盗权；争名者不得不卖友以自遂，争利者不得不排人而取先。聚敛用，则不得不为桑羊，为孔瑾；法律进，则不得不为张汤，为臧宣。子贡不得不乱五国以纳说，苏秦不得不斗七雄而合连。故曰，术不可不慎也，尔其戒旃。”对市侩嘴脸予以如此入木三分的写照，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2.以史为鉴，宏济时艰

　　南北宋之交，民族矛盾空前激烈，农民和地主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空前复杂，最高统治集团腐败无能。范浚正是站在这种全局的高度去观察社会，研读历史，他要以历史的教训唤醒人们，警示当局。

　　《读王建射虎行》(《香溪集》卷二，第12页。)就是其一。“我读射虎行，感慨兴长叹。官差射虎得虎难，山下远立常空还。惜留猛虎著山里，射杀顾恐终身闲。有如边将图偷安，遵养时晦容其奸。翻愁努力尽高鸟，良弓挂壁无由弯。君不见，刘巨容，高千里，留贼自知谋富贵，恐贼尽诛身不利。坐令屈律裹头人，横暴九州狂螫噬。”官差不射虎，边将不杀敌，还厚颜无耻地说是害怕“鸟尽弓藏”，其实他们是拿留虎留贼作为谋富贵的本钱，最后酿成外敌横暴九州的悲惨局面，这是一幅多么可怕的图景！

　　《楚汉论》(《香溪集》卷八，第79页。)重点论述用人问题。“汉高祖与项籍，俱起叛亡，逐秦鹿，蚌鹬相持者八年。高祖之命，悬籍手数矣。而籍卒以败灭，何哉？籍专为暴，高祖专为德也。”接着分析高祖如何用韩信、如何用张良、如何用萧何，并且得出结论：“此汉所以取天下也。若籍则无能有是，得范增不能用，得陈平不能用，得韩信不能用，皆使之怨愤弃去……此楚所以失天下也。”用人不当，是徽宗朝败亡、高宗朝多事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代论》(《香溪集》卷八，第81页。)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尖锐的目光洞察要害。他说：“五代之乱极矣。凡八姓十有二君，历四十余年，干戈战伐，殆无宁岁。其间悖逆祸败，自古未有若是其烈，而兴灭起废，亦未有若是其亟者也。”文章历数事实，然后说：“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而其所以起废之亟者，无忠义之士以维持之也。”文章举了一个叫冯道的人物为例：“冯道相庄宗，又相明帝，又相愍帝。及潞王反，则迎潞王；及晋灭唐，则又事晋；契丹灭晋，则又事契丹；（后）汉高祖立，则又事汉；及周灭汉，则又事周。方且著书自陈，更事四姓与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呜呼！有臣如此，唐与晋汉，安得不亡乎？”冯道之流，倾巧乱人，谋身卖国，作恶多端。环顾世事，难道不应该多加警惕吗？

　　在《香溪集》卷二十一中，有范浚写的两篇人物传。其中《徐忠壮传》写浙江衢州人徐徽言于宣和末（1126）临危受命，知石州，权守晋宁军（今陕西神木一带）。他保卫太原，屡建奇功。当河东河北相继失陷，各地军事连遭败绩的危难之时，徽言率晋宁军民，以屹然孤城，坚壁持久，终因孤立无援，将士战死，于建炎三年(1129)二月二十三日殉国。范浚对此加以点评：“徽言死封疆，于祭法宜祀。其得所以易名者，以劝忠也。惟我国家受天命，臣万方，圣圣继承，仁涵泽濡，海内淡然，熙乂怡逸，垂二百载。民华颠不目金革，戎政垢玩，将骀弱不武，士卒堕冗耄瞆；备数五符，戎甲盐蠹，城障夷阤。一旦外侮间兴，扬埃猾夏，鼓行长驱，所向降陷。大都小邑，督帅偏稗，捐城跳身，望旗奔遁。或除馆具炊，以迟寇至，苟幸脱死，不畏不愧，不可指数。有如忘身殉国，仗节不挠，盖千万仅得一二可者焉。”这段点评，把大宋不思忧患、不设边防、不武将士、不修兵备、将军不战、官吏不守、捐城失地、苟且逃生，甚至卑躬屈节、开门揖盗的种种丑陋现象公诸世人，读来意味深长。

　　3.《进策》二十五篇

　　范浚于绍兴二年（1132）举贤良方正，因不愿与秦桧合流，坚辞不受。同年八月，“秦桧免，榜其罪于朝堂”(《纲鉴易知录》第七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166页。)。绍兴四年（1134）十月，“帝自将御金，次于平江”，亲总六师，临江决战”。(《纲鉴易知录》第七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176页。)畏懦有余而刚果不足的宋高宗终于有了卧薪尝胆之心，激发了将士破釜沉舟之志。年轻志壮的范浚正思被发撄冠以援之，于是揣摩局势，熟审机宜，抒其雄才大略，洒洒万言，作《进策》二十五篇，拟进献皇上，以济时用。

　　《进策》二十五篇各篇主旨是：（1）《策略》：广开言路，正心自治；（2）《应天》：动天以诚，自省自警；（3）《远图》：深谋远虑，权变永图；（4）《任相》：任信责成，贵乎考慎；（5）《更化》：为政维新，更化三弊（荐举之法，考课之法，税赋之法）；（6）《庙谟（上）》：广闻独断，机事必密；（7）《庙谟（下）》：审时度势，功在人谋；（8）《用奇》：抓住机会，出奇制胜；（9）《揆策（上）》：避实就虚，破敌所恃；（10）《揆策（下）》：调动敌方，伺机消灭；（11）《巡幸》：居重驭轻，留意将将；（12）《形势（上）》：吴蜀襄阳，取胜之资；（13）《形势（下）》：用而先之，弃而复之；（14）《用人》：归降之士，随才授任；（15）《朋党》：朋党之患，不可不戒；（16）《封建》：封建必乱，应变权宜；（17）《御将》：赏罚明信，审才用戒；（18）《赏功》：厉世磨钝，精覈功赏；（19）《劝武》：增俸终身，安抚军属；（20）《募兵》：广募义勇遗孤，更兼奸豪横猾；（21）《节费》：省冗官以益募兵，省遣使以赏战士；（22）《议钱》：收私铜以广冶铸，平谷值以省民费；（23）《平籴》：平籴减粜，敛散利时；（24）《实惠》：减免钱租，实惠于民；（25）《除盗》：革启奸之弊政，实除盗之先务。(《香溪集》卷十一至卷十五，第107—150页。)

　　《进策》二十五篇共一万三千多字。论点准确鲜明，论据充分确凿，论证严谨周密，都是当时经国之要务，皆可施行。可惜的是，绍兴八年（1138），秦桧复柄，范浚的《进策》一直无法进献给高宗皇帝。

　　范浚的忧国爱民、经世致用思想是他的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浙学，特别是金华学派的影响十分深远。

　　三、范浚在中国理学史上的应有地位

　　范浚死于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数百年间，他的理学思想一直受到朝廷、官府和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和推崇。

　　明嘉靖六年（1527），御注《心箴》与程子《四箴》注，命于翰林院、两京国子监建敬一亭，勒石其中，并颁布天下学宫准为定制。(光绪《兰溪县志》卷五。)嘉靖十九年，敕建专祠于兰溪城南仓岭之侧，给帑春秋二祭。(光绪《兰溪县志》卷三。)

　　《香溪范氏宗谱·卷首·历世宦绩》载：“康熙十二年（1673），九学生员公举从祀。历县、府、司、道看详，奉总督抚院批准题请。以十三年闽变事寝。”

　　1．范浚的理学思想历来被尊为“悉本洙泗渊源”的儒家道统，在传承孟子学说方面尤为突出

　　朱熹，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之学，初无常师。24岁时拜李侗为师，总共只访游三次。此前，他于18岁和20岁时两次到香溪登门求学，拜访范浚，可惜均未见面。其中第二次拜访时，“因录屏书《心箴》而去”。至第三次拜访时，范浚已殁。朱熹吊古伤今，写下了一段情真意切的文字：“香溪范先生者，实兰之望族。祖父昆季皆居显宦，而先生独辞征辟，隐居于宝惠山泉之阳，著书立说，安贫乐道。余尝三谒未遇。厥后再至，而先生已逝。其从子右史蒙斋延余于先生讲学处。观其言论文章，悉本洙泗渊源，而《心箴》一篇尤得千圣不传之秘。惜入其室而未获亲见其人，瞻仰门墙，留连不忍去。因书此，以志慕焉。”(《香溪范氏族谱·卷首》。)几十年后，他将《心箴》原文注入《孟子集传》关于“心之官则思”这一著名论点之下。(《孟子集注》，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91页。)淳熙九年（1182），他亲作《香溪范子小传》，尊称范浚为“子”，极为谦恭。《小传》全文如下：“范浚，字茂明，婺之兰溪人，隐居香溪，世号香溪先生。初不知从何学，其学甚正。近世言浙学者多尚事功，浚独有志圣贤之心学。无少外慕，屡辞征辟不就。所著文辞，多本诸经而参诸子史，其考《易》、《书》、《春秋》皆有传注，以发前儒之所未发。于时家居，授徒至数百人。吾乡亦有从其游者。熹尝屡造其门而不获见。近始得学行之详于先友吕伯恭，庸述小传以闻四方学者。时淳熙九年壬寅二月。新安朱熹。”(光绪《兰溪县志》卷五。)

　　元代著名理学家金履祥为《香溪范氏族谱》卷首题词：“忠贤名世，道统流芳。”金履祥是“金华朱学”最有成就的中坚骨干。他是明确提出极为严格的程朱理学“道统”体系的第一人，也正是他首次明确地把范浚理学列入充满封建宗法法权的程朱理学“道统”体系。

　　元代理学家柳贯在《跋范贤良手帖》中说：“《心箴》九十六字，以心德之渊奥，示乡学之范围，而的然系濂洛之统绪，不可诬也。”(《柳贯诗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页。)

　　元代理学家吴师道在《香溪先生集后序》中说：“子朱子集注《孟子》，全载范浚《心箴》，由是天下莫不闻其名，且与天壤俱弊也。”又说，“其学多本于经，贯穿精覈。诸文皆崭绝矫健，凿凿明整，卓然名家。”(《香溪集·卷首》。)

　　清代著名学者杭世骏在《重修范香溪祠记》中说：“孟子之学，源于子思。尽心知性知天，即发明中庸首章之义；修身俟命，即君子居易之学也；反身而诚，即诚之为贵之旨也。昌黎韩愈氏原道，自尧舜以迄今，于孟轲，中间不言子思。香溪先生独辟之。愈又言轲死不得其传。轲弟子传诗者三人，曰高子、公都子、孟仲子。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仲子以无极释之，其余天命尚未了然也。而谓传孟子之道哉。自汉以降，南北诸儒皆斤斤于名物象数，而心性之学无一人言及者。经儒若郑康成，贯穿六籍，其注中庸，尚多蒙晦，况其他乎？绵绵延延，不绝如线，又千五百余年，而后濂洛三大儒出。周子云，诚无为，几善恶，而慎独之理明。程子云，涵养须用敬，而存心养性功夫足。香溪先生崒然崛起于浙水之东，前无师承，独标心与耳目两箴，大小体判然而分轻重。为舜跖图及书货殖传后，善与利皎然而别黑白。性论三篇，发明勿正勿忘勿助长。又作耻说，以阐扬人不可以无耻。雄辞伟辩，明白洞达。能得轲之传者，非先生莫克当也。”(引自光绪《兰溪县志》卷三。)这段论述突出地说明范浚在传承孟子学说方面的特殊地位。

　　全祖望在其《宋元学案》卷四五中对范浚的理学思想及其地位作了全面而明确的评价。全祖望说：“祖望谨案：伊洛既出，诸儒各有所承。范香溪生婺中，独为崛起，其言无不与伊洛合，晦翁取之。”众所周知，宋元理学，盖源于濂、洛、关学，而以洛学为大宗。濂学无传人，关学再传中绝，唯洛学的传人枝繁叶茂、传衍不衰。寥寥数语，已把范浚的理学思想同二程、朱熹理学思想之间的关系讲得清清楚楚。《宋元学案》中还摘编了《香溪集》17篇文章中的17段文字，总计近4000字，比较全面而又有重点地介绍和评论了范浚的理学著作和理学思想。(《宋元学案》卷四五《范许诸儒学案》，《黄宗羲全集》第四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54页。)

　　2．范浚是宋代浙江本土诞生的第一位理学家，其经世致用的理学思想使他成为浙江学派当之无愧的创始人，更是金华学派的开山之祖

　　黄溍是元翰林侍讲学士，他首次提出婺学“推原所自，必归于先生”。他在《香溪长社范氏族谱序》中说：“皆闻吾乡文献之传，实于范氏有赖。盖自贤良先生浚以道学倡于东南，及东莱吕氏继之，遂得濂洛之统。而北山何氏又传朱子之学于其门人，以淑后进，于是婺学大振于世。而谈者推原所自，必归于先生。”(《香溪范氏族谱·卷首》。)

　　章懋是明嘉靖朝南京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参见《明史·章懋传》。)他在《题重刊香溪先生文集后》中说：“独念吾乡圣贤之学，前此未之闻也，而濬其源者，自先生始。继而后有东莱兄弟丽泽之讲授，又其后何、王、金、许遂相继以得考亭之说，道学之传，于是为盛。非先生之功而为谁功？”(《香溪集·卷首》。)

　　雷于清乾隆时任浙江督学使，是著名学者。清乾隆十九年（1754），范香溪祠重修，雷题“婺学开宗”四字额于祠，“以明婺之道学由于先生，婺学之开宗，浙学之托始也”。杭世骏为之作《重修范香溪祠记》，称：“金华之学，始于先生，而吕伯恭兄弟继之，何王金许四先生昌之。枫山章氏，谓道学之传，于斯为盛，实先生之功……惜泮宫从祀无有议及之者，岂非阙事哉！”(以上均据光绪《兰溪县志》卷三。)

　　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没有引起当今理学研究者们的注意，范浚及其理学思想被莫名其妙地剔除出了宋明理学史的视野。这是不公平的，也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过分强调师承关系，这是中国古代文人根深蒂固的陋习之一。今人编写历史，沿用古人此法，虽然省力，却弊多利少。

　　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在《宋明理学史·序》中写道：“还要提到的是，在一部关于理学史的专门著作中，不能只写鼎鼎大名的理学家，还有一批虽然不大知名，但在理学的演变或理学思想渊源的承接传授方面有一定影响的理学家，也是不能忽视的，应当对他们的历史地位作出恰如其分的说明。”(侯外庐、邱滩、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这段话多少给人一些欣慰。范浚倘若有知，听了这段话，同样会感到欣慰。

　　参考文献：

　　1.《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侯外庐、邱滩、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香溪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

　　4.《香溪范氏宗谱》。

　　5.光绪《兰溪县志》。

　　6.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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