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三农”（一）

打电话给爸爸

他说家里有九亩半麦子

初夏来临

她们出落成金黄色的少女

用镰刀割破手指

和土地举行一场仪式

梦里

我妻妾成群

                            ——我在三年前写的《九亩半麦子》

“三农”指的是农民、农村和农业。我们更为熟悉的，是它与“问题”之间的绑定，即“三农问题”。我来自农村，父母是农民，就读的学校是农业大学，无论如何，我都与“三农”构成了另一种绑定。然而，我对“三农问题”，却始终没有认真地梳理关注过，这实在是一个令我感到羞愧的事实。“三农”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它涉及方面广，领域多，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纷繁芜杂。某种程度上说，三农问题，也是中国问题。而作为置身于其中的我的个体体验，也算得上是这个庞杂问题中的一颗沙粒罢。

 从户籍制度上讲，我的农村身份，在1992年，我11岁时就已经结束。那时候，流行“农转非”，就是农业户口转非农业户口。为了我和弟弟不再继续做农民，父母帮我们转了城镇户口：这里的城镇，指的是归郑州地区管辖的新郑小城。然而，也是从那时候起，我们家，其实也就是我的父亲母亲，开始背上了债务。为转户口，父母付出了四千八百元的代价。这四千八百元，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数目。父母在我四年级时办了个小养鸡场，所以收入还算殷实，但是因为这笔转户口的费用，给家里增添了沉重的负担。鸡蛋价格起伏不定，父母撑过了难熬的价格低位期，无奈银行三千元贷款已经到期，没有了流动资金，父母只得忍痛把鸡卖掉，随后，鸡蛋价格开始飞涨，我家错过了“发财”的机会。

 转成城镇户口时，我上五年级。那个阶段，我本对城市，没有多少向往。但是，农村户口变为非农村户口，虽可能要失去属于自己的那份土地（后来分地的时候，我和弟弟是其他村民的一半），却要付出2400元的代价。或许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了“阶差”的观念：城市户口，是要比农村户口强的。获取“城里人”的纸面身份后，我仍然是个农村娃，这点在11岁的时候，就已经明白，并不为户口的迁移而感到欣喜，反而觉得有几分明不正言不顺。我清楚地记得，有个村里的好朋友、也是同学，对我说：世杰，你看看这张报纸上说的，要坚决遏制不正当的“农转非”！然而，我的父亲母亲，想的是一旦成为城镇户口，将来找工作，就有了指望，就会成为“工人”，而不再做农民了。

 父母欠下债务，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如果评选小时候家里的流行词的话，就是“沓账”（欠账的意思）。父母停了鸡场后，开始种菜，早晚辛勤劳作，勉强可以供我和弟弟上学。我翻看自己初中和高中的日记，有很多都是记录父亲的叹息声：每到周末或者月末我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问家里开口要钱，这是一件让父亲发愁的事。

父亲是种地的好把式，我却没有继承他的良好基因。从小到大，我所干农活无论从质到量都远难称是一个优秀的农家孩子。我从初中即开始住校，因此干农活的机会仅剩周末或假日。翻看我在1995年时的日记，里面有这么一段记述：我周日下午去菜地，去和父母打招呼，说要早些去学校。父亲问我，怎么去这么早？我说，闲得没事。父亲发怒了，说，什么，你闲得没事？你妈和我都忙死了，你怎么不来帮忙呢？我接着在日记里写道：我留下了悔恨的泪，下一个星期天，我一定帮家里干活。但事实上，偷懒的故事每周都在发生。我干的活，父母是非常不满意的，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父亲的耙子》，从里面的一些词句里可以反映出我在农活上的“无用”：少年时/拿起耙子耙地/我的田垄弯弯曲曲/父亲微笑着接过耙子/弯下腰身/把田垄一列列耙直。

到高中毕业，1999年，我考入农业大学时，家里没有供我上学的费用。庆祝我考入重点学校，父亲在村里放映了电影。村委和乡亲们都来道贺，同时悄悄送上一些微薄的心意，父亲又东借西凑，筹得五千多元，于是我具备了进入农大的经济资格。以后的大学生涯，尽管有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以及少许的勤工俭学收入，但我还是要时不时问家里开口要钱。大三的时候，我买电脑，并且是三千多元的“新货”，因为亲戚承诺资助的两千元到后来没有兑现，我只好又问父亲开口。无奈中，父亲问叔叔借了一千，爷爷赞助了我一千：那是他刚把家里的榆树卖掉的钱，那棵榆树历经岁月，爷爷本来是要用它做一口棺材的。

 我在初三时，曾经制定过一个所谓的“花园村建设远景规划”（我所在的村子，叫花园村），在这个“规划”里，我建议延长“分地”周期，增加农民改造土地的积极性，争取小麦亩产量从400斤增加到800斤；我还乐观地预测，有了“以上措施”，“到本世纪末，我村的人均产值达2000元”。可见在中学时，我研究农村问题的积极性，是很高的。然而，农大四年，我却没有参加一个有关农业的学生社团，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情。那时候是一种“跳出农门”的喜悦，因此不愿再与三农问题发生联系，或者是有更有吸引力的事物存在，让我没有参加任何社团的意愿，现在看，已经很难还原到当时的心态。几天前和校友聚会，一个园艺系的女孩对我说，师兄（我们同届，但我面相老），你在农业大学，却读物理，学校出来后又作律师，这可真奇特。一方面，来自农村的我，与农业院校应该有天然的亲密关系，而另一方面，我所学的专业，又与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无法发生直接的联系，加上我无意或有意地对三农研究问题的疏离，这使得在大学四年里，我错过了对三农问题调查研究、搜集资料、分析思考的绝佳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