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释画”---道教和佛教题材的绘画研究与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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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释画是中国古代绘画的重要门类,道释画中又以佛教绘画最为重要。佛教绘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很多经典的题材、样式,罗汉画即为其中一种,其流行时间之长、作品数量之多、参与画家之广泛,在佛教绘画中几乎没有其它题材可与之相比。
罗汉像因无经典依据,会随各代的艺术家来创作表现。通常是剃发出家的比丘形像,身着僧衣,简朴清净,姿态不拘,随意自在,反映现实中清修梵行,睿智安详的高僧德性。
首先从人物画方面看,历代都有人在绘画理论上探讨道、释人物画的特点。东晋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是现存最早探讨神仙人物画像的理论着作,对中国人物画的影响相当大。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
在绘画技法上探讨了仙女画与一般仕女画的不同。明代周履靖《天形道貌画人物论》,还特别区分了道画和释画的不同。清代蒋骥的《读画纪闻》、《神女论》,则对历代道教人物画理论作了总结性的叙述。
道教追求的“恬淡”、“静泊”对不少山水画家影响较大,五代末宋代初以山水寒村画闻名于世的郭忠恕就是一位学道之人。元代是山水画的顶峰期。作品“简远高古”、飘逸、宁静、清淡、高雅。“逸格”体现了道教主旨,浸透着道教精神。所谓“逸格”,就是“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可见,“逸格”之精神乃是指画家的内在修养、审美情趣与绘画对象的融合。
道教绘画艺术反映道教主题,宣传道教教义。从现有着录的绘画来看,反映道教题材的最早应推三国时杨修画的《严 君平卖卜图》。 严
君平是《老子指归》的作者,为早期道教史上的重要人物。杨修所画,大约为严氏为人占卜时情景。以后又有《青溪赤龙图》、《搜神记图》、《洛神赋图》等描状神仙的图画。这些画往往结构合理、笔法古朴,人物气定神闲,体现了一种敌特的意境。
隋唐以后,绘画中涉及道教的题材更为广泛,许多名人轶事纷纷入画,其中钟馗故事成为一大主题,内容十分有趣,有的还蕴含政治色彩。这中间大致以唐时的吴道子所画钟馗像最为有名,并流传有许多相关的故事。
八仙的故事也常常入画,其中以晚清任渭长画的《列仙醉酒》最为有名。他给八仙每人一幅画,上有题辞。从画面上可以看出民间酒令也已进入道画,其平民性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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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渭长画的《列仙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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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宫壁画,是解放后新发现的元代最重要的绘画艺术遗产。它以想象丰富、技艺精湛着称,可与敦煌壁画媲美。宫内主要有龙虎殿、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四座高大的元代殿宇,四座大殿里布满了壁画,壁画总面积达 960 平方米 。纯阳宫、重阳殿,是纪念道教始祖吕洞宾及其弟子王重阳而建的。纯阳宫内,壁画供秦道教全真派首领五重阳及其弟子“七真人”的殿宇。殿内出采用连环画形式描述了王重阳从降生到得道度化“七真人”成道的故事。
壁画的内容多贴近生活,展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图景。尤其是纯阳宫的 52 幅壁画,人物涉及皇帝、官吏、兵卒、村夫、渔民、隐者、道士、学童等,而背景从宫殿到闹市、村落、茶肆、客栈、山野、包罗万象,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
以下简要介绍永乐宫中的几幅壁画。
《八仙过海图》这是纯阳殿的一幅壁画,取材于八仙过海的传说。相传,蓬莱仙岛牡丹盛开,白云仙人同时邀请了八仙和五圣同时观赏牡丹。回程中,八仙各自拿出自己的宝物、施展法术,渡越东海。从此,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传为佳话,人们也开始用八仙过海来赞扬团结精神。图中八仙,分别是李铁拐,钟离权,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他们或正身前视,或侧身回道,或背朝观者,火躬身前倾,动作表情各具特色。图面的背景海水滔滔,云气缥缈,漫无边际,给人以亦真亦幻,恍如仙境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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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元图》壁画描绘了群神朝拜元始天尊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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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元图》壁画描绘了群神朝拜元始天尊的场面,以三清为中心,朝拜者形成了井然有序的仪仗,应和了“三清譬如壮辰,居其所而群神拱之”的意思。画中的玉皇大帝刻画得很有特点。他脸型丰满,面相端凝,神色庄重,作为道教中地位仅次于三清的神,尽显尊贵气质,与武宗元《朝元仙仗图》中的玉皇大帝形象有异曲同工之妙。图中位列于玉皇大帝身旁的分别是南斗六星,北斗七星,三十六帅,二十八宿缉四大天师,也被仔细刻画,各具特色。
《钟离铁拐图》这幅画表现传说中的铁拐李度钟离权的故事。相传,铁拐李姓李名玄,遇上太上老君得道,神游时因其肉身误为徒弟火化,游魂无所归依,于是附身在一个饿死者的人身上。醒来后发现,自己已是蓬头垢面,坦腹跛足,他喷水在竹杖上化为铁拐,铁拐李也因此得名,而汉中离,丫头坦腹,龙睛虬髯,手遥棕扇,神态自若。图中描绘的就是铁拐李度化钟离权、要他上山学道的场景。作者方正唐,唐代四川绵阳人。此画人物造型奇特,衣纹用笔古朴。在用墨上,作者已从吴道子的只用干墨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开始注意浓淡墨的变化运用。如铁拐李的衣服,用浓淡墨表现凹凸,且用淡墨烘托眼眶、须发、波浪等,很好的表现了立体感和空间感。
道教壁画艺术
壁画,是指图画在墙壁上的绘画艺术,例如宫殿、寺观、墓室、石窟等墙壁上。它们的题材十分丰富,其中反映宗教内容的壁画占很大比例。壁画的表现技法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白描、工笔重彩、水墨写意及沥粉贴金等。所用颜料多是矿物颜料,所以图画色泽鲜艳,经久不变。壁画的作者除少数名画家外,多数是不见经传的民间画工,且留下姓名者很少。我国壁画出现的很早,并且从其一开始就与古代汉民族信奉的神仙和神仙们的故事结下了不解之缘。
道教产生后便十分注意利用壁画这一艺术形式。在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中关于“四时五神”时说:“其法为其画像,人亦三重衣,王气居外,相气次之,微气最居内,皆戴冠帧乘马,马亦随其五行色具为。……”并画有图画。可见早期道教就已开始用形象来描绘自己所崇拜的神仙。唐人崇奉道教,故道教壁画也十分兴盛。当时的画家均善画壁画,据记载,洛阳玄元皇帝庙有吴道子画的《五圣千官图》,另有太清官、龙兴观、咸宜观壁画。现存河北省曲阳县北岳庙安天王圣帝庙的《天宫图》,据传为吴道子画。宋代是道教壁画发展的鼎盛时期。道教壁画因宋王朝几次大规模的兴建宫观而得到发展的机会乙据记载,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为营造玉清昭应宫,征天下画家3000多人,以著名画家武宗元、王拙为左右班之首领。现存美国纽约的武宗元传世之作《朝元仙仗图》,即为当时壁画之粉本。元代道教壁画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艺术上它继承了唐宋遗风,作者则多为民间画工。现存元代道教壁画较多,主要有山西省洪洞县水神庙明应殿壁画,山西高平县圣姑庙壁画,山西稷山县青龙寺壁画,河北省毗卢寺壁画,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其中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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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宫,又称纯阳宫,原在山西芮城永乐镇,后迁龙泉村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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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宫,又称纯阳宫,原在山西芮城永乐镇,后迁龙泉村今址。永乐宫除山门外;四重主殿均绘有精美的道教壁画,总面积达1005.68平方米。龙虎殿,是永乐宫原宫门,门内后两开间绘神荼、郁垒、城隍、土地及守护之神吏、神将,威严生动。三靖殿,是永乐宫主殿,殿内壁的《朝元图》是永乐宫壁画的精华,总面积达403.34平方米。全画以南墙两侧的青龙、白虎星君为先导,神龛后的三十二天帝为后卫,以画在东、西、北三面墙及神龛左右扇面墙上的八位主神为中心,四周环侍着金童、玉女、天丁、力士、玄元、帝君、仙侯、星宿、左辅、右弼、神吏、神将、侍臣等290余尊神仙,每像均高二米以亡。画中人物须发飞扬,衣冠富丽,形态各异。画师们以简练明快的绘画技法,将众多的神仙所具有的不同地位、不同性格表现的维妙维肖,特别是巨大的线条流畅而多变,令观者为之倾倒。纯阳殿画有《纯阳帝君仙游显化图》,为连环画形式组成,总面积213平方米。重阳殿为全真祖师《王重阳显化图》,也为连环画形式。其中纯阳殿的《盘道图》,具有浓厚的文入画气韵,为我国绘画史上的难得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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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勾龙爽 中国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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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佚名 日本 清凉寺藏
一、道释画的起源
道释画为水陆道场画范畴。起源于古印度。中国的水陆道场画创始于南朝,为梁武帝为超度他的亡妃郗氏所设。水陆画便是举行水陆法会时所悬挂的一种道释人物画。
水陆道释画内容以佛、菩萨、罗汉、诸天为主,兼及道家人物及世间众生,是佛教世界观中各种有生命群像的体现。和西方绘画艺术(尤其是人物画)的兴起发达一样,中国的最早人物画也起源于宗教人物画。因为,画家们只有怀着宗教的虔诚之心,才能创作出丰富灿烂、千古流传的传世佳作。所以,中国人物画的鼻祖,莫不推顾恺之、张僧繇、阎立本、吴道子这些道释人物画家。(图一、吴道子观音菩萨像文革前碑拓本)
二、道释画的形成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过长时间与中国本土的道、儒文化相碰撞、融合,最终与儒道并立为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文化组成部分的绘画艺术,受佛教影响非常大,先后出现道释画、僧家画和禅意画。后与中国绘画融合,历经魏晋南北朝、隋,至唐代达到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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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系统全面地讨论、整理、研究道释画的资料是北宋晚期的《宣和画谱》,作者将“道释画”列在卷首,详细记载了善于画道释的画家四十九人,道释画作品一千一百七十九件。《宣和画谱》的作者认为,儒、道、佛三家的圣像都应该属于道释画之列。最早的佛画,完全照搬印度画法,汉明帝遣史“写浮屠遗范”,并“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1、2],在其后的很长时间里,佛画仍用印度画法。蜀僧仁显《广画新集》记载:“昔竺乾有康僧会者,初入吴,设像行道,时曹不兴见西国佛画,仪范写之,天下盛传曹矣”[3]。康僧会是一名印度僧人,三国吴赤乌十年到建业,孙权尝为其建造佛塔寺。《历代名画记》记载:“连五十尺绢画像,心敏手运,须臾立成,头面手足,胸臆肩背,亡遗法度,曹不兴能之”[4]。通过这些记载,我们不难看到,曹不兴绘画技巧非常高超,然其所画佛像为“西国佛画”。另外《历代名画记》中还记载:荀勖、卫协、晋明帝等人都长于画佛像,并且他们所画佛像,和曹不兴一样,也是运用印度佛画方法。因此,东晋以前和东晋前期中国人画佛像,都完全没有按照中国人的审美习惯进行再创造,而一直沿袭从印度流传过来的方法。最早将佛像、佛画中国化的人是戴逵。[5]逵之前无此记载,戴逵为东晋末人,而卫协大约活动于曹魏、西晋之交,当时佛画是不可能中国化的,所以就无从谈道释画了。
三、道释画发展和名家名作
在这样社会大背景下,宗教画极盛,名家辈出,所作以壁画为多。
东晋末年的大雕塑家、画家、兼音乐家兼学者的戴逵,是道释画先驱。戴逵,字安道,《晋书》列其传入《隐逸》。他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非凡的艺术才华,《世说杂书》记载:“戴安道幼岁,在瓦棺寺内画,王长史见之曰:此童非独能画,亦终当致名,但恨吾老,不见其盛耳。”[7]《晋书》《隐逸》云:“(逵)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8]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戴逵不但善画,而且博学。他同时还是著名的反佛学的思想家,《历代名画记》谓“戴氏父子皆善丹青,又崇释氏”云云,有误,东晋末年,有两位重要的反佛思想家,一位是孙盛,著有《更生论》,另一位就是戴逵,著《释疑论》和《流火赋》等反佛著述,批判佛教的神不灭论及因果报应说。这些条件都具备,就可以进行大胆创新思维,但是创新,又不能凭空臆造,《历代名画记》记载了戴逵改造印度佛画的具体方法:“曾造无量寿木像,高六丈,并菩萨,逵以古制朴拙,至于开放,不足动心,乃潜坐帷中,密听众论,所听褒贬,辄加详研,积三年,刻像乃成”[9]这说明,戴逵制作的佛像,吸收了广大群众的意见,逐步的进行修改,最终适应了中国民众的审美要求,于是群众就认为这是他们心目中的神或圣,就“前后征拜终不起”[10]。这里记载雕塑,虽未记画,但我们不难想象,戴氏对于画的改造亦当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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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戴逵同时代的另一重要画家顾恺之(按:戴逵347年——396年,顾恺之346年——407年),不仅能画,而且也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并且是道教信徒(按陈寅恪先生考证,魏晋时期凡名字里带有“之”字的大都是道教徒),顾平生画过很多的佛教题材的作品,可散见于各类文字记载。《历代名画记》卷二云:“顾生首创《维摩诘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妄言之状”,这说明,顾恺之画维摩诘像,已经有意识地融进当时士人(尤其是玄学家)的审美观念。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就说顾氏同戴逵一样开创道释画,因为:一是顾恺之是卫协的弟子,为东吴曹不兴再传,画佛像的方法定要受二家影响;二是顾恺之传世(或托顾氏之名而传世)的佛像画都用印度画法;三是《历代名画记》记载,“其(戴逵)后北齐曹仲达、梁朝张僧繇、唐朝吴道玄各有损益”,而曹、张、吴各家,都是后来的道释画重镇,各家传戴而不传顾。综合以上三点,可以说明,顾恺之虽然是魏晋时期重要画家,但他不是道释画的首创者,至少可以说明,对于道释画的贡献顾氏远不及戴逵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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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画如东晋顾恺之、戴逵在建业瓦官寺画《维摩诘像》外,南朝陆探微、谢灵运画《菩萨像》,唐会昌五年(845)灭佛后堆置于甘露寺,南朝梁张僧繇在上都定水寺画《二神》、《三帝释》;隋代展子虔在洛阳天女寺等画《菩萨像》,杨契丹在长安宝刹寺画《佛涅盘变》;唐代尉迟乙僧在长安慈恩寺画《千钵文殊》,吴道子在兴唐寺画《金刚变相》;五代杜敬安在成都大圣慈寺画《无量寿佛》等。道教画如唐代张素卿画《天官像》;五代丘文播画《二十四化神仙》;北宋孙知微在成都寿宁院画《惠远送陆道士图》,武宗元在洛阳三圣宫画《太乙像》均为有资料可考名家名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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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永乐宫壁画》也负盛名。但寺院壁画或年久失修,或禁教破坏,所存无几。石窟壁画则保存尚,如敦煌壁画。也有卷轴画,如传世北宋李公麟的《维摩天女》、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南宋梁楷的《高僧故实》,元初颜辉的《李仙像》等。这些道释画画师不但画出了大量的、流传千古的佛像画,也带动了一批又一批的道释画画师,他们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创作艺术水平,大量的寺庙壁画不断涌现,呈现出名山有寺,有寺必有壁画,道释画和佛像雕塑一样在当时成为社会主流艺术的局面,现据有历史可考的资料[12]从事专业道释画体裁有(即与佛道有关的人物画)。一般画题有三酸图、三教图、虎溪三笑图、四睡图。另有出山释迦、白衣观音、维摩、罗汉、拾得、寒山、布袋和尚、老子、张果等。主流体裁是佛教界精典画像有佛像、经典像、菩萨像、缘觉像、声闻像、各宗祖师像、护法鬼神像、水陆撰作诸大士像,诸天像、山岳江海诸神像、阿修罗像、四大护法金刚,罗汉和佛陀相关的故事,这类体裁众多,版本各朝不一,是道释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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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道释人物较著名之画家,除了上边提到的之外有:唐代之张赞、王耐儿、杜庭睦,五代之胡翼、赵裔、王仁寿、董从诲、王乔士,宋代卢象先、苏坚、崔友谅、高元亨、王拙、王用之、李元济、赵光辅、魏道士。元代之颜晖、王景升、张靖、许俊代、管道升,
明代丁观鹏、吴彬 郑千里、黄柱、吴敏等。
四、道释画艺术特征与鉴赏
明以前道释画流传至今难得一见。我们只能根据历史资料和现存保持最完整的明代宝宁寺水陆画,徽州壁画和民间散落道释画进行研究分析,对其表现种类形式和艺术特征做一归纳:
1、具有宫廷艺术水准的道释画与艺术特征
明代宝宁寺是保持最完整、藏水陆画最多的寺院,以七十三幅本为多,是明以后重修水陆仪轨后的简本。藏画多达139幅,在目前已极难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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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道释人物画108幅,各种世俗人物画12幅,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画面13幅。各种世俗人物计有:帝王、妃子、孝子、贤妇、烈女、九流百家等。从上述统计数字可看出,当时道释画占主流地位,所画人物,主要以佛陀、观世音、四大护法和相关佛事为主。其人物大多丰颊厚颐,大部份服饰均为明人装束,偶有元人衣履,兼有唐人丰采,集中体现了明代人物画最高水准和特点。是中国人物画史标志性绘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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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证,元未明初,在山西大同、宣化一带与北方鞑靼、瓦刺的兵戈不绝、战事频仍、伤亡重大。洪武五年,天下初定,太祖即于南京蒋山设水陆法会,并命宗泐作《赞佛乐章》八曲,交太常歌舞演奏,而水陆画亦较昔日隆重,由皇室特命画师专意为之,幅数亦较昔人为多,达一百二十九幅之众,水陆画发展到明时已达顶峰。天顺年间,明廷为安抚边境,特命宫廷画师绘制的保宁寺水陆画,这是为了安抚守边将士所采取的重大举措,其绘画水平、风格是代表明代早期宫廷人物画水准,故在清康熙、嘉庆年间的重裱题记中,均称此画为“敕赐镇边水陆画”,这在水陆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可见这堂保宁寺水陆画珍稀程度。我们从近年民间散在的、包括海外回流的道释画看,这个时期传世的道释画确实具有宫廷绘画风格,水准,与民间绘的道释画人物相比,二者差距甚大,只要比对不难识别。这些具有明代宫廷绘画水准的道释人物画,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
一是造型端庄、大方。全身结构合理,衣纹简洁。佛像头饰螺发,肉髻高隆,大耳垂肩,面形或方或圆,额部宽平,眉间饰圆形或长方形白毫,高鼻深目小嘴。身着袒右肩袈娑,胸前、袖口和腿部有衣纹。躯体一般很挺直,比例匀称。下摆衣褶呈扇形(放射状),)菩萨装造像头戴五花冠,面形或方或圆,眉间白毫也有方有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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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绘画手法十分细腻、繁复。菩萨胸前的装饰为明朝固定格式,先是项圈,接着是缀以璎珞的胸饰,最外圈是挂在脖子上垂于胸前的U字形长链。大多呈双层或三层连珠纹形式,下身装饰多穿长裙,裙子的衣纹呈波谷状,薄透而贴体。波谷衣纹也用连珠表现,在每两条连珠线中间一般都绘出各种花纹图案,或小碎花,看上去极为华贵而有气势。佛像大多坐莲花座,莲座为当时流行的半月状束腰式,上下各施一层莲瓣。莲瓣呈核仁状,,也有的是座在八宝法台,菩萨偶见伏龙驮座,佛陀宝座下可见天犬。均为明早期道释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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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男性菩萨装造像方脸,女性菩萨装造像圆脸,皆有唐代人物开脸风格。面象、手姿、坐姿,人物比例合理,服饰线条细腻、流畅,没有接笔、断笔,补笔、笔划粗细一致,色彩雍容华丽,具有典型宫廷绘画风格。
四是道释人物主画面多见有各种背光,上方常绘有宝盖、祥云或其它图案,胁从菩萨也均有背光,造型端庄,体态优美。主画面绘有宝盖等图案、不但增加了画面富丽色彩,更能张显威武、皇家气派,民间道释画同类体裁很少见主画面绘有宝盖、冕的图案。这是区别民间和具有宫廷绘画水准的道释画重要一点
五是绘画风格上也有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构图、绘画繁复,重彩工笔,所设色都是矿物质石色颜料,虽历经千年,可颜色仍古艳如新。道释画所上色彩都是三矾九染,绝无一蹴而就。无论是菩萨或胁从,人物服饰上复以金粉再勾一遍,显得富丽堂皇,是区别民间和宫廷道释画重要特征之一。
六是无论是什么体裁画面,何种表现形式,如来,观音菩萨和罗汉的面相、手相、脚相及佛的姿势绘画基本技法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绘画风格十分正统,严谨一丝不苟。基本遵照统一样绘画的。而民间绘画的道释画,“三相”描绘各具不同,而且,姿势、身材比例,及头冠五花八门,这可能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简本,完全根据画家个人对人物的理解画出来的,因此,同类体裁道释人物画、民间与宫廷道释画差异非常大,只要对比风格明显不同。
五、道释画--收藏与投资的拓荒地
1、道释画收藏与投资的历史与现状
道释画根在中国,在书画史曾经有过辉煌,占有重的地位。但明未清初随着社会稳定,文人士大夫钟情于山水花鸟和大写意画,道释人物画巳退居从属地位,社会主流推崇山水写意画,鄙弃工笔重彩的道释人物画,把道释画斥为画匠之作。在这样的背景下,道释画一直背负的是工匠画,不入鉴赏的名声,所以一向少有人关注,研究、收藏的人更是少的可邻。就连民国时期张大去敦煌漠高窟临摹壁画,佛像,还有人还讥以“水陆画匠,不堪入流,并深为其可惜”。相比之下,日本人对水陆画研究、认识较深,日人大村西崖在论及宋时水陆画时,他说:“此种绘画、佛寺最多,盛行于南宋,然此类之画,只可挂于佛寺之壁,为一种特别功德之物,与普般画苑、玩赏绘画,全无因缘,善作者遍于所学,几成专门技术,不列名于一世,,,,。”他们视道释人物画:“神来之笔,敦煌漠高窟壁画第二。”故早在元未明初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方式、从中国撄取、收购大量的珍贵的道释画。这些具有明代中早期宫廷艺术水准的道释画,绝大多数入藏于日本各大博物馆,庙宇,和私人手中,近二年,日本的一些私人手中的道释画时有在一些展拍会上流通,为中国收购回流打开了渠道。具不完全的统计,从2010年以来从日本回流国内道释画大约有75--100件左右,在拍卖上露面约3/5左右。在视为收藏投资古代书画为“定海神针”的今天,国人猛然醒悟,在古代书画中还有一块被人遗忘、尚待拓荒之地—道释画。与此同时,引起我国美术、宗教界相关人士极大的关注和重视,宗教绘画热再次兴起,各大出版社亦纷纷出版有关水陆画的图册,如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湖南民间美术全集》上即收有水陆画,另山西省博物馆亦出版《明代水陆画》一书。由于水陆画画风严谨,设色古艳,且纯系矿物质颜料,历久不变,不但引起了国内收藏投资有识之士重视,而且引起了海外买家极大兴趣,近二年香港苏士比拍卖公司己零星拍出多件道释画,其价格极其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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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道释收藏与投资以明代以前具有宫廷艺术水准的为主
道释画种类繁多,近二年拍卖会上常见的道释画主要有三类:
一是民国或清晚期的民间流传的中佛祖、菩萨、神仙、道士、罗汉,传说故事类。这其中包括张大千,丁云鹏等名家本人或临仿本,其拍卖价格除张大千真迹外,现市场较低,收藏与投资的人不多。
二是清早期或明代民间传世或庙宇中流出道释画,这些佚名或署名作品拍卖会偶可见到,虽然有尺幅或大或小,品象有好有坏,但多为开门老画,其艺术水准和收藏投资价值不可低估,因此,得到相当一部分买家追捧,成交率百分之百,特别那些开门的,艺术水准高的道释画更是一货难求,每每拍出意想不到价格。但目前所能看到的数量很少,远远满足不了收藏与投资的需要。
三是具有宫廷艺术水准的道释画,这类道释画主要是从海外回流、从日本回流作品为主,有相当一部道释画艺术价值、研究、历史价值,收藏价值十分高,这些具有宫廷艺术特征的作品,这是目前收藏圈关注的重点,也是拍卖会上的宠儿,其市场前景非常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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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道释画市场价值明显低估,收藏投资正当时
国内收藏投资道释画刚刚起步,仅仅是这二年的事。当相一部分人还未认识或刚刚起步介入,此时收藏与投资无疑是最佳时机。去年,保利拍卖会上拍一件道释画,十万元起拍最后拍出一百万高价,今年,九歌,中贸圣佳,等一些知名的拍卖公司积极组货源,大拍都能见到一件或二三件拍品上拍,起拍价均在十五至二十五万元左右。这些明以前的道释画,与明代其它画作相比,在其品象,尺幅,艺术价值等方面明显低估,远远没有体现出市场价值和艺术品本身的价值。这些历史上留下的珍贵道释人物画,无论在绘画史、宗教史、民俗学上,都应有其相应地位,因此,随着收藏认识的不断提高、深入,适时收藏与投资具有宫廷水艺术准的道释画正是最佳时机,
国画道释画挂在那里合适
国画道释画挂在那里合适,道释画作为书画艺术的一个品类,流传时间长久,从最初的字画大佛发展到泥塑佛像、木雕佛像、铜鎏金佛像等,可谓种类繁多。作为一个较特殊的收藏品类,佛像以其浓郁的宗教色彩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受到佛教信徒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青睐。
装饰效果图
佛教造像是集宗教、历史、美学及工艺价值于一身的艺术品,体现了深厚的宗教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两千多年来,佛教艺术伴随着佛教的发展,在亚洲,因不同时期,地域和文化的审美差异,佛教造型艺术以不同的题材、工艺和审美意趣,在佛教教义的不断演化中,体现出风貌各异的美学标准,地域特征和时代气质。
佛教产生于北印度。逐步通过南传佛教,从北向南发展,最后到缅甸、泰国、柬埔寨东南亚一片;汉传佛教则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原,影响到日本、韩国;藏传佛教传到尼泊尔,帕拉(孟加拉),最后又影响到西藏,元代以后由西藏传到中原,传到蒙古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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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佛教有不立偶像的要求,但随着大乘教义的广泛传播,仅凭心灵领悟似乎不再符合大量吸纳信徒的要求,佛陀,菩萨的形象也应运而生。伴随着佛教在贵霜王朝、笈多王朝和波罗王朝统治时期的传播与发展,印度佛教造像艺术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并在各时期形成了诸如犍陀罗风格、秣菟罗风格,笈多风格和萨尔那特风格等特色鲜明的造像风格。”柏漫林告诉记者,随着佛教的不断传播,不同风格的佛教造像艺术传入周边地区后,融入了当地的雕刻手法和审美情趣,呈现出明显的地域风貌。
据了解,犍陀罗艺术的主要贡献在于佛像的创造。而稍后的另一种佛像样式集中出现于秣菟罗(今新德里东南)地区,称为:秣莬罗造像,这种佛像较犍陀罗佛像保留了更多印度本土风格。笈多时期则有马土腊造像和萨尔那特造像。
国画道释画,道释画作为书画艺术的一个品类,流传时间长久,从最初的字画大佛发展到泥塑佛像、木雕佛像、铜鎏金佛像等,可谓种类繁多。作为一个较特殊的收藏品类,佛像以其浓郁的宗教色彩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受到佛教信徒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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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造像是集宗教、历史、美学及工艺价值于一身的艺术品,体现了深厚的宗教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两千多年来,佛教艺术伴随着佛教的发展,在亚洲,因不同时期,地域和文化的审美差异,佛教造型艺术以不同的题材、工艺和审美意趣,在佛教教义的不断演化中,体现出风貌各异的美学标准,地域特征和时代气质。http://img3.laibafile.cn/p/m/216552414.jpg
“早期佛教有不立偶像的要求,但随着大乘教义的广泛传播,仅凭心灵领悟似乎不再符合大量吸纳信徒的要求,佛陀,菩萨的形象也应运而生。伴随着佛教在贵霜王朝、笈多王朝和波罗王朝统治时期的传播与发展,印度佛教造像艺术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并在各时期形成了诸如犍陀罗风格、秣菟罗风格,笈多风格和萨尔那特风格等特色鲜明的造像风格。”柏漫林告诉记者,随着佛教的不断传播,不同风格的佛教造像艺术传入周边地区后,融入了当地的雕刻手法和审美情趣,呈现出明显的地域风貌。
据了解,犍陀罗艺术的主要贡献在于佛像的创造。而稍后的另一种佛像样式集中出现于秣菟罗(今新德里东南)地区,称为:秣莬罗造像,这种佛像较犍陀罗佛像保留了更多印度本土风格。笈多时期则有马土腊造像和萨尔那特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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