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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 展子虔 《游春图》 唐人摹本 绢本设色 43×80.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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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 怀素 《千字文》 （局部） 绢本墨迹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自古以来，因时代不同、财力各异，收藏环境不同，使得收藏家的收藏境界也有高下之分，在离我们最近的民国时期，就涌现出大批收藏家，使得今人依旧仰慕。在惊叹他们收藏之宏富、鉴藏之精准的同时，今天的收藏家也会得到一定的启示。

　　战火中的民国收藏风气盛行，造就了大批名声大噪的收藏家，他们收藏的逸闻趣事流传至今，他们因爱而藏，为藏而专，不仅保存下重要的历史文物资源，还使得这些文化遗产在他们手中发扬光大。

　　因好而藏 民国藏家众生相

庞元济书画收藏“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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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称华裔画家收藏家王己千的藏品“富可敌国”，但王己千自己却说过“上海有一位收藏家庞莱臣，是全世界最大的中国书画收藏家，拥有书画名迹数千件”。民国名人郑孝胥的说法稍微保守一点，称他“收藏甲于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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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的中国，战乱频繁，国家收藏力不从心，大量国宝流落民间，因而掀起一股民间收藏热，也涌现了诸多著名收藏家。

　　在这些收藏家中，既有专注于文史研究的专家，也有醉心于收藏的官员，还有金石书画闻名于世的艺术家，比如，庞元济、张伯驹、张学良、吴湖帆、王己千、徐悲鸿、张大千、张珩等。

　　而庞元济、张伯驹、张大千、吴湖帆、张珩、王己千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收藏富、品类精、影响大，被誉为“20世纪字画收藏六大家”。庞元济为“六大家”之首，其收藏的古代书画数以千计，王己千称其为“全世界最大的中国书画收藏家”。在收藏界，与张伯驹并称为“北张南庞”。庞元济编著的《虚斋名画录》、《虚斋名画续录》，就是从其藏品中选出历代精品634幅加以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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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的收藏家，不仅收藏数量庞大，在遇到古代艺术精品时，更是不惜代价。收藏家张伯驹不惜重金，其藏品多是国宝级别，且是中国现存较为古老的绘画和书法。张伯驹从30岁涉入收藏界，出手就是顶尖级藏品。他曾以当时6000大洋购得北宋范仲淹《道服赞》、6000大洋购得杜牧《张好好诗》。张伯驹还因抵押家中房产，以7000大洋购得展子虔《游春图》一事，得别号“游春主人”。

　　张大千更是凭借其敏锐的眼光和雄厚的财力，大肆收购历代名迹，他曾花数百两黄金收购了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和五代董源的《潇湘图》，还曾用500两黄金加20幅明代字画换购董源的力作《江堤晚景图》。

　　民国藏家不仅收藏规模不凡，种类丰富，还尤其注重藏品的系统性和收藏脉络。张葱玉出生名门，自祖父起，一门三代皆是鉴赏收藏巨眼。他一度专收唐宋元名迹，明清两代的作品基本不收。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收藏就与张大千、吴湖帆不相上下。1947年著名学者郑振铎曾为他编过一本《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其中记载了不少稀世珍品，如唐周昉的《戏婴图》、唐颜真卿的《竹山堂联句诗册》、宋易元吉的《獐猿图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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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藏而专 民国藏家的收藏观

　　收藏家本身具有深厚的文史功底和鉴藏知识，明艺理、通辨识，对中国艺术史了如指掌，具有极高的鉴赏能力和高雅的审美趣味。

　　在诸多民国收藏家中，很多都具有传统文人的素养，擅长填词、唱戏、书画，且对收藏的艺术品类颇有研究。在书画收藏家中，吴湖帆、张大千集画家、鉴藏家于一身，自然能收藏到难得一见的艺术精品。吴湖帆祖父是清朝的显宦、金石大家吴大徵，家中收藏极其丰富。吴湖帆的鉴藏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名噪一时，著名鉴定家王季迁、徐邦达皆为其入室弟子。吴湖帆日夜浸淫于古代书画中，饱览了上至宋元、下迄明清的无数名家书画真迹。其藏品著名的有唐怀素草书《千字文》、宋高宗赵构的《千字文》、宋刘松年的《商山四皓图》和元赵子昂的《枯木竹石图》、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残卷和《浮峦暖翠图》等唐宋元名迹，至于明清及近代字画更是举不胜举。

　　张伯驹的书法独具特色，更是创造了独具风貌的“鸟羽体”；张葱玉亦写得一手好字；庞元济一生所作的书法、山水、花卉作品颇多，书法端庄秀逸，花卉设色艳丽，山水笔力雄浑厚实。庞元济对其搜集到的书画研究深入，他曾言：“孜孜潜心考索，稍有疑惑，宁谨慎勿烂，往往数百幅中不过二三幅。”王己千不仅在鉴定书画真伪及其年代上有过人的眼力，其对艺术的欣赏品位也为人称颂。他收藏了许多毫无款识的宋、元代书画，以画论画，而不是盲目地追逐大名头。因此，许多书画收藏家都以其学识为基础，以其眼光为标准。

　　古玩杂项收藏家赵汝珍平生嗜好古玩，致力考古，具有深厚的文史功底。1939年，赵汝珍出资数千万元在北京琉璃厂开设萃珍斋古玩店，凭借其读书人身份及历史文化素养，将古玩收藏上升到社会历史文化的高度。赵汝珍于1942年出版的《古玩指南》系民国年间一部全面系统介绍古玩知识和传授古玩文化的著名典籍，至今仍是古玩行内较有影响力的巨著之一。

　　古陶瓷收藏家仇炎之在民国年间收藏了大量的宋代及明清官窑瓷器，尤其是他规模化收集了宋五大名窑珍品及明清官窑彩瓷，其瓷器收藏规模、藏品收藏经济价值是同代及后代藏家难以企及的，成为民国时期瓷器收藏的价值标杆。

　　时代符号 留存古迹照后人

收藏第一大家游春主人--张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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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旧藏  展子虔《游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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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旧藏  宋徽宗《雪江归棹图》

　　民国时期的这些收藏家不仅留下一个时代的收藏符号，更留下了高品位、高格调、高境界的收藏文化形象。

　　收藏家对收藏的嗜好成癖，视藏品为生命，但又能举重若轻。在收藏上不惜重金，甚至穷其所有。张伯驹为购买展子虔的《游春图》，卖掉了北京最好的房产(原为李莲英旧宅)。张大千曾分别花15根金条、500两黄金加20张明画换来3幅五代南唐名迹。张葱玉则把自己的感情用委婉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从费屹明手中购得欧阳修《灼艾帖》，钤印4枚，其中一枚的印文为“暂得于己快然自足”，即将收藏看成是一种精神享受。张大千的两方藏印“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和“别时容易”，则反映了其矛盾的心情：既不希望和藏品别离，但又不得不别离。藏家把收藏视为平生之乐事与责任，并没有以投资为目的。在他们看来，收藏是享受的过程，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观看、鉴赏、切磋，判断真伪，交流作品的背景、内涵。

　　更为重要的是，其收藏文化追求代表了当年收藏家们较高的收藏境界，如张伯驹将在民国年间收藏的西晋陆机的《平复帖》、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先后捐赠或原价转让给故宫博物院，使得这两件文物作为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庞元济的收藏主要进入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馆和苏州博物馆。

　　这些民国收藏家的大手笔收购，以其及独到的鉴赏眼光使当今的收藏家们望尘莫及，这些名作已成为无价国宝。无论是作为收藏家个人道义品格、人文素养，还是其藏品的历史文化价值，都是历代收藏家的杰出代表，他们不仅倾心收藏，用心研究，更为社会和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艺术财富，这是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大藏家，至今仍得到社会尊重的重要原因。

“南潘北陈”之潘祖荫是苏州望族，官至光绪朝军机大臣。因救过左宗棠充任陕甘总督，左氏在陕西访得“大盂鼎”，将此重器转与老友。此鼎腹内壁有铭文19行291字，是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周武王治国过程。又是端方想强买此鼎，时值辛亥革命端方死于非命，抗战期间日军到处搜寻此鼎无获。终于在1951年潘家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大盂鼎”捐给上博，再由上博支援国家博物馆（时称历史博物馆），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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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盂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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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前三代重器，于咸丰二年1852年被山东潍坊“万印楼”主陈介祺获得，陈氏收藏玺印7000余方，陈介祺以一件青铜重器跃身于金石界，自此才有“南潘北陈”。陈氏病故后，1902年两江总督端方，强卖“毛公鼎”，后来端方家人将鼎卖与交通总长叶恭绰。抗日战争日本人强逼叶家交出此定，叶恭绰制造一只假鼎蒙混过关，后被陈永仁获得，1946年陈氏将“毛公鼎”捐给政府，现在收藏于台北故宫。

周湘云（1878--1943年），祖籍宁波，旧上海房地产大王，靠捐款获得官服，又是一位红顶商人。周氏坐车牌号为“1”号，喜爱收藏青铜器、古代书画、瓷器等门类，是著名收藏大家。因收藏阮元的“家庙四器”，虢叔大钟、寰盘、葛伯敦、无款执壶，而驰名与上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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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湘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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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叔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