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简帛书学习

在二十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M.A.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１８６２—１９４３）公布他在新疆、甘肃古文化遗址发现的汉简之前，“竹书”的概念已在我国历史文献中多次出现。

最早发现的竹简遗编应该是汉代的“孔子旧宅壁中书”。《古文尚书》孔安国序：“鲁恭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所谓“科斗文”，应该是先秦古篆书的一种形式，字形大概类似于我们今天看到的“楚简”体，运笔重顿提起，拖尾尖细。这是中国经学上一次重要发现。所获典籍，称“孔壁古文”。当时学术界主要从思想学术史角度给予关注，而对于其书写形式，则完全没有从“艺术样式”的高度，给予特别记录或描述，只是一语带过。这里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书法本身还没有成为一个自觉的“学科”，人们对书写样式的意义的认知，还没有达到后来的高度。另一方面，汉字书写形式自身还在急剧的变化中，古篆文的书写样式，与当时流行的汉代书写样式相距甚远，只有对于极少数研究“小学”的专家学者，有文献考订的价值；对于广大的普通士人，则似无关联。所以，书法史上第一次竹简书大发现，最后就湮没在文献研究中了。对于这批竹简的字形，文献没有留下更多具体记录。

第二次“竹书”大发现，是在晋武帝司马炎（236－290年）太康年间。盗墓者不准盗发汲郡（今河南卫辉市西南）魏安釐王冢，得竹简十数车，其中有编年史《纪年》十三篇，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史事，与传统记载不同，可校正《史记》所载战国史事之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竹书纪年》。同时出土的还有大批古籍，包括《逸周书》《穆天子传》等十余种先秦古籍，历史上统称之《汲冢书》。这批竹简也是“蝌蚪文”书写。它的境遇，与“孔壁经书”大体相同。当时的书法，正处于由汉隶向后来北魏流行的正书演变时期。古篆文书法远离时代，也没有引起书法家的重视，更没有引发书法的变革。后来北周（557—581年）时期，有人在甘肃居延地区发现过汉简，北宋时也有人在今甘肃等地发现过东汉简。这些发现，由于当时时代条件所限，都没有对书法史产生影响。

到了二十世纪，书法的发展形势已大不一样。因为经历了千年帖学的绵延，复经清代“篆隶中兴”和“碑学运动”，古书法的现实意义，一次次被发掘、阐述，最终都演变为艺术史的动力。因而后来的任何文字遗物发现，在文字学界产生影响的同时，都几乎一无例外会影响到书法界。所以从斯坦因的西北考古发现开始，随之而来的西北考古热，导致了在甘肃敦煌、内蒙一带的秦汉时代边塞遗址一次又一次激动人心的发现，后来考古又扩展到内地，湖北、河南、湖南、山东等省市，都陆续有大规模的发掘。专家统计，一百多年来，各地大概发现了秦汉简牍有4万余枚，还有一些不同时代的帛书，也在墓葬中发现。

这批数量庞大的简牍帛书的出土，可以说改写了书法史。它改变了书法史研究，使所有书法史学者，有了更直观可靠的秦汉书法研究资料。使过去的文献和断代研究，有了更科学的基础：从先秦到两汉的简牍，可以厘清汉字书法从大小篆向古隶、成熟隶书以及章草、成熟草书的逐渐演变过程；从东汉中后期的简牍又可窥见隶书如何向行书、进而向正书及后来的楷书嬗变。所以秦汉简牍和帛书的发现，除了其对中华文明历史史实研究的巨大意义，对于汉字与书法发展史的研究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对于书法学习和创作来说，如此数量庞大的简牍帛书的问世，无疑为书法家开启了一个字体形式的巨大宝库。其对书法发展的影响，应该不亚于清代的“碑学运动”。

第一，为世人提供了更多的书法学习和创作的选择。传统书法学习，篆隶楷行草，经典作品不胜枚举。但多数经典已传世千年，经过无数代研习者苦心开垦经营，笔尖上的游戏，技术超越已十分困难。换言之，万众瞩目下的传统经典，即便技术精湛，仍然不免有被淹没在“千人一面”中的风险。横亘四五百年、风格多样的简帛书的出现，为书法研习者提供了形式、风格与趣味的崭新选择，使近现代书坛有了更丰富的形式选择空间，导致了近现代书法的书体形式多元化。

第二，为书法家探索“笔法之道”提供了真切可信的图像资料。中国书法的笔法演进，从早期刻画图符，到唐代成熟楷书笔法体系的完成，经历了近3000年的历史。迄今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的传世墨迹最早的是西晋陆机《平复帖》，这是章草作品，在当时已属“古体”。虽然后来同样属于近代考古发现的“楼兰残纸”可以从民间书法角度，弥补西晋时期笔法研究资料的不足。但是三国以前的墨迹书法，历史上没有传世，汉简大量出土以前，我们也无从考略汉代书写的真实状态。风格多样的汉碑，给我们提供了汉代书法的正统审美范式，但是经过石刻、捶拓，透过刀锋看笔锋，毕竟隔了一层。至于先秦书法，大小篆，六国文字，中国书法笔法演进的前半段，我们都没有具体墨迹资料可作实证，一如宋人评价“由刻帖找笔法”是“隔帘听琵琶”，多少总感觉有点失真。那么我们有了这一大批秦汉简牍帛书的出土，当时人如何遣毫运笔，一切的一切都真真切切的还原在笔下，展现在眼前。这对于我们研究、找寻中国书法笔法的演进，探索并把握中国书法汉隶、章草、草书、行书的笔法精髓，其意义毋庸赘言。应该说，它给了这一代人以历史机遇，也改变了这一代人的艺术轨迹。

基于此，研究这一时期的新考古发现，已成为书法史学界的显学。而选择简牍帛书丰富的“杂体”（或破体）形式，用之于创作，在书法界也蔚成风气。因为简牍帛书的字形，用笔，既有深有的历史脉息，又有相当的历史陌生感和新鲜感，并且弥漫着民间书法不经意间自由挥洒的浪漫稚趣，这些对喜欢书法的人有相当的吸引力，对观众来说，也颇具审美杀伤力。相对于精耕细作上千年的传统经典领域，习简帛者，似乎更加容易上手并取得成效。这几乎成为一条在书法上可以走得通的终南捷径。

笔者也很喜欢简帛书的古奥和活泼、多样。它的形式在在篆籀和隶书两个时代中间，而且是处于发展、变化、过渡中，未定型，甚至因人因地而变，带有各个时代鲜活的生命气息。某种程度上说，是代表了一种字体、一个时代的青春风华。一言以概之，它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拥有众多有魅力摄人的字体形式的古典艺术宝藏。

但是笔者也认为，发展、过渡毕竟还是发展过渡，中间鲜活的很多是未成形的东西。这里面，不是什么都好。历史的选择，最后是走向了汉碑，走向了魏晋高峰。这里似可给我们提示：民间书法的鲜活和丰富，经过一代代文化精英的淘洗、熔裁、锤炼，最后升华、凝炼为华美、高古、雄强、优雅等文人艺术的经典，由此而登上了时代的峰巅，成为历史标杆。这里，还是有一个高度的不同。

把民间的稚拙、浑朴、天趣引入创作，经过艺术家充满灵性智慧的再创造，化腐朽为神奇，中外艺术家都有成功的范例。但是笔者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在学习这一类民间艺术资料的时候，要有所选择。切忌直接把民间艺术作为艺术范式，取代传统经典；以简单的个性化取代有深度的历史探索；甚或有极端的迷失者径以简单的“童稚式”涂鸦为艺术上境。这可能有对人类基于数千年而形成的艺术审美普遍原则理解的偏失。

所以在这本简明简帛书字典即将付梓的时候，我们希望特别提醒：考虑到历史资料的完整性，为大家了解历史提供一个全景式鸟瞰角度，编者尽可能保留了不同时期简帛书的不同风格取向。这不是等于说，我们赞成这里面的所有文字的形式处理方式和风格取向，希望大家在选择使用的时候，有所甄别。

郑晓华

2014年11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