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书法笔法的发展轨痕及书法教学模式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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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联手,共同推动书法教育现代化
郑晓华(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一、 汉字书法是我们东亚民族对世界艺术的杰出贡献
汉字书法是中华民族先民的杰出创造,由东亚各民族先祖共同推动而发展。它通过独具魅力的汉字艺术形象的创造,表达东方民族的审美情思。它所构筑的东方民族特有的审美语言体系,在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是我们东方民族先民对世界艺术的杰出贡献。
我们说书法是东方民族独有的艺术,因为在拉丁语系国家、阿拉伯语系等国家,也都有同样称为“书法”的艺术,翻开《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除了汉字书法之外,拉丁文、阿拉伯文书法条目也不少。但是,通过历史考察可以发现,只有在亚洲东方民族的历史上,书法是和诗歌、绘画、音乐具有同等地位的(甚至地位更高)被列入纯艺术范围的艺术品类之一。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书法”(calligraphy)更多地指的只是漂亮的手写笔迹(good
汉字的起源,当然是在中原黄河流域。但是汉字书法的传播和发展,很早就超出了中国黄河或长江流域。《南史·豫章王嶷传》中载,南朝梁代书法家萧子云(486—548)出任东阳太守时,会百济国使人至建业求书。子云维舟将发,百济使于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许步,行拜行前。子云遣问之,答曰:“侍中尺牍之美,远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云乃为停舟三日,书三十纸与之,获金货数百万。从此百济使求书之诚和所给货币之丰可推断,书法在朝鲜半岛已相当流行,好书法受到很高推崇。后来的交流更频繁,如《新唐书》载欧阳询(557—641) “尺牍所传,人以为法。高丽尝遣使求之”,类似记载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从表面看,中原地区和朝鲜半岛、日本的书法交流,多为列国士人到中原求书。这固然说明,在古代汉字文化的中心是中国的中原地区,也说明朝鲜、日本等周边列国的士人很好学。而从朝鲜、日本历史上著名书法家的作品看,他们的书法水平也是非常高的。他们在中国学习书法,回国后研习、传播书法,实际上是共同推动了汉字书法艺术的发展,推进了汉字书法艺术的“国际化”进程,使之成为亚洲东方区域性国际艺术。因此我们在景仰中国古代那些杰出书家的时候,也要向朝鲜历史上、日本历史上的杰出书家表示敬意。是亚洲多国书家共同推进书法的繁荣,使书法艺术成就了世界艺术史上的辉煌。
二、传统书学中的 “楷书优先论”
关于早期书法教育,“学书先学楷”,可以说是中国书法史上流行最广泛的基础教育理论。历史上有很多书法大家,都认为楷书是一切书法的基础。影响最大的是宋代大文豪苏轼,他曾说:
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东坡题跋》)
在另一则札记中,他说:
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
后来的书家,有很多类似附言,如宋高宗赵构在《翰墨志》中说:
士于书法必先学正书者,以八法皆备、不相附丽。若楷法既到,则肆笔行草间,自然于二法臻极,焕手妙体,了无阙轶。反是则流于尘俗,不入识者指目矣。
南宋黄希先说:
学书先务真楷,端正匀停而后破体,破体而后草书。(张绅《法书通释》)
等等。历代相沿袭,几成定论。直到今天,我们大量的书法教育教科书、书法教学机构,仍笃信此说不疑,在书法启蒙教学中,使用楷书作入门梯航,认为学了楷书,掌握了八法要领,其他书体笔法即可迎刃而解,学书法非如此不可。
这是科学的吗?
我认为是不科学的,它极不和汉字书法发展的历史,也不符合艺术教育的科学规律。
三、汉字书法笔法的发展轨痕
首先,我们看现已存汉字最早期的形式——甲骨文的笔法。甲骨文大多是殷商时代卜巫占卜文字,多数直接刻在兽骨上。但考古发现的殷商时代墨书遗物,有著名的“祀”字墨书陶片。它向我们展示,殷商时代书写运笔的习惯,是露锋自然落笔,轻按运行,再轻提出锋,是毛笔较随意地在平面上划过,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控制的技巧。所以它的线条形态是两头尖,中间粗。(图1)这说明在殷商时代,汉字作为一种语言符号体系,它已经成熟,但在书法艺术上还处婴儿期,先民们还没来得及在文字形体上进行精细化的工作——这个文字形式的美化过程,是从西周时代开始的。
典型的周代文字,从金文看,结构与用笔与殷商时代已有很大不同:整体结构上更趋整齐,线条形态上变得平整纯净,反映出笔法的变化:第一,运笔的入笔已不再是自然下落,而是藏头护尾,表现出藏锋的倾向;第二,运笔不再是简单的“轻、重、轻”即自然的起落提按过程,而是有意识控制毛笔,写出较为匀和平稳的线条,比如《墙盘》的线条,周初金文的殷商遗韵——尖利用笔已不复存在(图2),笔画粗细已趋于一致,形成一种平和凝重的风格,这种风格越到西周后期越明显、越统一,我们只要将《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等晚周铭文一放大,就可以看到石鼓文与西周青铜文字,是血脉相连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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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笔的运动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运笔的变化基本方法无非是两个,一是水平运动,二是纵深运动。甲骨文的笔法,水平与纵深两种运动的自然结合,是一种没有雕琢意识的变化。中国文字前一段历史的进化,主要完成了平面纵横运动的形式创造,周初青铜铭文中大量存在的匕首状、斧铖状或块状的笔画,是大幅度提按形成的,不过这种粗壮豪放的线条在西周中期以后的青铜器中销声匿迹了,到李斯时作标准的小篆时,毛笔在运行中上下运动的幅度被严格控制,线条粗细变化之小,几近于无,纵深上下运动的方法,似被官文遗弃。但大起大落的运笔、大提大按的线条,在文字造型上,它能增加线条运动感,使文字形象更富于情趣;在书写过程上,它与人的生命运动节律更相契合,书写活动更富于娱乐性,更具有情感表现、审美愉悦色彩。因此这种提按运笔的方法,虽然官文摒弃之,在民间俗书中却依然保留。秦人手抄文字提按幅度虽不大(如睡虎地秦简),但它体现了民间书法追求书写速度和娱乐性的倾向,实际上是这种民间书写的活泼的运笔模式,促成了后来的汉字书写“隶变”,乳育了后来隶书(八分书)的波磔,并在规范民间俗书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官文体式——我们今天称之为隶书的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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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总结一下汉字形式和笔法的演变历史,可以得出两个和我们今天论题相关联的结论:
第一,从殷商甲骨文到秦代小篆到汉代隶书到魏晋诸体并出,汉字书写的技巧是从简单到复杂,形式是从简朴、单一到精致、华美、多样化。
第二,正书(楷书)不是书法笔法之源,它是书法笔法发展精细化的产物,在技巧难度上居于中度偏上的位置。
如果我们认同这两个结论,那么“学书先学楷”的古训对不对就值得我们重新审视了。
四、艺术教学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如果一个美术教师把达·芬奇或米开朗基罗的画集扔到一个刚来画室求学的小学生面前,说:拿回去好好学吧,这本画册临摹一遍,你将来画什么都行!我们会说这个美术教师荒唐。
如果一个音乐教师把贝多芬的乐谱扔到刚开始学钢琴的小学生面前说,我告诉你怎么学,这玩意整明白了你一切都行了。我们一定会说这位音乐教师胡闹。
可是想一想多少年来我们的书法教师是怎么干的?我估计使用最多的语言是:
这是欧阳询的《醴泉铭》,这是颜真卿的《多宝塔》,这是柳公权的《玄秘塔》,这是……,拿回去好好临吧,楷书基础打好了,今后学什么都行!
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都是历史上的楷书大师,他们的作品,是楷书发展高峰时代的经典作品,形式变化丰富,技术难度极高。欧阳修说 “善为书者以真楷为难”(《书蔡君谟茶录后》),而明代莫是龙更径叹“真书之难,古今所叹。”(《莫廷韩集》)把这样的难度的东西,交给一个艺术上刚开始的初学者,和前面所说的美术教师和音乐教师不是一样荒唐吗?
然而我们很多书家、很多书法教师仍然在作这样的事情。习惯就是这样蒙蔽了人的理性!
艺术教学(其实其他一切教学也都如此)的原则是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美术教学,比如培养学生的造型能力,先画静物,从最简单的正方体、圆柱体、锥形石膏像开始,然后是局部石膏人像,然后是整体石膏人像,然后是人体模特写生。音乐的教学呢?儿童学钢琴,我们看到音乐家给他们的初学者设计的练习曲是:先是简短、简单的音阶,几个小节,组成简单的旋律,技术很简单。然后逐渐增加练习内容,技术上逐渐加大学习分量,如此循序渐进,几本书下来,钢琴弹奏的技巧尽在其中。
五、传统书法教学模式的问题和我们的任务
我们书法的教学,一开始就让初学者临摹八法具备的楷书,实际上是把最难的东西先让他学。固然,攻克了楷书一关,笔法最丰富的技能过关了,其他书体可能迎刃而解,正如宋高宗所称“楷法既到,则肆笔行草间,自然于二法臻极,焕手妙体,了无阙轶”。然而艺术教学的规律是只有“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才最有利于学习者接受。五线谱音符还没有认全就让他去啃贝多芬交响曲,很可能会让他感到“无从下嘴”,欲入无门。很可能初学者的兴趣因此被挫伤,最终使他无法入门,始终徘徊在书法艺术大门之外。我在大学教学,接触了很多儿童时代或青少年时代学过书法的人,他们很多人都学过书法,基本上都是学楷书,但多数都成效甚微,书法已成为遥远的记忆,而不再有热情。我想,教学方法的错误,可能要承担相当重要的责任。
历史上的书家提倡“学书先学楷”是有不得已的历史苦衷,因为那时候平民学子要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或做一番事业光宗耀祖,必须经过科举考试。而科举考试和官员铨选升迁,从唐代开始,就有“楷法遒美”的要求。农业文明时代没有现代传媒,为保证信息传递准确无误且阅读快乐,要求官员人人都写一手漂亮庄严肃穆的“官字”(所谓“院体”、“台阁体”、“馆阁体”等),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时代有这样的要求,书家提倡“学书先学楷”,先过楷书关,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我们当代的时代背景、书法艺术性质和定位及社会要求已经完全不同了,因此,按照历史的实际发展状况,科学的设计书法教学程序,把初学书法的难度降到它应处的位置,这可能是我们现代书法教育亟待考虑解决的问题。在当代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发展的背景下,这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书法教学的技术性问题,而更是一个关乎书法艺术发展的战略性问题。(2006.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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