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科学新生活周刊》  记者：赵丽娜  实习记者 李丽新

 

在潘老师的家里，那块馒头被封陈了整整5年。保鲜膜外贴着一张小纸条，写着：“这是小宏2007年2月13日早晨吃剩下的最后一块馒头。”那天，年仅35岁的小宏因心脏病发而去世。

如今，5年过去了，潘老师和老伴儿依旧深深地记得那个让他们彻底崩溃的早上。

潘老师的手机并不经常开机，儿子小宏和家里联系总是打妈妈的电话。但儿子病发的当天早晨，潘老师却鬼使神差地把老伴的手机也关机了。潘老师的老伴儿喜欢打太极，她是晨练太极队的，只要天气好，每天早上都会出去晨练。早上8点多，潘老师去上班，老伴儿晨练回来接到了儿子打到座机的求救电话，“妈，我很不舒服，您能过来一趟吗？”放下电话，潘老师的老伴儿立刻打车赶往儿子的住处——昌平区龙泽园。

出租车上，潘老师的老伴拿出手机，才发现手机关机了。刚一开机，儿子在早晨7点钟给妈妈发的短信蹦了出来，“妈妈，我心脏不舒服。”

潘老师的老伴儿预感到问题的严重，将电话回拨过去，儿子不再接电话。“拨打急救电话，120居然说不来，我不知他们为什么不来。后来，我又打了999。”

赶到儿子在龙泽园的家，怎么敲门里面都没有反应。找保安来帮忙砸门，无论如何哀求，对方都表示，要出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当打电话给潘老师时，潘老师老伴儿的声音早已变得声嘶力竭，“你快来吧，门打不开，保安不管，快来啊！”

潘老师是带着工具跟同事一起赶到龙泽园的，年近70岁的老人亲自爬上二楼，砸碎了玻璃打开了门。然而，一切都晚了。

小宏蜷缩着躺在卧室的地板上，虽然身体还是热的，但已经没有了呼吸和心跳。赶来的999医生实施了抢救，“直到插进肺部的管子都出血了，也无济于事”。

就这样，潘老师惟一的儿子，生命永远地停在了35岁。

“我们当时都傻了，头脑里一片空白。”儿子的后事都是单位的同事帮忙处理的。

从力学原理上讲，三线三点所构成的几何结构由于三点的互相支撑成为一种最稳固最稳定的结构。但在独生子女家庭中，这也是最脆弱最不牢固的结构。一旦失去其中一点，这个结构的稳定性便不复存在。儿子的突然离世，让潘老师的家彻底崩塌了。

儿子走后的第四天，是2007年的春节。整个春节，潘老师和老伴都是在整理儿子遗物中度过的。节日的喜庆、晚会的欢闹、外面的鞭炮、邻居的祝福，都与他们无关。两位老人静静地整理遗物，回忆着儿子生前的每一个细节，泪水哭尽……以至于现在，潘老师的泪水早已干涸，无论如何伤心欲绝，再也哭不出眼泪。

整理遗物时，潘老师发现儿子家的餐桌上有他去世那天吃剩的小半个馒头。他把这半个馒头用保鲜膜小心翼翼地包了起来，带回家放在了抽屉里。5年了，馒头一直没有坏。“这半个馒头是他最后的生活迹象，以后再也没有了，我要留着。”

除了那半个馒头，潘老师将儿子临终前发给妈妈的那条短信转发到自己的手机上，一直带在身边。现如今，他的手机总是开着，却再也接不到儿子的电话了。

“那是我心中的一个结，如果不是我把老伴儿的手机关了，或许……”尽管没有人怪罪他，但他还是把儿子的死揽到了自己头上。他自责，心里的这个坎儿无法逾越。

潘老师今年74岁了，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3年。如今，他仍然没有完全退休，每天弓着问号一样的后背往返于职工家属楼和办公室之间。

“我不能让自己闲下来，闲下来就会想儿子，只有让工作占据大部分的时间，多找点事情做，我才能少点时间想儿子。”潘老师的老伴儿在儿子去世后不再参加晨练了，她每天让忙碌的工作占满所有的时间。“每天很晚才回家，有时就住在单位。”尽管家离单位不过几百米的距离，但她害怕回家。“真的很感谢我们的单位，早已过了退休年龄，没有提出让我们离开。”潘老师由衷地说。

如果小宏没有离开，潘老师和老伴应该是退休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两位老人在十年前搬家的时候就想好了，特意把他们的新家选在了离幼儿园和小学都很近的地方，这样小孩子上学的时候就由他们来照顾。但现在，每天早上看着幼儿园门口那些送孩子的家长，两位老人都会躲得远远的，他们受不了这种刺激了。

儿子去世后，他们没有再参加过别人的婚礼，看到结婚的能躲就躲。“儿子如果没有出事，是准备十月份结婚的。”不由自主的，他们会想到自己的儿子。

5年了，他们很少出去，范围仅限从家到单位区区几百米的距离。他们害怕与人沟通，害怕别人问起他们的儿子，别人不经意的一次碰触，都会让他们伤心好久好久。

有一次去超市，潘老师买得东西有些多，路上有个好心的姑娘，一边帮忙给提着，一边问：“给孩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接您吧”让他的痛锥心刺骨。而老伴在路上偶遇多年前的朋友，朋友闻知死讯后的躲闪，让潘老师的老伴潸然泪下，独自在路边哭了好久好久……

在家里，两位老人很少交流，家里惟一的响声就是电视机。就连看电视，他们也刻意躲避着，以前爱看家庭类电视剧的他们，如今只看打仗和破案类的电视节目，“真的不想再受刺激了”。

丧子的悲痛与绝望，深深地刻进两位老年人生命的最后岁月，驱，驱不走，抹，抹不掉。整整5年了，1800多个日日夜夜，他们默默煎熬着，在生命的风烛残年中咀嚼着命运不幸所带来的无限苦涩。

5年了，这种痛苦不是越来越轻，而是越来越重。

“中国人，活得就是孩子，没有了孩子，我们的意义也没了。我们没有死，是因为我们太软弱。”

儿子去世后，潘老师的老伴去了寺院。“我一开始想要出家。”她曾想用出家的方式来度过自己的余生。但是，去寺庙问过后才发现，60岁以上的人是不允许出家的。于是，这位伤心欲绝的母亲选择了在家修行，皈依佛门。

“修行是为了让儿子能够超度，希望他在天国的路好走一些，毕竟他太年轻了。”工作之余的所有时间，老伴儿都在为儿子祈祷。“其实就是找一个精神寄托，作为母亲我只有这一个办法了。还能怎么办？我没有坚强的意志去死，只能无奈地活着。”

“也许，从埋葬了孩子的那天起，我们也埋葬了自己。” 5年来，支撑潘老师和老伴活着的，仅仅是对逝者的一种怀念。

人活着需要吃饭，而对潘老师和老伴而言，“我们对吃饭没有什么要求，能填饱肚子就行”。5年来，他们再也没有开开心心地做过一顿饭。每个礼拜，潘老师会去食堂买回一袋馒头，回家放在冰箱里冻起来，那是两位老人一个礼拜的早餐。每天晚上，潘老师炒一个素菜，这顿菜可以吃到第二天中午。

“我儿子喜欢吃虾和鱼，喜欢吃叉烧肉，他活着时我们总是排队去给儿子买叉烧肉。现在儿子不在了，什么做饭的乐趣都没有了”。只有到每年儿子的忌日和清明，两位老人才会精心做些儿子生前爱吃的食物，到墓地去送给儿子，和儿子聊聊天。

每每此时，儿子生前的所有记忆才会让老人感到温暖。“儿子从小就很细心，他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年的‘三·八’妇女节，他用铅笔写了一张‘祝妈妈三八节快乐’的纸条放在我的抽屉里，我到现在都留着。”“2006年我生日的时候，他带着他的女朋友一起来给我过生日，还买了一个理疗仪作为礼物送给我，当时还和他妈妈说：‘妈，明年你过生日我也给你买。’结果第二年他就走了。”“儿子特别心细，刚上班没多久就攒钱买了BP机，他说是让我们老俩口能随时找到他，不让我们担心。”“我们2001年搬家，儿子骑着三轮车一趟一趟地拉，出了大力了，如今连帮我们提东西的人都没了……”

“我们希望他能给我们托个梦，可是一次都没有梦到过他。”潘老师目光中的那份无助和期盼，带着对儿子的无限思念。

2010年的7月份，潘老师的老伴儿因为甲状腺结节手术住院一周。那一周，生病没有人照顾，成为老人心中最大的痛。

手术之前，潘老师为老伴找了一位护工。手术之后的第一天不能说话也不能吃饭，大小便全部在床上，本以为请了护工就可以得到好的照顾，事实却并非如此。

老人晚上身体不舒服，不能说话的她用手去推护工，可护工继续趴在床边睡觉，就是不起来。最后隔壁床的病友看不过去了，把护工叫醒。面对病友的指责，护工很是不情愿，“护工就不是人吗？就不能睡觉吗？”

那一夜，泪水伴着疼痛一直煎熬着潘老师的老伴儿，所有的思念犹如一把把尖刀，不断割剐着老人的心，“如果儿子还在，会是这样吗？”

同样是生病，儿子在时，完全是不一样的。

在2001年春节期间，潘老师曾因为脑梗住过一次院。那时儿子小宏还在，身为医生的小宏接到父亲的电话后，立刻打车将父亲接到了自己所在的医院。然后为父亲找了一间最好的病房，找来院内最好的大夫。白天，儿子抓工作间隙会来看看父亲，晚上下班后，一直守在病房里，饮食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直到父亲康复出院。

小宏在世时是一个非常细的人。也许因为从医的缘故，他给父母很多贴心的治疗。潘老师的腰不好，他便亲自教父亲如何按摩，腰痛的毛病至今没犯。他还在家里给父母备了心脏病药，“上岁数了，都得备着”。然而没想到的是，父母没用上，自己却因心脏病丢了性命。“至今，我还留着儿子在时给我们备的心脏病药。”那瓶药，已经成为潘老师的珍藏。

经历了上一次的生病住院，潘老师和老伴儿又多了一份担心。好在目前的身体状态尚可，俩人平时的饮食起居都能自理，但假若有一天真的老了，身体和精神都垮了，俩人都双双活动不便甚至都不能动弹的时候，谁来支撑起他们的这个家？谁来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吃喝拉撒？

“我们不怕死，最怕的是生病。如果能够像儿子那样，突然没有了还好，如果是大病，躺在病床上动弹不了怎么办？”老人的目光中透着痛苦与绝望。

“我已经75岁了，我们的晚年如何安置？”自儿子去世后，如何养老成了两位老人最大的心病。

两位老人的老家都不在北京，在这里，他们没有亲戚。如今，潘老师75岁，老伴儿68岁，两个人的身体还算硬朗，生活都能自理，但如果真的有一天，他们的身体不行了，不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谁能负责照顾他们的晚年呢？

儿子去世后，利用空闲时间，他们去咨询了多家养老院，但所有的养老院都将他们拒之门外。按照规定，养老院接收老年人需要子女签字，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给他们负这个责任了。

北京怀柔一家养老机构的负责人表示，他们对接收这样的老人比较谨慎，一般而言，需要至少两位远房亲戚签字担保才可以入住。“万一将来老人神志不清了，或者说缴费续不上，我们怎么办？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近两年他们又咨询了几家养老院，新的养老方式更是让他们望而却步。一些养老院要求入院之前一次性预支生活费，“最贵的120万，最便宜的也要40万，我们根本就付不起。”虽然两位老人退休工资并不低，但几十万的积蓄，依然是他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更让两位老人揪心的，是死后的安葬问题。2007年，在安葬儿子的时候，潘老师给自己和老伴儿也买好了墓地，就在儿子的旁边，他们希望自己去世以后能够离儿子近一些。

虽然买了墓地，但有一件事让潘老师和老伴始终放不下。“我们曾咨询过墓地的工作人员，我们预先将费用交了，在我们死后，他们负责将我们的骨灰送进墓地。但可惜的是，没有这项业务。”

“这个墓地的保管费只有20年，定期有人给打扫，可20年后呢？我们想预存20年后的钱，等我们没了，也有人帮我们、帮儿子打扫打扫，可惜没有这项业务。”提到一系列的碰壁，潘老师无尽的伤悲。他又在怀念儿子了。

“我们活着，还能为儿子扫扫墓，如果死了，给我们送进墓地的人都没有了……”

“我这一辈子只打了两个赌，一个赌是我虽然只有一个孩子，但我相信我的孩子不会出现意外；另一个赌是万一真那么不幸，国家既然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就会有补救措施的。但目前来看，这两个赌我都输了！”提到两个赌，潘老师悲痛欲绝。

潘老师的儿子是1973年出生的。1979年，国家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潘老师的爱人怀孕了，但迫于政策压力，不得不去医院做了流产。

“当时我真的有这样的担心，只有一个孩子，万一出现什么意外，怎么办？”冥冥之中，潘老师给自己也给这个家打了上面的两个赌，“没想到，两个赌我都输了，而且输得很惨。”

在潘老师的家里，狭小的客厅最显眼的位置，一直悬挂着儿子的遗像。每天，两位老人都在儿子微笑的注视下吃饭、生活。

儿子离开后，二位老人把儿子准备结婚用的家具和电器都拉回了自己家，双套的家具和电器使原本只有60多平米的小屋显得更加拥挤。两个电视，三个冰箱，两个微波炉，两辆自行车……“儿子的全部东西都在这里，想他可以看看这些。”实在想儿子了，抚摸着儿子用过的一切，老人心里才觉得踏实。

“生病没人看、养老没人收、临终关怀没人管，这是失独老人最现实的三大问题。日渐老去的我们，不是盼着更好的活着，只盼着死的时候能够痛快一些。”潘老师的话语中透着凄凉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