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地风情］

 武汉的码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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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汉口码头

    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汉口码头》通过汉正街和汉口租界上的几个中外家族的恩怨情仇，围绕着乡码头、汉码头、洋码头展开的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利益纷争，背衬着二十世纪初两湖地区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潮和民族工商业崛起的步伐，史诗般再现了“东方芝加哥”在历史洪流中的命运与辉煌。

    熟悉武汉历史的老人们都知道，武汉的码头分为“本土码头”和“洋码头”。

    本土码头主要分布在汉水沿岸(汉正街因此诞生)，以小船停靠为主，沟通江汉平原、荆沙各地，以农副产品为主，比如菜码头、蛋码头、肉码头、布码头、粪码头(将城市的废弃物输出)以及杂货码头。货物源头主要来自荆沙、襄樊一带。码头工人其实就是船夫农民和搬运工。 

    真正变化比较大的长江码头，这时的码头开始固定。1865年到1910年(45年间)，汉口开埠后，外国商人陆续在汉开设工厂，开办洋行，从事贸易。这些商人注意到汉口的地理位置特点(当时外国人在中国长江沿岸开埠的城市：上游重庆，下游上海，中游便是汉口)，迅速把汉口作为长江中游的一个航运枢纽。这期间外国在租界开设的洋行和轮船公司多达113家。这时的码头成为汉口的重要贸易场所，可直通海上。于是洋码头附近多了货栈、仓库、银行。当时汉口的洋码头多达74个：有俄国的“顺丰砖茶码头”、英国的“怡和洋行码头”(现在武汉港19码头)、日本的“日清码头”、还有德法等国的码头。 

    码头文化四元素：动、爽、利、俚。  

    无论是本土码头还是洋码头，无一例外地将武汉文化赋予了“码头文化”的元素：

  　一是“动”的元素。码头汇四江，码头文化“动”的元素极多。尤其是在汉口，东南西北的文化文艺形式并存。就拿戏曲来讲，京、汉、楚、越、评剧等都有专业剧团，都有自己固定的观众和爱好者；比如武汉的小吃：北方的酱肉大包，广东的叉烧包、本土的小笼灌汤包，江浙的苏式菜包……各有各的市场；再拿语言来讲，南腔北调在这里不是稀罕事，一个小区里，广东话、浙江话、北京话、东北话、四川话都可以沟通。由此“动”的元素就奠定了码头文化“兼收并蓄”的特点，也是优势。 

    二是“爽”的元素。包容是通过豪爽体现的。这里的人性格爽朗，既有北方人的豪气，又有南方人的精灵；既有四川人的放松，又有上海人的“精明”，但仍是“爽”的成分居多。池莉笔下的武汉人和武汉文化多体现了这一特色。这一元素表现为武汉人“乐于助人”的风尚。

    三是“利”的元素。码头文化充分体现了城市格局的非政治性，完全以市民文化为特征。武汉的读书人经商弃文的越来越多，这些人将自己的文化知识转为商品。比如“书法家往往自定润格，有求其书画者，或予以一元至十元不等，谓之润笔。”“利”这一元素表现出文化获得商品属性和商业价值观。

    四是“俚”的元素。这里的“俚”可以理解为下里巴人的幽默和风趣。由于码头工人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且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苦力，他们喜欢的是民间文艺，或街头巷尾的杂耍，或民间武术，或浪语油腔等等。“俚”所代表的就是幽默和风趣。 

    在武汉，码头文化的痕迹很深。如“占码头”、“打码头”、“抢码头”、“抽跳（条）”(有过河拆桥之意)等；又比如说语言中的“老子”、“婊子”等等，形成了一些不良的文化影响：比如不讲卫生、随便骂人、逞强称霸、打架斗殴等不文明现象。 

    刚才说了码头文化中消极的一面，当然其积极面也是十分突出的：团结、鼓劲、大气、容忍、宽厚、创新等： 

    码头工人团结才有饭吃，扎成一把，喊起“号子”，脚步一致，不怕负重是其文化特点。码头工人特别能吃苦，非常勤劳勇敢。此为其一；

    其二，码头工人要顶风雪、冒酷暑，不论价钱多少，货物必定上岸下船。这其中如果没有忍耐宽厚之心很难在码头立足。这又表现了武汉人很强的道德观；

    其三，码头幽默号子往往体现创新精神。不拘泥于传统的儒家文化礼教，民国时期武汉开男女混乘一车而不避嫌之先河就证明了这一点。敢于创新使武汉开创了全国多个第一：辛亥革命第一枪、万里长江第一桥、汉正长街第一市、全国沿江第一滩的等等。

    由此，有打油诗曰：

    高楼小屋都御寒，大也安然，小也安然。  

    衣着得体贵自然，丝也可穿，布也可穿。 

    粗茶淡饭日三餐，荤也香甜、素也香甜。 

    三五知己常聊天，今也谈谈，古也谈谈。 

    老夫老妻常相恋，帮也是伴，扶也是伴。 

    夜来儿女笑街前，闹也不烦，累也不烦。

    全家老少互慰勉，贫也相安，富也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