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史鉴：从春秋到战国之百年霸主（中）
(2022-08-14 22: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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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霸主晋国 |
分类： 史海钩沉 |
题目：史鉴：从春秋到战国之百年霸主（中）
作者：王伟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22年七月上，第9～11页
历史上的权力游戏存在这样一个规律：在王朝的整个存续期间，政变只要有了第一次，后面往往会有“无数次”。于是，靠阴谋与杀戮上位的统治者，难以避免下一轮的阴谋与杀戮……
屠戮桓庄
春秋时代晋国的历史，可谓上述规律最典型的例证：自殇叔之乱后，晋国上层的权力斗争便突破了最后底线，进入“循环播放”模式。靠陷害叔叔上位的晋侯仇（晋文侯）一去世，几乎同样的剧情又在其兄弟成师（曲沃桓叔）与其儿子晋侯伯（晋昭侯）之间重新上演了一遍，并由此开启了晋国持续三代人的内乱——“曲沃代翼”。
这场“零和博弈”最终以居于曲沃的小宗获胜而收场，曲沃桓叔的孙子姬称成为后世记载中的晋武公。一年后，晋武公离世，其嫡长子诡诸继位，史称晋献公。原本代表晋国正统的翼城大宗，至此彻底湮灭在历史中。除国号外，这一版晋国与上一版本之间，事实上已无多少关联。
然而，故事远未完结：当初的小宗又衍生出自己的小宗。曲沃桓叔与其嫡长子曲沃庄伯，都留下为数众多且理论上没有继承权的庶子，这就是所谓的“桓庄之族”。以辈分来论，这些人都算是晋献公叔伯甚至是爷爷辈。
在长达67年的内战中，“桓庄之族”是曲沃一系在战场上最坚定的中坚力量。对当时的贵族而言，血脉才是最值得信任的关系，而随着一切尘埃落定，站在晋献公的角度来看，当年晋国两次内乱的关键要素，如今他都集齐了：靠杀戮上位的自己，以及一帮功高震主的小宗叔伯。
这意味着，在不远将来，晋献公的继承人甚至他自己，都极可能再次被哪个叔叔干掉。为获得主动权，晋献公决定提前清除上述隐患——晋献公派出谋臣在桓庄诸公间往来游说，对他们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仅两年间，“桓庄之族”便被晋献公屠戮殆尽。
回顾历史，这种通过“自灭满门”来强化统治抑或是获得安全感的例子并不鲜见。除屠戮自家亲戚外，晋献公还把国都迁移到位于曲沃与翼城之间的“绛”（今山西绛县），如此一来，便进一步削弱了翼城和曲沃两派残余势力的影响力。
献公改制
在历经近70年的内乱后（“曲沃代翼”+消灭“桓庄之族”），此时的晋国已百业凋敝，满目疮痍。晋文侯时代所遗留下的辉煌，如今已了无痕迹。依照《周礼》，像晋国这样的侯国本应有三军的编制，而以晋国的国力却仅能支撑得起一军的兵力。
与此同时，位于东方的齐国，在其国相管仲治下，已迅速崛起。以君主视角来看，齐国君臣所做的事，无外乎“集权”和“集钱”，而正是通过对权力和财富的垄断，才令国君齐桓公拥有了超过其疆域的影响力。
齐国的成功让坐稳君位的晋献公意识到，晋国也需要变法改革。随着公族成员被屠戮殆尽，晋国的管理层空出了大量的位置。原本在西周时代，无论是天子的王畿还是各诸侯国，基本都沿袭“任人唯亲”的家族企业模式，公族成员占据绝大部分官职。这种模式下，那些与国君系出一脉的官员们，他们所遵从的首先是血脉、家族利益，其次才是王座上的君主。对国君而言，仅靠王权的威压，很多时候是指挥不动这些人的。
正因如此，自东周伊始，各诸侯国的君主凡有条件者，皆热衷于任用亲族以外的边缘贵族甚至平民来担任要职。相比自家亲戚，这些没多少根基的职业官僚会更听话。然而，这种管理层的置换，也充满变数和风险——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那夺人权力比之更甚。
然而，这一改革中的阻碍，在晋国并不存在。因为唐叔虞的子孙，此时已被赶尽杀绝，仅剩下晋献公及他自己的子嗣，晋国官场上几乎再也见不到诸如“公子”“公叔”这样的称谓。取而代之的，是处于本国边缘地带或来自国外的异姓贵族子弟。权力的重新分配，完全是由晋献公一人把持。因而，在得到一个更听话的管理层的同时，这种局面也让国君在选拔官员时有了更广的选择面，以便择优录取——这便是“楚材晋用”。
“家族”崛起
旧贵的衰落，往往意味着新贵的崛起。随着“公族”式微，各卿大夫背后的异姓“家族”，纷纷兴盛起来。在先秦时代，“家”其实是一个分封体制下的概念——天子名义上拥有的是“天下”，实际控制的是“王畿”，诸侯通过分封获得土地，方可立“国”，而卿大夫在获得封地后，才能成“家”。
所谓“家国天下”，便由此而来。相较曾经树大根深的公族旧贵，为数众多的异姓贵族，面对国君时会更加顺从。此外，晋国因延续分封体制，各卿大夫家族同样拥有自己的私兵和家臣，而国君也仍要遵循“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条封建制的基本准则。在史书中，晋国仅是能讲得上名号的大家族就至少有12个，没有出现在史书上的中小家族势力必然更多。随着时间推移，各大家族逐渐壮大，开始彼此吞并，终在一百多年后，在几大家族的挤压下，国君彻底没了生存空间，最终三家分晋，开启了战国时代……
当然，这是后话，仅就当时而言，国家处于百废待兴之际，所谓长远的结构性问题，显然算不得问题。在晋献公的改革下，权力和财富开始向国君手中聚集。在完成统合后，晋国随即开始大规模军事扩张。晋献公在位26年，先后吞并了周边17国，让38国被迫向晋国臣服（“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韩非子》）。这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在公元前658年吞并虢、虞两国，如今“假道伐虢”和“唇亡齿寒”两个典故，便源于当时的两场兼并战争。虢、虞两国皆是姬姓诸侯国，且与周天子关系密切。晋献公吞并这两国，显然谈不上有多“尊王”。
从地缘上看，在吞并虢国后，其境内的崤山之地便掌握在晋人手里，这就提前遏控了在晋国西部新近崛起的秦国——后者在晋献公继位时，已从蛮族手中基本收复了周人在岐山的故地，他们的国君秦穆公同晋献公一样，是充满雄心壮志的君主，此时秦国已隐隐有了东进势头，而崤山谷地恰恰是秦人东进中原的最佳路径。晋献公此举，等于提前把潜在对手封控在自家院子里。秦穆公在崤之战中惨败，乃至于穆公身后秦国长期陷入内乱，究其根本都与晋献公的这一战有关。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在先手遏制秦国的同时，面对如日中天的齐国，晋献公明智地选择与之交好，且保持安全距离。
宫闱之乱
从时间线上看，吞并虢、虞两国发生在晋献公统治后期。此前，晋国上层的第二轮大清洗已悄然开始，此次的矛头直指晋献公的三个儿子。
当一个国君步入晚年时，作为继承人的世子（编注：可视为太子，因诸侯国国君的最高爵位为公爵，因此继承人称世子），便成为一个极度矛盾的存在：一方面，世子是他的继承人，有了这个继承者，他所拥有的一切才会在自己死后得以延续；另一方面，世子往往又是其父亲眼里最现实的威胁。在权力游戏中，财富、土地乃至名誉，都可以妥协、分割，唯独权力的归属是绝不可以的，即便是面对至亲也是如此。
晋献公的世子申生，便完美符合上述矛盾体的各种要素。申生的母亲是一位来自齐国的公主，由此可见，这位世子是政治联姻的产物。对于任何一位有野心的君主来说，政治联姻在其立足未稳时是不二之选，而一旦立足已稳，便成为无时无刻不想抛掉（通常又抛不掉）的障碍。
公元前661年，晋献公将军队扩编为上下两军，精锐的上军由自己执掌，而下军交给世子申生。这之后，在世子辅助下，晋献公在一年内先后吞并了耿（山西河津）、霍（山西霍县）、魏（山西芮城）3个周边小国。次年，世子申生又独自领兵击溃了戎狄的皋落氏部族，促使后者向晋国臣服。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晋献公的扩张政策是这样的：对于姬姓诸侯国，通常是能吞则吞，因为毕竟同文同种便于统治。对于戎狄异族，则更倾向于让对方臣服，然后双方联姻，这样性价比最高。不过，与后世不同，那时的联姻，是戎狄部族把自家公主嫁给晋献公，重耳和夷吾两位庶出公子就都带有一半戎狄血统。
随着晋献公日渐老去，世子申生在贵族间的声望及影响力日隆，废长立幼的传统戏码便毫无悬念上演了。世子申生先是被迫交出兵权，之后又被迁往自己父亲和爷爷起家的曲沃，表面上看虽位高权重，但事实上世子的地位已岌岌可危。申生虽对自己的父亲始终保持异常恭顺的态度，但仍在公元前656年被迫自杀，骊姬所生的幼子奚齐被立为晋国新世子。奚齐被立为世子之时刚9岁，而他庶出兄长重耳当时已年过40，另一位庶出公子夷吾也早已成年。显然，这两个哥哥的存在，对晋献公选定的新继承人将是严重的威胁，于是，这两位公子也毫无悬念地上了他们父亲的“死亡名单”。但晋献公并未对2个庶出子赶尽杀绝，而是在他们逃出晋国后便作罢了。公子重耳，即后世的晋文公，就此开启长达近20年的流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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