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大沽口之战，清军得失几何？——百年海防殷鉴·复盘近现代中国海战之三

作者：郭晔旻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22年三月下，第86～89页

在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至1860年）中，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大沽口（今属天津市）前后发生3次战斗。清军先败而后胜，最终仍以大沽炮台被攻陷告终。一个半世纪后再回首这场大沽口之战，清军的表现究竟有何得失？

无备则败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朝与英国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宣告结束。现在看来，这是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叩开大清帝国的国门，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的第一步。可是，当年的清廷大员们对此茫然无知，甚至还照会英方，说什么签订《南京条约》后中英之间可“万年和好，两国无争矣”。

这当然是在白日做梦。仅仅10多年后，欲壑难填的帝国主义便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咸丰7年）12月，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立即沿中国海岸线北上，直达清朝首都北京的门户——天津。到第二年5月11日，集结于渤海沿岸的英法联合舰队已达26艘，其中英舰15艘，法舰11艘。

在天津市区以东40多千米的海河入海口处，坐落着当时清朝的海防要塞——大沽口炮台。这里布防清军近万人（光炮台守军就多达3000人），英法联军加起来不过2000余人，清军占有极大的兵力优势。

然而，战局还是与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样，出现“一边倒”的局面。1858年5月20日上午10时，英法联军突然炮轰大沽口炮台，战至中午时分，大沽口炮台完全落入敌手。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大沽口之战，仅持续2个多小时，便以清军失利宣告结束。守军近万人溃散，战后只招集到2000余人，大沽口炮台所有火炮器械“全行失陷”。敌方付出的代价只是死伤官兵89人（英军死军官1人，士兵4人，伤军官2人，士兵15人；法军死军官4人，士兵2人，伤军官5人，士兵56人）。

双方损失如此悬殊，是因为清军怯战吗？事实并非如此。大沽口炮台的守军表现出高昂的斗志，连敌人都不得不惊叹他们的勇猛。据侵略者记载：“他们的炮手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我们灵活的射手所击中，然而却立即就有人替补。”目击当时战斗的美国人丁韪良也记载：“中国人的确打得不错。有人打赌说只要打半个小时就行了，结果他们却坚持了两个小时又一刻钟……”

这其实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令人熟悉的场景：清军三军用命，依旧力不能支。其背后的根源则是，在两次鸦片战争间隔的近20年里，清军的武器装备基本停滞不前，甚至还有所退步。大沽口炮台之战后几个月，清军演放新铸的1.2万斤大炮时，发现其中一尊“因药力过足，炮子稍紧，出有裂纹情形”。将这样的大炮用于战争，其结果可想而知——很可能是没打伤敌人，先伤了自己。就算打着了敌人，杀伤力也很有限。大沽口之战，“万斤及数千斤之炮，轰及其船板，仅止一二孔，尚未沉溺”。

问题不止这些。在大沽口炮台，火炮都固定在木架上，无法灵活转动，只能射向固定的距离和方向。炮口的高度以涨潮水位为准，但英法联军选在落潮时发动进攻。侵略者描述当时情形，“……炮弹每隔五分钟或十分钟才有规则地打过来，显然都是出自一尊大炮，在越过我们头上后就都落到后面几百码的水中去了”。

实际上，上面这些问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已然暴露，但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依然如故。大沽口失陷后，英法联军于当年5月26日向天津进犯，6月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可以说，从1842至1857年，清政府白白浪费了《南京条约》签订后宝贵的战争间歇，着实令人扼腕。“天下虽安，国不可一日无防”。历史教训，没有“过时”之说。

骄兵必败

按《天津条约》规定，一年后中英两方需要正式换约。这次，清政府总算抓住了机会，下令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在大沽口增添炮位，重整防务。在反击英法联军第二次入侵大沽口的战斗中，大沽口炮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859年6月25日拂晓，英法联军派出舰只冲至海口，开始清除水中障碍。当天下午，越过第一道封锁线后，英法联军一边前进，一边炮击两岸炮台。守军忍无可忍开炮还击，一连击沉敌舰5艘，击伤6艘，俘获2艘。清军经一昼夜英勇奋战，毙伤英军464人，法军14人，俘虏2人，击毙敌舰队副司令。就战场态势而言，若不是伪装“中立”的3艘美国兵舰的援助，英法侵略者几乎无法退出大沽口。对此，卡尔·马克思在《新的对华战争》里写道，“英国人企图强行进入白河时……大沽炮台除去伪装向英国舰队进行猛烈轰击。陆战水战，同时进行，结果进攻者完全失败”。

这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中的一场无可争辩的重大胜利。究其原因，首先是清军在战前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1858年底，僧格林沁在大沽口重建炮台，共设火炮60门，其中包括1.2万斤大铜炮2门，万斤大铜炮9门，5000斤铜炮2门，铁炮23门。经过这番经营，大沽口炮台面貌一新。据当时一位法国军官描述：“大沽要塞由重兵防守。上下游炮台之间有狭窄的堤道相连，堤道四周环水，上面架设平射炮。每个炮台看上去结构相同。炮台内堡外观呈菱形，四周筑有坚实的雉堞胸墙，窗洞架设粗口径大炮……几门粗口径大炮直指海面，使得炮台正面看上去极为壮观。”

新造的炮台比第一次战争时结实很多。炮墙也加高加宽培厚。这样一来，英法联军的射击就不能有效地伤害炮台守军，“我们的炮弹尽管也打得很准，然而相对来说，只在土墙上略微造成了一些破坏而已”。到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结束时，参战清军仅阵亡了32人，比起前次大沽口之战，伤亡减少许多。

与此同时，清军素质也有一定提高，吃了败仗的英法联军事后承认，“所有战役的参加者和目击者均认为，从战斗开始到结束，中国人在瞄准射击和操炮方面已足以和训练有素的欧洲军队相媲美”。侵略者描述，“（清军的炮火）完全集中于英军舰队司令的座舰以及最靠近他的舰船上”“这次中国人射击的技术和准确性是在我们和他们的战斗中从未有过的”。侵略者甚至臆测，清朝军队“似乎受到外国的训练”。

从英法联军的角度看，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失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轻敌。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英军横行中国海疆如入无人之境。第一次大沽口之战短短2个多小时就轻易得手的事实，更让他们以为清军不堪一击。他们未经仔细侦察就以为海口设防仍像上次一样，清军不足为患，占领大沽口炮台溯白河（海河）而上“稳操胜券”。由于这种自大的心态，英法联军在清除河面障碍之前，就把众多舰艇都“紧缩在（清军设在海河口的）第一道木栅和第二道木栅之间的狭窄水面上”，其所处位置刚好对着清军炮口，以致难逃准确而密集的炮火。清军指挥官僧格林沁战后也认为，“该夷（指英法联军）此次之败，率因骄满欺敌……是该夷不信中国敢于一战其轻视官兵，至于如此”。这实在是“骄兵必败”的典型案例。这也提醒我们，尽管今天的人民军队在武器装备方面已大为改善，对一些潜在敌手占有明显的上风，但无论对手如何，在战术上给予足够的重视都是必须的。

失之于技

英法联军在大沽口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在伦敦和巴黎都出现意欲“大规模报复”的喧嚣。1859年11月，英法两国组成新的侵华联军，其中，英军超过万人，舰船173艘，法军6000余人，舰船33艘。1860年8月，英法联军吸取上次失败的教训，绕开大沽口炮台的防守正面，在大沽对岸的北塘偷偷登陆，从背后向大沽口炮台发动进攻，占领海河北岸炮台。僧格林沁随之主动退兵通州，将大沽口南岸炮台拱手让敌，至此，第三次大沽口之战以清军炮台沦陷而告终。

实际上，在此次战斗中，大沽口炮台的守备是有所增强的。清军清楚地认识到，在当时的海防建设中，炮台处于一个极为特殊的地位。它连接海路和陆路，进攻者若从海上进入陆地，就必须越过这道障碍。防守者要是希望御敌人于海上，就必须加强炮台建设。因此，清军在取得第二次大沽之战胜利后，僧格林沁除了加强兵力部署外，还对在战争中损坏的炮台进行了一系列的修缮和加固。另外，他还让人把敌军沉船上的8门洋炮从水中捞出，安置在炮台上。

可惜，这样也不足以对抗帝国主义侵略者。毕竟，清军仍在使用与两个世纪前的“红衣大炮”没什么本质区别的前膛滑膛炮。这种大炮射速很慢，按目击者的说法是“炮弹每隔五分钟或十分钟才有规则地打”。不仅如此，调整射程也很困难。据参加第三次大沽口之战的法国士兵回忆，清军“炮弹打得一点也不准，只是在我们的大炮上空掠过，并且落在远达五百公尺之遥的参谋部和还要更远上两百公尺的我军步兵之间”。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英法联军参谋部与步兵之间的这一地带，刚好位于清军大炮最大的有效射程之内，而清军大炮一旦确定了以最大射程射击，在战斗中其射程就再也无法得到及时调整。

反观英法联军，却在战场上投入最新式的后膛线膛炮。这种火炮与滑膛炮相比，射程增加了1至3倍，弹重增加1.5倍，测准技术提高了4倍。据记载，尽管“大沽村庄距炮台三里许”，但英法联军的炮弹仍“飞至村庄”。大沽村庄距炮台1.5公里，而英法联军的炮艇离清军炮台平均距离大约730米。由此可见，英法联军火炮的射程至少在2公里以上。因双方火炮射程相差悬殊，所以在战斗中常出现英法联军可以打击清军，而清军对英法联军无可奈何的“不对称”局面。

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技术劣势下，清军仍进行了顽强抵抗。在大沽口的石缝炮台等处，清军与英法联军展开几个小时的炮战，并进行了殊死的白刃战。此战，清军损失1000人左右。英法联军亦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法军伤亡210人，英军伤亡201人。如果英法联军在每次战斗中都遭遇如此激烈的抵抗，那么所付出的代价是其无法承受的。

可惜，这样的战斗在整个第三次大沽口之战里只有一次。英法联军出其不意地在清军防线“柔软的腹部”北塘登陆，使清军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英法联军不仅在武器技术上占有优势，在战争技巧上也占了先手。值得一提的是，清军在战前并不是没有人预见到英法联军这一手，但主持清军前线大局的僧格林沁坚决不相信联军将由北塘登陆的情报。他认为北塘附近地形狭窄，交通不便，敌人登陆后行动困难，而万一敌人从北塘登陆，可以诱敌深入，用己方所擅长的骑兵迎敌。战场的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并不能达到其预想。

说到底，这种固执己见还是清朝当局由来已久的“迷之自信”。早在鸦片战争初期，许多清朝官员就认为英军腿脚僵硬，一仆不能起。后来，这一观念虽有所改变，但仍认为英军陆战不敌清军。英军“船坚炮利”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使得清廷忽视了他们的陆战能力。第三次大沽口之战，英法联军选择从北塘迂回大沽口炮台，似乎也在提醒后人，对于战术战法的演练创新，必须与武器装备一样予以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