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创
策划：邓玲玲
脚本：谢玩玩
编绘：朱 彦
官方微博：@铲史官漫画
编后语
后世提起萧齐，关注点几乎都是宗室杀戮；尤其齐明帝萧鸾对兄弟子侄的屠杀，一直被认为是萧齐灭亡的主要原因。但一个王朝的灭亡，必然由多种原因所导致，系于一人之身，未免有些片面。
何况纵观魏晋南北朝近400年历史，宗室杀戮，贯穿始终，所以也许我们需要先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时代，会发生那么多兄弟阋墙、骨肉相残的事？然后才是，为什么萧齐一代的杀戮，丧心病狂显得尤为突出？
这一切都要追溯到东汉末年。中央宦官、外戚当政，地方豪强势力渐增，王权式微，以至于江山颠覆。按理说，曹魏建国之后（220年），应该重用宗室力量，但有西汉的七国之乱在先，曹操恐怕旧事重演，便效仿东汉光武帝刘秀的举措，削弱宗室诸王势力，不许他们亲百姓、干政事；互相往来，也有严格要求。曹丕即位后，遵循此法，却没想到宗室力量太弱，被司马氏夺了江山。司马氏有鉴于曹魏之误，便加强了宗室藩王的势力，赋予他们行政权、军事权等地方治理权。然而晋惠帝年间，因惠帝痴傻，宗室们有权又有钱，便纷纷觊觎起皇位来，爆发了八王之乱。
就南方而言，永嘉南渡后，因为需要依靠士族，东晋王室一直处于弱势。即便执政士族屡屡变换，但王室与之“共天下”的窘境，却是怎样都无法避免。直到东晋后期，孝武帝想靠寒人压制士族，可惜英年早逝，终究未成。
经由这样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从曹魏立国（220年）到东晋孝武帝去世（396年），近200年时间，几乎都是中央和地方、皇室和宗室之间爆发冲突，且形成了恶性循环。不信宗室，会被外姓夺取天下；相信宗室，会被宗室夺取天下——归根结底，深层原因其实不在地方豪强，也不在于宗室藩王，而是皇权不行，中央难有凝聚力。而皇权不行，中央难有凝聚力的原因，部分在于东汉末年政治动荡，但更根本的原因，则是儒家信仰的崩塌。
东汉儒学的表现形式是名教，不仅在理论上要求人们必须遵守道德规范，还把这些道德规范当做选拔官员的标准。按当时说法，名教是老天爷的旨意，用名教道德标准选出来的人，就是好官，就是顺应天意。但把道德理念与谋求仕进联系起来，显然会变成一个虚伪的悖论。道德教化，到最后成了摧毁道德良心的工具，久而久之，自然遭人厌弃。所以汉末时，人们纷纷反对名教的虚伪，开始追求自然、简单、真诚。嵇康提倡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便是在这种时代基础上，意欲突破礼教对人性的束缚，达到随心自在的状态，而不是偏激片面地全盘否定礼教。
像嵇康这样理性思考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人并不多。当时很多人都一面倒地反对儒家思想，甚至通过袒胸露乳、喝酒纵乐等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礼法的弃绝。此风气形成后，“弃绝礼法”成了人们获得名声的另一种手段。越是不在乎礼法，行为出格，越能受到别人的称赞，儒家提倡的“忠孝仁义礼智信”，已不再被人重视。更何况，此时战乱频频，执政者连接变换，人们难免“忠君之念已亡，保家之念弥切”了。而曹魏末年，高贵乡公曹髦被臣子刺死一事，震惊朝野，更是让绝大多数人摒弃“忠君”思想，以自己的利益为先了。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不忠”已是这个时代深埋在人们内心的种子，只要一点火种，就能燎原，所以无论中央朝廷选择什么方式，信任地方、信任宗室与否，同样的叛变，始终都会上演，形成恶性循环。
不过，刘宋是寒人立国，情况和之前稍有不同，或者某种程度上，局势更加复杂。寒人虽有军权，文化素养不高，治国过程中阻碍比较大，需要倚仗声望高于自己的士族。可士族执政，贯穿整个东晋，也不是刘宋一朝的君主愿意看到的。权衡之下，他们依然选择了相信宗室，让宗室出镇；而另一方面，为免宗室反叛，刘宋制定了“典签”制度，把宗室的日常生活纳于监视之下。这样局限的自由，必然会激发宗室的叛逆之心，所以刘宋后期，中央与宗室的矛盾激化，以至亡国。
萧齐虽然有心改变这样的局面，但兰陵萧氏也是寒门小姓，在士人中无法得到全面的、真正的认同与支持；且跟随萧道成起兵的雍州豪强，势力也不容小觑。在这种情况下，和刘宋一样选择宗室，并配以典签制度，与其说是中央选择后的结果，不如说中央只有这一个选择。因为仅有一个选择，所以地方宗室和中央之间爆发矛盾，不过早晚的事。
雪上加霜的是，萧齐从立国之初，就面临着党争。前有太子萧赜和豫章王萧嶷，后有竟陵王萧子良、西昌侯萧鸾。萧赜、萧嶷兄弟之争，以萧嶷失败为告终，但他败后，与萧赜表面上兄友弟恭，后续没有造成更大风波。萧子良和萧鸾的情况则不同。萧鸾是旁支宗室，虽然因才干出众得到辅政机会，后来更是依靠寒人势力一举登基，毕竟名不正言不顺。何况萧子良致力于文化建设，支持他的世家大族，不在少数。这些都是让萧鸾担心受怕的因素。与其担心自己也被篡位，甚至可能落得个尸骨无存，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萧鸾选择大开杀戒，屠尽高、武子孙，终究导致宗室、地方为保性命，发兵反抗，萧齐灭亡。
不可否认的是，萧齐灭亡，必然有“人”的因素。譬如萧鸾对别人的猜忌、残忍好杀的扭曲心态，都是决定他对宗室斩草除根、引发叛乱的重要因素。但如果我们退后一步，把萧鸾这种行为放在魏晋南北朝那个大时代，会发现“中央不信”、“地方不忠”的情况存在已久，并非只在萧齐一代。何况当时士族与寒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利益冲突，所以无论谁执政，执政能力有多强，都会面临这样动辄起兵的困难局面。这也是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时间，政权割据，各自为政，战乱不断的原因之一。
参考资料
萧子显《南齐书》，李延寿《南史》，姚察、姚思廉《梁书》、司马光《资治通鉴》、黄节《黄节诗学诗律讲义》、宝乐尔《从张敬儿看南朝宋齐寒人武将的兴衰》、黄莺《<西曲歌>所见南朝荆襄社会风貌研究》等。
魏晋南北朝|南朝齐：对宗室赶尽杀绝，把自己送上绝路
本期主创
策划：邓玲玲
脚本：谢玩玩
编绘：朱 彦
官方微博：@铲史官漫画
编后语
后世提起萧齐，关注点几乎都是宗室杀戮；尤其齐明帝萧鸾对兄弟子侄的屠杀，一直被认为是萧齐灭亡的主要原因。但一个王朝的灭亡，必然由多种原因所导致，系于一人之身，未免有些片面。
何况纵观魏晋南北朝近400年历史，宗室杀戮，贯穿始终，所以也许我们需要先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时代，会发生那么多兄弟阋墙、骨肉相残的事？然后才是，为什么萧齐一代的杀戮，丧心病狂显得尤为突出？
这一切都要追溯到东汉末年。中央宦官、外戚当政，地方豪强势力渐增，王权式微，以至于江山颠覆。按理说，曹魏建国之后（220年），应该重用宗室力量，但有西汉的七国之乱在先，曹操恐怕旧事重演，便效仿东汉光武帝刘秀的举措，削弱宗室诸王势力，不许他们亲百姓、干政事；互相往来，也有严格要求。曹丕即位后，遵循此法，却没想到宗室力量太弱，被司马氏夺了江山。司马氏有鉴于曹魏之误，便加强了宗室藩王的势力，赋予他们行政权、军事权等地方治理权。然而晋惠帝年间，因惠帝痴傻，宗室们有权又有钱，便纷纷觊觎起皇位来，爆发了八王之乱。
就南方而言，永嘉南渡后，因为需要依靠士族，东晋王室一直处于弱势。即便执政士族屡屡变换，但王室与之“共天下”的窘境，却是怎样都无法避免。直到东晋后期，孝武帝想靠寒人压制士族，可惜英年早逝，终究未成。
经由这样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从曹魏立国（220年）到东晋孝武帝去世（396年），近200年时间，几乎都是中央和地方、皇室和宗室之间爆发冲突，且形成了恶性循环。不信宗室，会被外姓夺取天下；相信宗室，会被宗室夺取天下——归根结底，深层原因其实不在地方豪强，也不在于宗室藩王，而是皇权不行，中央难有凝聚力。而皇权不行，中央难有凝聚力的原因，部分在于东汉末年政治动荡，但更根本的原因，则是儒家信仰的崩塌。
东汉儒学的表现形式是名教，不仅在理论上要求人们必须遵守道德规范，还把这些道德规范当做选拔官员的标准。按当时说法，名教是老天爷的旨意，用名教道德标准选出来的人，就是好官，就是顺应天意。但把道德理念与谋求仕进联系起来，显然会变成一个虚伪的悖论。道德教化，到最后成了摧毁道德良心的工具，久而久之，自然遭人厌弃。所以汉末时，人们纷纷反对名教的虚伪，开始追求自然、简单、真诚。嵇康提倡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便是在这种时代基础上，意欲突破礼教对人性的束缚，达到随心自在的状态，而不是偏激片面地全盘否定礼教。
像嵇康这样理性思考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人并不多。当时很多人都一面倒地反对儒家思想，甚至通过袒胸露乳、喝酒纵乐等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礼法的弃绝。此风气形成后，“弃绝礼法”成了人们获得名声的另一种手段。越是不在乎礼法，行为出格，越能受到别人的称赞，儒家提倡的“忠孝仁义礼智信”，已不再被人重视。更何况，此时战乱频频，执政者连接变换，人们难免“忠君之念已亡，保家之念弥切”了。而曹魏末年，高贵乡公曹髦被臣子刺死一事，震惊朝野，更是让绝大多数人摒弃“忠君”思想，以自己的利益为先了。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不忠”已是这个时代深埋在人们内心的种子，只要一点火种，就能燎原，所以无论中央朝廷选择什么方式，信任地方、信任宗室与否，同样的叛变，始终都会上演，形成恶性循环。
不过，刘宋是寒人立国，情况和之前稍有不同，或者某种程度上，局势更加复杂。寒人虽有军权，文化素养不高，治国过程中阻碍比较大，需要倚仗声望高于自己的士族。可士族执政，贯穿整个东晋，也不是刘宋一朝的君主愿意看到的。权衡之下，他们依然选择了相信宗室，让宗室出镇；而另一方面，为免宗室反叛，刘宋制定了“典签”制度，把宗室的日常生活纳于监视之下。这样局限的自由，必然会激发宗室的叛逆之心，所以刘宋后期，中央与宗室的矛盾激化，以至亡国。
萧齐虽然有心改变这样的局面，但兰陵萧氏也是寒门小姓，在士人中无法得到全面的、真正的认同与支持；且跟随萧道成起兵的雍州豪强，势力也不容小觑。在这种情况下，和刘宋一样选择宗室，并配以典签制度，与其说是中央选择后的结果，不如说中央只有这一个选择。因为仅有一个选择，所以地方宗室和中央之间爆发矛盾，不过早晚的事。
雪上加霜的是，萧齐从立国之初，就面临着党争。前有太子萧赜和豫章王萧嶷，后有竟陵王萧子良、西昌侯萧鸾。萧赜、萧嶷兄弟之争，以萧嶷失败为告终，但他败后，与萧赜表面上兄友弟恭，后续没有造成更大风波。萧子良和萧鸾的情况则不同。萧鸾是旁支宗室，虽然因才干出众得到辅政机会，后来更是依靠寒人势力一举登基，毕竟名不正言不顺。何况萧子良致力于文化建设，支持他的世家大族，不在少数。这些都是让萧鸾担心受怕的因素。与其担心自己也被篡位，甚至可能落得个尸骨无存，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萧鸾选择大开杀戒，屠尽高、武子孙，终究导致宗室、地方为保性命，发兵反抗，萧齐灭亡。
不可否认的是，萧齐灭亡，必然有“人”的因素。譬如萧鸾对别人的猜忌、残忍好杀的扭曲心态，都是决定他对宗室斩草除根、引发叛乱的重要因素。但如果我们退后一步，把萧鸾这种行为放在魏晋南北朝那个大时代，会发现“中央不信”、“地方不忠”的情况存在已久，并非只在萧齐一代。何况当时士族与寒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利益冲突，所以无论谁执政，执政能力有多强，都会面临这样动辄起兵的困难局面。这也是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时间，政权割据，各自为政，战乱不断的原因之一。
参考资料
萧子显《南齐书》，李延寿《南史》，姚察、姚思廉《梁书》、司马光《资治通鉴》、黄节《黄节诗学诗律讲义》、宝乐尔《从张敬儿看南朝宋齐寒人武将的兴衰》、黄莺《<西曲歌>所见南朝荆襄社会风貌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