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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方汉代官印为“假司马印”（图1），印底十字留红，平分印面，印文端庄安稳。“司马”二字纯是横笔竖画,正直平方,"假""印"二字在平直中偶施斜曲，沉雄中有郁勃之气。此四字两两对角而居，有曲有直，有呼应，有对比，而且自然，和谐，从容。

    “假司马印”中的“假”“印”尚有一二斜之笔平直中有斜曲，在篆法方面自然条件好，天生一副俏模样，不用费心，稍一装扮就自然得体。如果碰上如“巧工司马”（图2）这样的印，“司马”纯是横与竖，“巧工”又一副方拙的模样，真是不好调配。不得已，只能在线条端头显笔意，转折处内方外圆，活意暗涌，彰显方拙之美。

    再如“司马纵”（图3）这方印。“司马”本就横竖笔画多，再配一“纵”字，又加上一排竖画，按常理布篆，此印三字很难出彩。但是，当我们看到此印，眼前为之一亮，心头为之一震。这方印的印面虽然没有大疏大密，但比大疏大密更具有视觉冲击力。此为何？作者是在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既然横竖笔画多，那么就让“司马”二字横排叠居上，而“马”下之竖与“纵”之前数竖打成一片，数横数竖块面对比，精神铇满，更增强了横竖对比力量。这就是汉人的特点，他们不单纯地从印面的疏密对比来造险惊人，而是在平实铇满的构图中形成更具实力的视觉冲击。当然，这样配篆需要胆魄和见识，搞不好易陷入机械化的泥潭。在此印中，我们并不感到单调。仔细观察发现，“马”下数竖各具神态，尤其是左边第一竖略略靠右，左右二字间掀开一条缝，顿觉清爽，而且此一斜画与“纵”字左上圆斜笔呼应，全印团结又有新意。

    这方“前锋司马”（图4）与前几方有很大的不同。前面的“假司马印”有两两对角呼应的因素，团结和睦；“司马纵”随机生发，增强竖势排叠的气势，突出横竖对比。而此印，这两方面的条都不具备。在当年，这类印章又是“命题竞刻”，这是相当困难的。“前锋”二字笔画多，“司马”二字相对较疏，本该密者多占地，疏者少占地。然而，四字平均占地就是汉官印的作风，还是按部就班吧。这样一来，“前锋”密而画细，“司马”疏而粗壮，对比鲜明而分量相当。尤其是“司”字最疏，留红较多，又成了夺人眼目的块面。与前几方“司马”之印相比，这种粗与细，疏与密，朱与白，曲与直，整与碎等多重矛盾交织在这方寸之间，丰富了印面的表现力，更耐读。仅此，还不能算作汉人的最高水平，更高深的功夫是化合这些矛盾的本领。这多重矛盾交织在一起，极易使印面支离破碎。这也和兵法讲的一样，有进必有退，有攻必有守，有对比，就要有化险为夷、化干戈为玉帛的本领。再看“马”字，本来是粗壮的笔画，与右边二字较细的笔画形成粗细对比，而左边第一竖越往下越细，末尾变得如“前锋”细画，与“前锋”形成呼应。此一画上接“司马”之粗而逐渐下细，无论在“马”中抑或是在全印中都不唐突，它有一个顺延的过程在，既适应于“司马”，又与"前锋"呼应，所以仍然给人浑然一体的感觉。试想，如果一味粗壮，则印面左粗右细会左右分家；如果兀自一竖纤细，特别刺眼不说，还会破坏"马"的饱满健壮。同时，"马"字的留红加重，“司”字的留红分量弱化，其印眼效果将退色不少。 此一竖末尾随印角有回势抱曲之意，或许有人会猜测，这大概是铸造时的意外造成的，那么，我要说，即便如此，那也是偶然天成。因为此一曲，与“前锋”细曲之画又多了一组呼应因素。再看看“锋”。本来是结构最密的字，笔画繁而细，留空较多，超过“前”和“马”字留空，和“司”字宽阔留红形成微妙的呼应关系。同时，“锋”之细中有粗，靠“前”字之处较细，适应“前”，近“马”之处略粗，顺合“马”，过渡自然。细有理，粗有据，多重矛盾配以多重呼应和适应，于矛盾中取得和谐。这样的处理，并不靠大疏大密来惹人眼目。相反，它的处理自然从容，环环相扣，一如棋局，更讨人喜欢，甚至让人称绝。

    再如“汉假司马”（图5），从印文的自然条件来看，此印与“前锋司马”略同，都是右二字较密，而“司马”二字居左。可眼下这方印没有套用前一方印的程式，给我们别一样的感觉。且看该印印底的十字留红界格，竖细而横粗，“汉司”在上，“马假”居下，“汉”之“三点水”数竖与“司”之竖连成一排，“马”下数竖与“假”之三竖并列，顺势连属，打成一片。上下格局已定。那么，这样会不会造成上下分家呢？没有。“司”在印中最疏，即便粗壮其笔画，仍然可作全印之印眼。同时，此红并不孤立，“司”右竖廋身，使其与“汉假”左部笔画等粗以求同。“假”最繁茂，却仅有右下曲笔任其粗重，其它笔画稍作廋身，有意留空，在繁茂里透些清新之气。而且“假”之留空仅次于“司”而大于“司马”，这样一来，“司”“假”红地对角呼应，“汉”“马”分量相当，对角相望。“马”势下压，下面五竖排列紧凑，而上面四横间距宽松，象“假”字一样微微透些红晕，既承“司”之粗，又延“司”之红。“汉”字右部笔画稠密，但是粗壮结实，甚至有些粘连，更衬出左部之疏。如此一来，“汉”左“假”左“马”上与“司”之红地相连属，而“司”字左部，上部笔画粗壮，与“马”下“假”右“汉”右紧围一线，形成印边紧凑，印心空灵的视觉效果。因此，虽然是上下格局，却能浑然一体，整体效果圆满，沉雄大气。

    “济南司马”（图6）中，照常理来看，“司”与“南”有空地对角呼应，且司字笔画少，可能因留空大而形成印之眼。而此印却不一样。单从布白来看，比较均匀，并不抢眼。可是，当我们细品此印，看点还是不少的。其一，“济南”二字左右舒展雄肆，大有先入为主之势;“司马”却逊让于左，安稳从容。一纵一敛，对比突出。其二，“司”之最下一横，也就是右竖的左伸很关键。此一伸，填充“司”左下空地，增加齐整感，显得内气充盈，精神饱满。再者，此一横连续马上部横势，增加印面的横势连属。同时，印左“司马”之横与“南”下之横连成一片，又添横势，与“济”之竖和“马”下之竖形成对比，且横势大，竖势小，对比强烈。“济南”二字占地多，雄肆开张；“司马”二字横势并不弱于“济南”，且一样能稳中求胜，后发制人。其三，“马”下数竖本可长驱，而此“马”却空疏上横，紧促下竖，使其能与“济”之竖呼应的同时凸显横势。“马”下数竖不得展势，大有怀才不遇之感。然而，这是局势的需要，舍小家而为大家。如果马下竖势放胆舒展，那么全印以横势为主的格调将被打破，横竖势均力敌，岂不没了主次？

    接下来的两方印是两方同文的“太医司马”（图7、图8）印。然而，同文却不同貌。

    第一方印（图7）印面残破少，线条起讫分明，准确到位，而且印面四字占地均等，清新，祥和，安稳。读之，如沐春风，不由使人想起科班出身的太医，深怀五行调和的医术。该印在印面布置方面没有过多的奇思妙想，只是因地制宜，因材施用。“司马”二字的横画较多，就连属一气，突出横势；又有“医”之规整，横笔的呼应就加大了印面横画气势，反让“马”下数竖与“太”之竖画呼应求和。如此一来，印面横势为主的大格局自然形成。“太”之左右两弧笔曲中示直，中间两竖直中含曲，寥寥几笔，与其它笔画有了朱与白，曲与直的对比。

    然而，第二方印（图8）则相反，印底多处漫残，线条粗细多变，印面多有不规则因素。如“马”中竖上轻下重；“酉”上部的横画短而缩，再加之多处挤并而奇崛劲峭，险象环生；“司”字“口”部缩窄，几成方“口”，“司马”之横势至此骤减。这种篆法更接近古玺，一派自然天真之趣。读之，倒让人想起《神医喜来乐》中的喜来乐，虽不比宫中太医那样循规蹈矩，倒也能土方治大病。那么，这样的奇肆突变会不会影响印面的安稳呢？该印和前一方“太医司马”一样安稳，只是手法不同罢了。前一印用四字均分法求得安稳祥和，是在平面上做文章，而此印，要在立体方面得胜。“太司”疏，“医马”密，印面上轻下重，自然安稳许多。“司”之“口”部左收，并且留有大面积的红，使“司"字形成全印最疏之印眼。而"医"字本就稠密，更添残破，密上加密，形成全印紧密之重点。此印"太""马"印底同残，分量旗鼓相当；"司""医"对角相望，大密对大疏。大家看看，是不是有太极图负阴抱阳的阵势？正因"司"之"口"左敛，"太"字左右两弧势的不到底，在该印的错落叠变中有"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的透视效果。可以这样说，该印的安稳给我们山水画一样的立体感。也正因为此，此印下边，右边多处残边，而仍给我们重心偏上印象。

    我们再看"长沙司马"这方印(图9).汉印中的"司马"二字多平直，多由横或竖篆成，像"司马纵"之马下左竖之略靠右斜出之笔已很少见，而该印中"司"字右竖左下斜掠，"马"下数竖左探脚更是希罕。如果将这些字的斜笔放入其它汉印中，似乎斜得稍过，而在该印中这种嫌疑顿消。"司马"多平直，如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略施斜曲之笔，倒也和睦。看惯了平直"司马"，如今来一个斜曲"司马"，也有新奇之感。这是一方出土于长沙的汉滑石印，类似于后来的石章，所以在汉印中很新奇生动。这也算作汉人的创新之作吧。

    "司马"二字字形方整，笔画仅有横竖，很单调，这是配篆的难点，面对这样的困难，汉人往往能够机敏地发现印文所蕴涵的变化契机，或因势利导，或扬长避短，或随缘生机，或造险破险......总之，一印有一印之手法，一印有一印之格局，一印有一印之风采。我们读过这组汉印后，不得不赞叹汉人的智慧和灵活。这组印在创作构思上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