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曹晓波
　　
　　在今年六一儿童节，身为母亲的姚蔚在《中国人的校车梦》中写下这段话，但现实是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无不为宝贝在上学途中的安全而提心吊胆”，更有一些孩子在校车里溘然而逝。《方得网》总编辑、《商用汽车新闻》创始人姚蔚希望，“校车是一段动听的音乐，唱出孩子们完成一天学业的凯旋歌。”
　　
　　甘肃校车事故发生后，有网友第一时间将该校车被撞成一堆废铁的照片与美国校车和悍马相撞后安然无恙的照片进行对比，认为我国校车的质量太差。
　　
　　“虽然我们国家已经完全有能力制造出安全舒适的专业校车，虽然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一直在大幅增长，但全国的校车推广却一直步履蹒跚，校车普及为何依然只是梦想？”对此，姚蔚倍感心酸。
　　
　　校车未普及非技术原因
　　
　　甘肃幼儿园校车惨剧，21条生命罹难。追问事故原因，无数人无法将眼睛从那辆被撞得稀烂的校车上移开。
　　
　　《法制周报》记者调查统计近三年出事的校车（见全国校车事故不完全统计表），发现没有一辆能够算得上真正的校车。“并不是所有接送孩子的车辆都叫校车，那是对校车的侮辱。”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主持人白岩松曾犀利地指出。
　　
　　“其实大家都混淆了概念，目前出事故的校车，基本是一般巴士客车，甚至更加不规范，有相当大的安全隐患。”我国《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第一起草人、国家客车检测中心碰撞试验室主任李弢说。
　　
　　常见的校车事故背后，很多学校、幼儿园，随便弄上一辆车——面包车、中巴车、轻型客车甚至三轮车，有些还是二手的，将车身漆成黄色，喷上“校车”的字样，便开始堂而皇之地以校车的名义进行运营。
　　
　　事实上，2010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对专用校车的安全性能作了详细的规范要求。同年9月1日，《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修改第二单开始实施。该标准对校车的外观、座椅、安全带、乘坐人数等条款进一步细化。
　　
　　姚蔚对记者表示，“遗憾的是，中国很多企业制造的车可以达到国家标准，规范的校车不能普及不是因为技术原因，而是因为监管和扶持的力度不够。”
　　
　　最牛“长鼻子校车”
　　
　　尽管推行校车困境重重，但在甘肃校车事故后，“德清校车模式”意外走红，这个只有50万人口的小县，从2009年起先后投入2000多万元购置79辆高标准校车，专门接送学生上下学，其中包括花费了400万元的10辆出自郑州宇通集团的“长鼻子”校车。
　　
　　负责德清校车管理的永安学生交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国华介绍说，这款校车车头向前凸出了1.4米左右，发动机设置在车头前方。这个设置的好处是万一发动机着火也不会伤及车身。当校车遭遇一些交通事故时，“长鼻子”也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车上配有50个座位。其中有47个学生座椅，1个司机座椅和2个监护人座椅。每个座位都配有安全带。车窗下部封闭、上部可以推拉，以防止孩子在行车途中随意打开车窗造成危险。
　　
　　据了解，维持这79辆校车的安全正常运行，每年需要投入500多万元，除去学生自己负担每人每次1元的费用，县政府每年还要给予400多万元的财政补贴。
　　
　　如果德清经验说明地方经济发达是搞好校车前提的话,辽宁宽甸县则是欠发达地区重视校车的典范。《中国青年报》曾报道过,这个地处辽东山区的边境县城，经济并不宽裕，学校撤并以后，生源分散，山高路远，求学之路被很多孩子视为畏途。为此，县里下决心一次投入240万元，每年补贴200多万元，组建了一支由12辆中巴车组成的校车车队，一举解决了全县4000多名寄宿生的交通问题。如今算起来,这些校车已运行了3年。那抹醒目的明黄色也是当地人眼中幸福的亮色。
　　
　　两个地方因为经济能力的不同，在校车的购买和运营方式上都不尽相同，但都是政府牵头做校车工程的典范。但是，目前在国内使用这种专用校车的地区非常之少。
　　
　　人大代表:
　　
　　实施全国校车安全工程
　　
　　到底是什么阻挡了学校购进专用校车？一个问题在于购买费用，一辆专用校车价格区间在20万元到50万元之间，一辆校车的售价会比同类普通车贵10万元～20万元。这样的价格对于发达地区或者一些财大气粗的学校不成问题，但是对于欠发达地区或者经费吃紧的学校就是个大问题。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运营费用。就算买得起，许多学校也表示无力承担日常的运营费用。校车和普通运营车辆不同，相比商业运营车辆一天大概有8个小时的时间是闲置的，还有寒暑假的问题。有关专家估算，如果由家长出钱，每天上下学两趟，起码得出40元来坐校车，这样的天价自然让人望而生畏。
　　
　　据统计，美国政府平均每年要为一名正常儿童支付520美元坐校车，为特殊儿童支付2400美元。这些费用如何支出要由纳税人共同决定。这说明校车其实属于公共服务问题，因此需要政府来承担有关职能。
　　
　　而农村、城乡结合部的许多孩子不得不到离家很远的地区上学，是因为政策调整所致，他们的校车问题更需要公共财政补偿。
　　
　　就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曾递交《关于实施校车安全工程的议案》，提议在全国推行“校车安全工程”。他提议成立专门协调机构负责“全国校车安全工程”，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为牵头单位，公安部、教育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质检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司法部等为配合单位。这个专门委员会可以以去年实行的《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为基础，制定适合中小学生乘坐需要的校车各项技术标准和校车生产准入制，制造符合标准要求的校车。
　　
　　周洪宇建议，“全国校车安全工程”一方面靠政府引导，一方面靠市场运作。国家对学生车费补贴，由各级政府财政按比例分担，如东部发达地区自己解决，中部一般发达地区中央、地方各半，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央承担70%，地方承担30%。对校车生产厂商和校车运营方给予政策性优惠，比如对校车主要零部件可减免税收，校车运营所得税部分减免等。
　　
　　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我国完全有财政能力负担校车。他分析称，2009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仅占GDP的3.59%。根据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到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将达到4%。以GDP40万亿元计算，每年将在目前的投入基础上新增1600亿元。根据测算，为全国中小学配备安全的校车，总需费用约600亿元，这在新增的1600亿元里完全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