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得个头名状元实在是了不起啊，那可是皇帝钦点的。这如果以后出道儿了，就能挺起胸脯说，本官是皇帝的学生，哈哈。因此，所有参加科考的学子们都把这事儿作为一种最高的特殊荣誉。但是，状元也不是那么好当滴，无论你有多么深的学问，文笔多么的出众，只要主考官将试卷递到了皇帝手中，答卷人的文章稍有“毛病”，估计就是哭都找不着调了，最后只有仰天长叹的份儿 ,与状元失之交臂了。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就属于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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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期的王安石就显露出了出众的才华，而且，记忆力非常好，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有了扎实的基本功，王安石与其他有为青年一样，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背着行囊便去京城参加国家统一大考——科举考试了。考完之后，按当时主考官的评定，王安石的考试成绩是最好的，排在了第一位，王珪数第二名，韩绛第三名，杨寘是第四名。在这儿，咱要特别交待一下那个杨寘，他呢，是本次考试主考官，国防部部长晏殊的乘龙快婿杨察的弟弟。

在录取结束后，杨察想方设法从他老丈人晏殊那儿打探消息，要不说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秘密嘛。是亲三分向，更何况是亲兄弟呢。大杨知道小杨没有考取第一名，便急忙把这事儿告诉了杨寘。当时，杨寘正同一伙儿酒肉朋友喝酒呢，听到自己不是第一名的消息，他脸上有点挂不住了，情绪失控地“蹭”一下儿拍案而起，破口骂道，状元非我莫属，也不知是哪头驴子抢走了我的状元桂冠！瞧，“状元”这个桂冠不知什么时候成他们家里的物件了。尽管他也非常优秀，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是？

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没过多久，风向又变了，那宋仁宗因为对王安石文章中的一句“孺子其朋”而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地投了否决票。当即将他的状元桂冠拿下了，就这么简单，王安石由第一变成了第四。当然，按顺序走的话，第一的名额该轮到王珪了吧？那可不一定，因为宋朝政府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官宦子弟都没有资格赢得状元的封号，哪怕是他的成绩再好，也必须靠边站，给草根儿考生让路。呵呵，这倒也不错哎。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宋朝不搞特殊化的一大壮举呢？也不知道王安石是不是被潜规则了呢，毕竟人家杨寘的亲家公和哥哥都是挨皇帝最近的人嘛。

由于当时的王珪和杨绛都生于官宦世家。所以，自然也就没他二人的份儿了。于是，天上“果真”就掉了一次馅饼，歪打正着而又那么理所当然地轮到了那个出口便伤人的，考了第四名的杨寘。

好在王安石的抗压能力强，从来就没把把功名太当回事儿。在他一生中，也从没在人前炫耀过自己中过状元的这档子事儿。宋朝呢，是重文轻武的一朝。所以，人们都说王安石的气量很大。这其实是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痒痒话儿，进一步讲，他不气量大又能怎么样呢？来次恐怖袭击？哈哈，他可不是本拉登。这正是各人有各人的活法。

相反，王安石倒是非常欣赏曾巩的话，什么状元不状元的，历朝历代不是出现过无数的状元吗，但真正能干出一番事业的人却寥寥无几。的确，后来实践证明，王安石还真说对了。杨寘骂骂咧咧地过了一把状元瘾，又怎么样？不照样平平庸庸？而且年纪轻轻地就因丧母之痛去天国报到了。而王安石、王珪、杨绛则都没有冠以状元的头衔，结果不还是宋朝历史上很有名气的宰相吗？

还是那句话，什么名儿不名儿的，神马都是浮云，只要安心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问心无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