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一个胡同里的小海哥从一起在草丛里捉蚂蚱、挖泥巴到一同背上书包去了学校，始终在一起。

那年我六岁，小海哥也是六岁。我们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听老师的话----背过手去腰挺直，眼睛看黑板。教我们的是爱玲老师，她教我们读“a、o、e”或是写“1、2、3、4”。更多的时候是领着我们做游戏、唱歌，或让我们随意画画。这些科目里我最喜欢画画了。我和小海哥都会画“小鸭子”。嘴里念叨着：“小二子”----在纸上写一个2，“考零分”----在2字上面画一个小圆圈，“他妈打他仨嘴巴”----在2底下画上三条横线，“一撅嘴”----画出鸭子的嘴，“变了个小鸭子”----画出鸭子的身子----小鸭子就画成了。然而总画小鸭子是没意思的，于是我就画一个四方四角的房子，再画两只比房子小不了多少的小鸟，又画一棵更加不成比例的大树。

小海哥就总是画小鸭子，他不觉得没意思，因为他有一件让所有孩子眼红的“宝贝”----一盒彩色蜡笔。那是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小纸盒，里面并排两排，每排六支小拇指大小的各色蜡笔。这种蜡笔如今看不见了，它的主要成分是蜡，颜色不怎么鲜艳，涂色后还有较厚的一层蜡质浮在纸上。可在那个没有水彩笔等五花八门高级文具的年代，能拥有这样一盒蜡笔，已经非常让人羡慕了----小海哥每次画了小鸭子就用他的蜡笔上色，他是完全根据自己的喜欢涂，一块红，一块蓝，一块黄，一块绿……他的小鸭子花枝招展，在我看来非常美丽----那盒蜡笔多么神奇啊！

每当我怯怯地问他借一只用的时候，小海哥就赶紧停止给小鸭子上色，把蜡笔全部装入纸盒，然后告诉我：“不行，我舍不得。”我失望地撅起嘴，看看我那些黑白的房子和大鸟，觉得索然无味，就懊恼地把它们塞进书包，趴在课桌上等待下课。虽然郁闷，但是我一点都不生小海哥的气，也不觉得他很小气。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认为可以用“舍不得”这个理由光明正大地拒绝别人用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也许是六岁的我们幼稚得很直白，也许是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孩子们之间一种特有的理解吧。

然而，小海哥也有郁闷的时候，因为他有一个坏习惯：总是不带橡皮。写了错字就用舌头舔舔手指再去涂本子，他的作业总是乌七八糟的。为这，爱玲老师批评了他许多次，每次他都低着头，连眼皮也不敢抬起来。但是过后，还是依旧。

有一次爱玲老师生气了，告诉他再不改正就去黑板前罚站。小海哥害怕被罚站，真的想改了，可这天他仍然没有带橡皮。写了错字，他又下意识地用手去抹，一抬头看见讲台上看书的爱玲老师，把沾了唾沫的手缩回去了，转过头小声对我说：“用用你的橡皮行吗？”我刚要给他，忽然灵光一闪，狡黠地说：“不行。除非……除非你把蜡笔在我的转笔刀里转一下。”小海哥怔怔地望着我，非常纳闷我为什么会提出一个这么古怪的要求，可他没有办法，于是拿出一只蓝色蜡笔在我的转笔刀里转了一圈，就用了我的橡皮。我呢，小心翼翼地拿起转笔刀，轻轻磕掉里面的蜡笔屑，一点一点地捏入铅笔盒，心里一阵窃喜。没有蜡笔，能有一点蜡笔屑也好啊，这可是从蜡笔上面掉下来的呢！小海哥是很容易写错字的，所以，又有一只黄色蜡笔在我的转笔刀里转出笔屑。第三次，我开始增加砝码：“这次要红色的，以后我要你转什么颜色你就得转什么颜色的。”几次过后，小海哥开始可怜巴巴地央求我：“别再转红的行吗？红色都转得很短了，我给你转橘黄的吧，你看橘黄的多漂亮！”看看他的蜡笔盒，果然红色的最短，我点头同意了。很快，铅笔盒里的蜡笔屑就“花红柳绿”了，我多么满足和欢喜！没事儿的时候，我就打开铅笔盒看看，再闻一闻那种带一股蜡油味道的淡淡香气。这些蜡笔屑在铅笔盒里放了很长一段时间，好几次铅笔盒掉到了地上，我心疼地把它们一点一点重新捏回来。我像小海哥舍不得蜡笔一样舍不得这些蜡笔屑。"

几年以后，我终于拥有了一盒梦寐以求的蜡笔。再后来，我陆续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彩色画笔。可它们都像儿时的记忆一样，有的尚肯留下一痕浅浅的印记，大多的，已随着时光流转而漫漶了。就连小海哥，也已经二十几年不曾联系。倘或有一天我们相逢在路上，不知是惊喜地认出对方，还是漠然地擦肩而去。

    而记忆深处，有一片细碎的颜色一如昨日彩虹那样鲜亮，那是我 “趁火打劫” 的小海哥的蜡笔屑----就像一条搁浅在记忆里的彩色小船，承载着我们儿时的天真和欢乐，永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