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战争描写是《三国演义》文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三国的战争描写既符合冷兵器时代大小规模战争的客观规律，体现了以主帅的“谋略”得失为成败关键的原则，为军事工作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份具有科学价值的材料，又不失优美的文采，刻划了一个系列化的历史人物的艺术长廊。

关键词：战争；谋略；人物刻划

Abstract：Describing the war as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is integral part of the main text. Description of the three countries is the line with the cold war era weapons large and small scale of the objective laws of war, reflecting the manager's "strategy" for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failure of the principle, ordering military workers and researchers have provided a scientific value of materials.And it was not lose the beautiful literary styles, described a series of historical figures of the art gallery.

Keywords：war；strategy；people characterization

引言

古代描写战争的作品有很多，其中的翘楚之作应是《三国演义》。它反映东汉末期的历史。当时汉献帝政权衰微，曹操、蜀汉、东吴三国割据鼎立，离合纷争，最后晋主司马氏崛起，篡魏、亡蜀、灭吴，结束三国纷争而复归统一。这段历史时间跨度将近一个世纪，政治事件风云变幻，战争场面惊心动魄，谋士如云，猛将如雨，小说将它描写得奇峰叠起，云兴霞蔚，并在曲折紧张却又舒展自如的情节发展中，塑造了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曹操、周瑜等上百个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构成了系列化的历史人物的艺术长廊，充分显示了我国古典小说不朽的艺术魅力。

翻开《三国演义》，随便哪一回，几乎无一例外是在写打仗，至少是写与打仗相关的人物活动。周先慎说：“《三国演义》是我国古典小说写战争写得最好的一部，达到了很高的思想和艺术水平。”[1]作者不是随心所欲，凭主观臆想在写战争，而是对历史上无数次战争考察之后作出了高度的艺术概括，达到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

一、《三国演义》于战争描写中体现了谋略的综合应用

    “战争与人才，是《三国演义》的基本母题。当典范化的叙事方式用于这个母题之时，它既要依赖历史自身复杂曲折的形式，充分利用历史名人盛事的审美效应，又要驰骋幻想的，往往是超常规的文学想象，大幅度地容纳和汲取数代说书人和文人的创造。加以作品的才力足以驾奴奇才于奇才相克相用，足以把握‘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相近相殊的变化笔墨，因而出现了百十战役无一重复，谋臣武将，经师说客，帝胄蛮主，高僧术士各具面目，于乱世中各尽启用的叙事奇观。可以说在古典文学领域，实在难以找到第二本书像《三国演义》那样展示如此丰富多彩，胜境迭现的人才形态和战争形态，它可以被看做形象的武经合精彩的智慧书，以致中华民族近古的才智建设中曾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2]

小说战争描写体现了以“人谋”为成败关键的原则。作者在第三十八回借蜀汉丞相诸葛亮之口向刘备点明“三分天下”的大计时说：“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唯天时，抑亦人谋也。” 人谋即战略战术的正确安排。在小说数量众多的大大小小战争描写中，最终获胜的一方，必是主将运用了正确的战略与战术，战前戒骄戒躁，审时度势，谨慎用兵的结果。高明的主帅甚至能预料敌人的动机，两兵虽未相交，却已胜券在握。反此道而行的一方则必败无疑。

书中谋士如云，这些谋士大都熟读古代兵书，深谙韬略。作者借书中谋士讲出《孙子兵法》的用兵之道，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兵不厌诈”、“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等等。蜀汉丞相诸葛亮更能根据敌方主将的心理特点，反利用兵书之法，以“实则实之，虚则虚之”而能克敌制胜。小说战争中运用到的计策丰富多彩，连环计、空城计、美人计、离间计、反离间计、激将法、苦肉计等等层出不穷，简直是对科学的《三十六计》作了生动的艺术概括。

晚清邱炜萱《菽园赘谈》还透露了它的才智建设作用已超越了国界：“《三国演义》尤好纵谈兵略，不厌权谋，笔致雪亮，引针伏线，起落分明，以视《东周列国演义》文尚繁缛奇崛，宜于学子，不宜与武夫商人之披寻者，迥不已矣。按国朝康熙朝，尝有诏饬印《三国志演义》一千部，颁赐满洲，蒙古诸路统兵将帅，以当兵书。又闻日本国前未明治维新变法之时，尝以为兵书。”[3]书中并不直接描写人物在战场上的具体活动，也不花费大量笔墨描写战场上的风云盛况，而是采用侧面反映和衬托、折射等手法，极力描写敌我阵营在战前的谋略布局和战术比拼、天时地利人和的顺逆、主将的性情、兵情强弱的分析、战争物资的准备等等，使读者不必读到最后的结果，就已对战争的过程和双方的成败了然于胸。现在试以文本中规模较大的赤壁战役对此作具体的分析。

1．孙刘联盟

在文本中，赤壁之战是最复杂、最丰富，也是描写得最为精彩的。小说用了整整八回书的篇幅来描写这场战争。首先用了两回书来写孙刘联盟的缔结，这就是第43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和第44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这实际上写的是在一场重大的军事斗争之前的一场外交斗争。因为当时的形势是：曹操平定北方以后，挥师南下，军力十分强大，东吴和刘备都无力单独抗曹，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取胜的可能。这两回书写出了一场尖锐紧张的外交斗争。外交斗争是为军事斗争服务的，是孙刘一方在这场战争中能否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因而是这次大战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作者不惜笔墨，铺展开来描写，是很有眼光的。 

诸葛亮亲自过江，以大无畏的勇气和超人的智慧，完成了缔结孙刘联盟的任务。这两回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高远眼光和他智激孙权、周瑜中所表现出的高度智慧。小说突出了一个“智”字。当时孙吴内部在曹操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出现了主战（以鲁肃为代表）和主和（以张昭为代表）两派，意见相持不下，而主帅孙权却是犹豫不决。诸葛亮过江的目的就是要说服孙权下定抗曹的决心。但他采用的方法却与众不同，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在孙刘联盟缔结的过程中，诸葛亮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大智大勇。他刚一过江，东吴方面主战派的主要人物鲁肃就叮嘱他：“先生见将军，切不可实言曹操兵多将广。”同样的意思以后又几次嘱咐。诸葛亮的回答是：“不须子敬叮咛，亮自有对答之语。”可是在与孙权见面时却完全不顾鲁肃的几次叮嘱，有意夸大曹操的强大和不可战胜。他告诉孙权，曹操有马步水军一百五十万（还说是往少里说）；又说曹操的目的就在“欲图江东”；在此基础上，故意劝孙权“量力而处”：能战则早下决心，不然则“何不从众谋士之论，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也就是劝孙权投降曹操。这番话使得孙权“勃然变色，拂衣而起，退入后堂。”鲁肃闻言大惊失色，大惑不解。为什么鲁肃要几次三番叮嘱诸葛亮不可告诉孙权曹操力量强大，而诸葛亮不但不听，反而言过其实，有意夸大曹操的力量呢？这是因为鲁肃只了解孙权惧怕曹操的一面，而诸葛亮则不仅了解孙权有害怕曹操的一面，而且还有不甘心投降曹操的另一面。因此，诸葛亮对孙权的了解比孙权的谋士鲁肃对自己主公的了解还要深刻全面。基于这种了解，诸葛亮确定对孙权的办法是：“只可激，不可说”。他是有意采用夸大曹操实际军力和突出曹操挥师南下的目的在消灭东吴，并故意劝他投降曹操的方法，来激发起孙权不甘心投降曹操的一面；而在孙权基本上下定了抗曹的决心以后，才具体地向他分析了曹军远来疲惫，北军不习水战和不能得到荆州人民的拥护等重大弱点，以帮助他正确认识形势，进而坚定他抗曹的决心和信心。 

以后孙权的决心又发生了动摇，从而引出了赤壁之战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周瑜。因为孙权之兄孙策临终时曾经留下遗言：“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因此，孙权是否能最后下定决心抗曹，周瑜的态度就十分关键。诸葛亮深知周瑜此人虽然很有军事才能，但心胸狭隘，对个人利益看得极重。因此也采用了“智激”的方法，也是极力劝他降曹，但针对他的特点，具体内容又有所不同。他对周瑜说，如果投降了曹操，对周瑜来说，一“可以保妻子”，二“可以全富贵”，并佯装不知小乔是周瑜的妻子，故意说曹操举兵南下的目的就是想要得到江东二乔（大乔是孙策的妻子），劝周瑜主动献出二乔，作为向曹操投降的献礼。周瑜听后勃然大怒，大骂：“老贼欺吾太甚！”便下定了抗曹的决心。由此可以看出，诸葛亮的智慧是建立在对人的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的。他对孙权和周瑜用的都是智激的方法，可是却针对两个人各自不同的思想性格和当时面对战争时的心理，因而具体内容又很不一样。 

这些描写还只是赤壁之战的准备阶段，但对于战争的全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整个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以精彩的笔墨，生动地写出这场尖锐复杂、惊心动魄的外交斗争，表现了《三国演义》的作者在描写战争时眼界很开阔，不是只看到具体的战役本身，而是对战争的进程和全局有全面的把握和深刻的认识。 

2．周瑜使用反间计，使曹操误杀两员水军统领

在诸葛亮促成孙刘结盟，形成抗曹的统一战线之后，小说就开始了对战争本身的描写。《三国演义》所写的战争，不只是军力的对抗，更重要的还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这一特点在赤壁之战中表现得极为鲜明。这次战役中双方的斗智，即战争谋略的运用，也就是战争中指挥员主观指导思想的正确与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简直可以说，整个赤壁之战就是一场智慧的较量。曹操素以奸诈闻名，他是非常聪明的（这在官渡之战中就有突出的表现）；但在这场战役中，东吴方面年轻的统帅周瑜却比他更聪明；而只居于幕后并没有在前台指挥、却能统观全局、起到一种举足轻重作用的诸葛亮，则又远远高出于曹操和周瑜之上，成了智慧的化身。 

这次战役也是以至弱对至强。曹操在统一北方之后，挥师南下，荆州不战而降，然后计点马步水军八十三万，诈称一百万，水陆并进，近逼江陵，有势不可挡的锐气。而当时刘备是败走江夏，势孤力单；东吴也绝不是曹操的对手。两家就是联合起来，军力也大不如曹操。战争的进程也是强弱转化，结果也是以弱胜强，但基本矛盾与官渡之战和彝陵之战又不相同，不是粮草问题，也不是军队的劳逸问题，而是曹军来自北方不习水战的问题。因此双方的斗智就围绕着这个基本矛盾展开。 

聪明的曹操一开始就发现了自己的军队不习水战的弱点，采用了果断的措施来加以弥补，这就是大胆起用荆州降将蔡瑁和张允任水军都督，加紧训练水军。曹操一向多疑，一般情况下是绝不会任用降将来担任军中重要职务的，可见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周瑜在前线视察中发现了曹军的水寨深得水军之妙，大吃一惊，了解情况后便决心设计要除掉蔡瑁和张允，以破坏曹操训练水军的计划。这就有了“反间计”的产生。第45回写“群英会蒋干中计”，虽然小说是用从容闲暇之笔写出的，内容也只是老朋友见面时的宴饮和抵足而眠，但因为有关系到战争胜败全局的曹操水军训练是否能获得成功作为背景，读来便具有惊心动魄之感。结果蒋干中计，曹操竟相信了蔡瑁张允通敌，误杀了这两位新任命而训练水军卓有成效的水军都督，在军事上遭受重大损失。对曹操来说，刚刚开始转入主动的战局一下子又陷入了极大的被动。“反间计”是一次斗智，一次谋略的较量，在这次较量中曹操输了重要的一着。 

3．孔明草船借箭，智斗周瑜

这是写诸葛亮和周瑜之间的矛盾。当周瑜发现诸葛亮比自己更聪明、更有才能时，便不顾战争胜败的大局，要设计除掉诸葛亮，令他在十日之内赶造出十万枝箭，完不成任务就要以军法处置。聪明的诸葛亮识破了周瑜的阴谋，于是将计就计，不仅接受了这一任务，而且还把交箭的时间提前为三天，并立下军令状：“三日不办，甘当重罚”。诸葛亮以他的天文知识，预见到第三天将有一场大雾，这才有这一出人意外的惊人之举。这本来是对付周瑜企图杀害自己的阴谋的，而结果却又使曹操损失了水战中非常重要的十几万枝箭，使他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这段描写，表现了作者在战争描写中，善于把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在抓住主要矛盾的同时，也不忘次要矛盾；而写次要矛盾，又紧紧围绕着主要矛盾来进行，并不显得多余和枝蔓，结果是推进了主要矛盾，使战争的发展进程既集中而又显得丰富多彩。 

4．火攻与苦肉计，孔明借东风

周瑜和诸葛亮两人不约而同地制定了对付曹军的火攻计（两人同时将一个“火”字写在手掌之中）。火烧战船，这是赤壁之战中的中心谋略，曹军的最后失败就在于被盟军用火烧了赤壁之下连在一起的战船。为了火攻计的实施，又引出了苦肉计－－周瑜打黄盖、阚泽下书等一系列斗智、斗勇，惊心动魄的情节；最后是庞统授连环计，让曹操用铁链将他的战船连结在一起，好让东吴一把火将其全部烧光。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写曹操的机智，如一开始就发现并及时地解决军队不习水战的问题，重视训练水军；阚泽下书时一下子就识破了诈降的诡计，给阚泽以极大的压力等等。但另一方面，也写出了他一系列的失误，如两次派庸碌无能的蒋干过江，促成了对方反间计和连环计的实现；派蔡中、蔡和诈降，促成了对方苦肉计的实现，等等。 

除此而外，作者还将曹操和周瑜对比起来，描写决战前夕双方统帅不同的精神面貌。庞统授连环计成功，曹操已经危在旦夕，可是却没有丝毫察觉，相反还轻敌麻痹，盲目骄傲。这就是第48回，在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之下，作者以从容闲暇之笔，插写了一段“宴长江曹操赋诗”的情节。《三国演义》很少写景的文字，但这里有一段描写长江月下景色的文字，却十分精彩：“天色向晚，东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长江一带，如横素练。”曹操见山色如画，“四顾空阔，心中欢喜”，竟对自己的事业陶醉起来，对部下口出狂言：“吾自起义兵以来，……誓愿扫清四海，削平天下，所未得者江南也。今吾有百万雄师，更赖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耶？收服江南之后，天下无事，与诸公共享富贵，以乐太平。”而且还指遥南岸，嘲笑即将取胜的敌手说：“周瑜、鲁肃，不识天时。今幸有投降之人（指阚泽下书，黄盖诈降），为彼心腹之患，此天助吾也。“又指夏口说：“刘备、诸葛亮：汝不料蝼蚁之力，欲撼泰山，何其愚耶！”继而乘酒兴横槊赋诗，并刺死对他进行规劝的刘馥。这段情节写得好，好在它似乎旁枝侧出，实际却紧紧地和主要矛盾相结合，并且有力地促进了主要矛盾的发展，好在它似闲笔而非闲笔，似松而实紧，从容不迫地将情节推向高潮。轻敌麻痺，狂妄自大，是曹操由强转弱，由主动转入被动，并导致最后遭到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与此相反，周瑜胜券在握，却精细谨慎，毫不懈怠。他在决战前夕，亲自登上山顶，视察敌阵，因阵风卷起军旗从脸上拂过，而猛然悟出如果开战时没有东风，火攻计不但将全部落空，而且还有烧及自己的危险，因而急得大叫一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 在读者的心情又一次紧张之时，这才引出诸葛亮借东风的情节。《三国演义》很少细节描写，但这一细节却写得十分精彩。这段穿插，也并不是单纯为了追求情节的曲折紧张，而是为了跟曹操横槊赋诗的轻敌麻痺思想形成对比，表现周瑜即使在胜利在望的大好形势下，仍然那样谨慎精细，毫不懈怠，连那样极易被忽视的问题都这样重视。你看，一个盲目骄傲，粗心大意；一个行事谨慎，临阵精细。单是双方精神状态的对比，谁胜谁败的结局就已经十分清楚了。 

经过以上波澜层迭、曲曲折折的描写，已经多方面、多层次地写出了双方强弱优劣的转化过程，因而到“三江口周瑜纵火”，战斗正式打响时，这场战争就已经写得差不多，而无须作者多费笔墨了。 

赤壁之战真实生动地揭示出战争的客观规律，因而具有普遍的意义。这是《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高明之处，也是《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深刻之处。其中所揭示的内容，与以科学总结战争客观规律著名的《孙子兵法》是完全相符的。如：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兵不厌诈；以已之长，攻敌之短；骄兵必败等等。这些，即使在今天进行战争也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对我们处理其他事务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二、《三国演义》在战争描写中塑造了一批生动的人物形象

“‘赤壁之战’的另一个突出特点，表现在不是写战争而写战争，而是通过战争写人，写人的历史活动。战争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物活动的过程；战争犹如一个广阔的舞台，各种任务活跃其上，各自显现自己不同的思想性格和风貌。”[4]

文本在以高度的思想性描写战争的同时，又不失文采地塑造了一批生动的人物形象。战争的艺术终究是人的艺术，是主帅、谋士和猛将的艺术。文本很成功地塑造了诸葛亮、曹操、关羽等艺术形象，放射出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所描写既是主帅、谋士和猛将，这些人物的一切活动自然都与战争有关。人物塑造和战争描写是相辅相成，分割不开的。这在文本中也有许多精彩的例子佐证。如“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义释曹操”、“张飞大闹长坂桥”、“赵云单骑救主”、“孔明弹琴退仲达”、“七擒孟获”等等。

“照我的粗俗看法，凡是不朽的典型，都是既充分类型化了的，同时有充分个性化了的；否则便不可能比实际更高，更美，更强烈，更理想。这绝不是我在想当然，是有中外美学史可证的。司马迁说：‘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高尔基：‘典型——这是小业主、和尚、警察等等某一类人所固有的许多个别特征的综合。’”[5]写人物不简单化、概念化，是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的一大优点。作者在描写正面人物的时候能不避其缺点，写反面人物的时候能不避其优点，从而能将人物写得栩栩如生、有血有肉，形象丰满。比如曹操。曹操在文本中是一个反面人物，是一个大奸臣，大坏蛋。在他一出场的时候，作者就借书中人物应劭的话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刺杀董卓未遂，在逃跑的路上因疑心太甚而误杀了两个平民，但他却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教天下人负我。”文本又描写他经常无端杀害下属，嫉贤妒能，傲慢张狂，多疑成性。但是曹操毕竟是一个“杰出的、了不起的大坏蛋”[1]（周先慎语），他能够顺天应时，建立军队，占据、统治中原大部分领土，确有他过人的才能。作者并不因为他是一个反面人物而抹杀他的这些才能，对之只字不提。相反的，作者对曹操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才能的描写，也是相当生动的。也就是说，在作者的笔下，曹操虽是一个反面人物，却不失英雄本色。“作者对他‘秉权衡欺弱主’行为的强烈不满，但对他‘尚存礼仪效周文’，还是赞许的；对他统一中原的丰功伟绩，更是予以了热烈的赞扬，誉之为‘锋不可当，天下无敌’的‘真人’，‘当年若是无公在，未必山河几处分。’其次，对于当世英雄，贤能达才，曹操待之以礼，躬身善遇，表现了政治家的宽广胸怀。”[6]作为英雄本色的突出表现，作者很注意写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他在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就曾说过：“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第21回）《三国演义》中的曹操，确实是多少表现出了他所说的这种英雄品格的。他确是胸怀大志，以实现天下的统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在不少问题上以此作为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的。第16回，写刘备为吕布所逼，到许昌暂投曹操。他的谋士荀彧劝他乘机杀掉刘备，说：“刘备，英雄也，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操不答。荀彧出，另一谋士郭嘉入。操曰：“荀彧劝我杀玄德，当如何？”嘉曰：“不可：主公兴义兵，为百姓除暴，唯仗信义以招俊杰，犹惧其不来也；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以穷困而来投，若杀之，是害贤也。天下智谋之士，闻而自疑，将裹足不前，主公谁与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操大喜曰：“君言正合吾意。”于是表荐刘备领豫州牧。曹操非常清楚刘备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是将来跟自己争夺天下的劲敌，从他的内心愿望说，是非常想杀掉刘备的。他对荀彧的建议“不答”，“不答”就是在思考问题。因为他内心深处是同意荀彧的看法的，却又有更深远的考虑，因而一时难于下定决心。但他最终还是高兴地同意郭嘉的意见而拒绝了荀彧的意见。这说明，曹操在政治上确是善察安危之机，能从收四海之望、统一天下的长远目标来考虑和处理问题的。这些地方，都是曹操远大的政治眼光和开阔的政治胸怀的表现。此外，书中写曹操优点的地方还有不少，如他在战争中注意发扬军事民主，在采取重大的行动之前，总是要召集众将商议，听取各种意见。在战斗中又能亲临前线，身先士卒。他渴求贤才，广泛地招贤纳士，争取更多的人为自己服务，因而造成“文有谋臣，武有勇将，威镇山东”的胜利局面。他对关羽恩义备至也并非出于奸诈，而是真心爱才的表现。他带兵军纪严明，制法遵法，割发权代首就是一例（第17回），不少人也以为是他奸诈的表现，同样不够实事求是。讨袁绍时，他号令三军“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之罪。”使得“军民震服。”（第31回）他派儿子曹彰北征乌桓时，临行戒之曰：“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法不徇情，尔宜深戒。”使得曹彰“身先战阵，直杀至桑乾，北方皆平。”（第73回）这些地方，作者都比较真实地写出了曹操节节胜利、迅速统一中原的原因。 

文本塑造人物的另一大优点是着眼于人物的活动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常常避实就虚，采用对比、烘托、渲染等手法，突出主要人物形象。赤壁之战中，作者就将周瑜、鲁肃、诸葛亮等人对比起来写，他不是孤立地把握和表现人物的性格，而是在人物的相互关联中去把握和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在整个赤壁之战中，对诸葛亮用笔并不很多，但他的形象却非常突出，如果将这场战争比作在一个广阔的舞台上演出的一出威武雄壮的戏剧，那么，年轻有为、机智果断的周瑜就是这出戏的主角，而诸葛亮则可以说是这出戏的总导演。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一切都按着他的布置和指挥在活动和发展。作者对周瑜是正面写，而对诸葛亮是侧面写；写周瑜是实多虚少，写诸葛亮是虚多实少。实际周瑜成了诸葛亮的陪衬，写周瑜聪明，是为了衬托诸葛亮更聪明。而鲁肃在作者运用的对比手法中却处处处于一种极其微妙的地位，周瑜与诸葛亮一个聪明、一个更聪明，一个气量狭小、不顾大局，一个目光远大、胸怀坦荡的对比，主要就是通过鲁肃在其中的穿插联系体现出来的。比如小说写周瑜忌刻褊狭，目光短浅，为一己之私而不顾战争胜败的大局，多次设计谋害在此次战争中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诸葛亮；而诸葛亮却是胸怀坦荡，雍容大度，为共同破曹的最高利益而不计私仇，一次次挫败了周瑜的阴谋。忠厚善良的鲁肃在周瑜和诸葛亮之间联络穿插，使对比映衬显得更加鲜明。周瑜以限期造箭来加害诸葛亮，既不顾大军圧境的危重局面，又低估了才智过人的诸葛亮，似智而实愚；诸葛亮不问究竟，欣然领命，还主动立下军令状，把交箭日期由十日缩短为三日，好象一点也没有看出周瑜的杀机，实际上是洞若观火，胸有成竹，似愚而实智。周瑜的褊狭自私由鲁肃之口点出，诸葛亮的机智沉稳也在鲁肃的惊异赞叹中得到进一步的表现。乘船取箭的过程，也由鲁肃相陪。大雾迷漫，鼓声大作，鲁肃大惊失色，诸葛亮则酌酒取乐，安闲自得：惶惧失措与勇敢沉着形成鲜明的对照。“‘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7]说的就是郭嘉。郭嘉在官渡之战，北征乌丸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次还有张辽，孙策等都具有丰富的艺术形象。

著名的战争还有官渡之战、夷陵之战。“官渡之战”是袁曹双方力量转变、当时中国北部由分裂走向统一的一次关键性战役，对于三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此战曹军的胜利不是偶然的，袁曹间的兼并争，虽属于封建割据势力之间的争斗，但实现地区性的统一，客观上符合人民的愿望。“‘夷陵之战’不仅是三国时期著名的三大战役之一，而且在《三国演义》中，他还是蜀汉事业由盛到衰的转折，作家所倾心歌颂的圣君刘备就因这场战役的失败而驾崩白帝，作品的实际主人公诸葛亮也由此而开始了他的悲剧命运。对这次战役的描写，作家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充分驰骋了艺术想象，从而显示了他的卓越的创造力。”[6]P254

罗贯中不愧是“古令为小说之一大奇手”，他“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金叹圣《三国演义序》）。虽是“纸上谈兵”，却不蹈陈言故辙，使自己笔下的战事有声有色，活泼生动，一脱史书的故纸气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美学风貌。尤其是他写战的“戏”笔非常成功。他这方面的丰富艺术经验，给我们以很好的昭示。

参考文献： 

[1] 周先慎.《三国战争描写之艺术》演讲稿[Z].网络资料.

[2]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3] 邱炜萱.《菽园赘谈》[M].上海: 国学扶轮社 1910-1914.

[4]周先慎.《古典小说鉴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5]张锦池.《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

[6] 刘世德.《三国演义学刊（二）》[J].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7] 曲径，王伟.《三国人物古今谈》[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