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到底是谁写的

                 ---"合二为一"

 

摘要：论述《红楼梦》是由《风月宝鉴》和《石头记》两书合编而成的；《风月宝鉴》是曹雪芹写的；《石头记》是曹頫写的；合编是由曹雪芹完成的；曹頫是脂砚斋，是曹雪芹汇编的合作者。

 

    一．   引言

《红楼梦》的作者是谁，诸说不一。但是，曹雪芹至少与作者有关，因为，《红楼梦》第1回中有如下文字（见[10]）：

 

  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

 

据此，说曹雪芹不是作者，费解；说是作者，欠规范，于是，《红楼梦》的作者到底是谁，成了说不完的话题。

回顾红学史，说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见[1])，历时最久，早被公诸于众。但是，对“曹雪芹是作者”的解释，又有分说。简单说来，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认为曹雪芹只是编撰者，其原著作属于他人，具体所指，说法又不一，这里不备细表。因为，此类说法既无“硬证”，又少引用《红楼梦》和脂砚斋批语提供的信息，演义成分较多，可信程度较低。

第二种（见[1]），认为曹雪芹是作者。此种说法历史最久，主要借助《红楼梦》和脂砚斋批语提供的信息，可信程度较高。但是，这种说法面对的最大疑点是，曹雪芹的生活经历，与《红楼梦》中豪华的贵族生活相差甚远。

第三种（见[7]），鉴于前两种说法都有弱项，根据如上引文，以及脂砚斋有批语“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自然会想到，用“二书合并”的说法，试图摆脱前两种说法的弱项，即认为，曹雪芹将《风月宝鉴》和《石头记》两书汇合后编成《红楼梦》（见[1][4][7]）。

“二书合并”说，始见于1980年前后，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现在，正气势旺盛。但是，关于《风月宝鉴》和《石头记》的归属问题，说法不一，争论颇多，迄今难得共识（见[1]）。

本文有兴趣探讨“二书合并”说，因为，笔者也曾萌生过类似想法。如今，此说法已成为热点话题，这促使笔者想阐述自己的一些想法。

以笔者看来，此说法很像“最佳组合方法”，可信度很高，至少值得探讨。在笔者的探讨中，引用现有的资料和成果，采用逻辑推理，心理分析，比较可能性大小，从多种结果中，选出可能性较大的。形成的看法是：《风月宝鉴》是曹雪芹写的，《石头记》是曹頫写的，合编是由曹雪芹完成的，曹頫是脂砚斋，是曹雪芹的叔叔，又是曹雪芹汇编的合作者。

结论虽然简单，论证着实复杂。为节省篇幅，在引用已有结论时，只作简单概述，文中将着重论述新见解。

 

        二．《风月宝鉴》是曹雪芹写的

在红学论著中，认为《风月宝鉴》是曹雪芹所写，已有不少（见[1][4]），这里不再赘述。

在此，只想强调一点。笔者认为最重要的证据，也是后文中要引用的，是脂砚斋的批语：“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以及《红楼梦》“凡例”中的：“《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有鉴于此，曹雪芹缺少豪华生活经历的弱项，不会成为撰写《风月宝鉴》的难点。

 

    三．《石头记》是曹頫写的

这里认为《石头记》是曹頫写的，与引言中第一种说法，是有区别的。这里

属于“二书合并”说，前者属于“一稿多改”说（见[1][4]）。不过，两种说法的论据，有很强的通用性。

本节分八点论述《红楼梦》与《石头记》的成因。前五点已见于多部红学论著，本文将扼要说明，后三点将作重点论述。

 

1.      来自《红楼梦》本书的信息

概括说来有两条，其一，从宏观看，《红楼梦》堪称中国封建社会的教科书，这既有名人称道，又被读者认可，可见，作者拥有丰富的亲身经历，应当是必备的条件。其二，从微观看，《红楼梦》中的细节描述与感情流露，也需要作者有切身感受。例如，《红楼梦》“凡例”（见[10]）中有言：

 

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

 

这番感慨之言，符合曹頫的可能性很大，对曹雪芹而言，相差甚远。

此外，还有许多类似的例子，不再赘述。

 

2．来自脂砚斋批语的信息 

在脂砚斋的数千条批语中（见[8]），涉及《红楼梦》和《石头记》作者的不少，并且充分显示出，曹頫最有条件作为《石头记》的作者。例如，《红楼梦》第16回有批语：

 

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惜（昔）感今，

 

对曹頫而言是自然的，对曹雪芹而言，不着边际。还有类似的例子，略记。

 

3．来自清代文人传闻的信息

前两条信息是实质性的。另外，在清代文人中，虽然有文字论及《石头记》或《红楼梦》的作者，但是，都是间接的，而且真假难辨，说法不一，无论支持曹頫是《石头记》的作者，还是否定，都难以为据。此文不拟使用此类信息。

 

4．来自曹寅家的信息

根据史料记载，曹頫是曹寅的侄儿。自幼年即在曹寅身边成长。并受到曹寅的称赞，比如，在曹寅诗中的“成材在四三”，系指四侄儿曹頫。在曹寅和曹顒父子相继去世后，经亲友推荐，根据康熙皇帝的旨意，过继曹頫为曹寅嗣子，并继任江宁知造。这些资料足以表明，曹頫有豪华贵族生活的亲身经历，具备撰写《石头记》的必备条件。精细论述可参看有关著作（见[5]）。

这里要做点补充说明。首先注意，史料表明，曹頫任江宁知造时，还在上谕中自称“黄口小儿”，那时候，曹寅已经去世几年了，可见，曹寅的称赞，是针对曹頫年幼时的。即使曹頫受到诗书礼仪的熏陶，表现聪慧，但是，这不排除他的智商有较强的偏重。比如，厌恶“仕途经济”，衷情儿女，很像贾宝玉的好恶。曹頫任江宁知造的惨败经历，恐怕与此好恶不无瓜葛。细说见下文。

 

5．来自曹頫任职经历的信息

曹頫任江宁知造自1715至1727年，其中最后5年是雍正元年至五年。其间

屡因失职受惩罚，最后，遭受撤职抄家的劫难。比如，雍正四年，由于为皇家承办的织品粗糙轻薄，曹頫被雍正罚奉一年；雍正五年，又因织品落色，又被罚奉一年。此年，噶尔泰密奏雍正：“访得在曹頫年少无才，遇事畏缩”、“臣在京见过数次，人亦平常”，对此雍正有批语：“原不成器”、“岂止平常而已”！可见曹頫的任职能力欠佳。雍正五年十二月，曹頫运送龙衣途经长清县时，多索夫马、程仪、骡价等项银两，被山东巡抚指控，受到雍正严惩，以“骚扰驿站”被免职和“枷号”。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又以“亏空甚多”和“暗移家财”之嫌，被雍正下旨抄家。还值得注意，有史料表明，直至雍正七年五月，曹頫仍被“枷号”，此后，再不见有关曹頫的文字资料。以上内容细节见有关著作(如见[5])。

这里也要做点补充说明。曹頫的如此遭遇，有被诬陷的可能，也有在雍正夺权中失势的可能。但是，还有不容忽视的可能性，这就是说，曹頫虽然聪慧，但是不懂“仕途经济”，不善管理，又少“韬略”。这岂不是与前一小节的补充说明，遥相呼应了吗。

 

6．雍正与曹頫的恩怨信息

在曹頫遭遇的经历中，与雍正产生了恩怨关系是明显的。从雍正方面看，

在他夺取皇权后的第二年，在曹頫的请安折上有他的长批（见[5]）：

 

朕安。你是奉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你若自己不为非，诸事王子照看得你来。你若作不法，凭谁不能与你作福。不要乱跑门路，瞎费心思力量买祸受。除怡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托累自己。为什么不拣省事有益的做，做费事有害的事。因你们向来混账风俗贯了，恐人指称朕意撞你，若不懂不解，错会朕意，故特谕你。若有人恐吓诈你，不妨你就求问怡亲王，况王子甚疼怜你，所以朕将你交与王子。主意要拿定，少乱一点，坏朕声名，朕就要重重处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特谕。

 

由此清楚看出雍正对曹頫的心态。首先是关注，派他与怡亲王联系；然后警告，特别道出“少乱一

点，坏朕声名，朕就要重重处分”。这包含很重要信息,一是，雍正自知对他继承皇位有不满舆

论，必须防范；二是，雍正认为曹頫属于嫌疑分子，必须警告。比如，曹頫在贺年羹尧凯旋的折

中，盛赞过分，反被雍正怀疑“结交附托”。最后，再加上曹頫任职中屡屡失误，终于被撤职、

“枷号”、抄家。不过，据《永宪录续编》记载，曹頫被抄没时家产已少得可怜：

 

         封其家资，止银数两，钱数千，质票值千斤而已。上闻之恻然。

 

再加之，雍正同意曹寅两代遗孀回京可带三对奴仆，给“十七间半“的居所，不能不说，雍正确有恻隐之心。其实，也就默认了曹頫有点冤枉。

再从曹頫方面看，可分别不同问题来说。其一，任织造中的失职，受到惩罚，曹頫无冤可诉。其二，任职中的“织造款项亏空甚多”，实在冤枉，而且，雍正和曹頫都是心知肚明的。因为，曹寅曾经四次承担接待康熙南巡的重任，耗资巨大，这才是造成“织造款项亏空甚多”最大根源。康熙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一再提醒曹寅小心填补亏空，力保曹寅父子任织造之职，又破例确保嗣子曹頫继任，都是为了能填完亏空。其三，雍正指责曹頫“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藏，有违朕恩，甚属可恶！” 这已被抄家的事实证明冤枉了。其四，曹頫是否对雍正有过“坏朕声名”的行为，很遗憾，这很难用史料证实。不过，如果曹頫并无“坏朕声名”，他会因为被冤枉而恨雍正；反之，如果背后有过，说明曹頫本来就恨雍正。可见，无论有无，由此是非问题只能加深两人的对立关系。

综上所述，曹頫是被雍正冤枉的。对雍正来说，冤枉与否，小事一庄；对曹頫来说，真是天蹋地陷的遭遇，由此对雍正恨之入骨！矢志报复，是可以想象的。然而，像曹頫这样无权无势的小人物，何以能报复封建王朝的当政者？恐怕只能借写书宣泄一通吧。写到此处，想到赵同《颠倒红楼》（见[9]）中的一句话：

 

“他（写石头记）的目的不过是把往事记录下来，把害他潦倒半

生的雍正帝大骂一顿，出出这口怨气而已。”

 

即使这是曹頫的想法，做起来也很不容易，弄不好要满门抄斩。下面探究一下曹頫在《石头记》中怎样鸣冤和骂雍正的。

 

7．《红楼梦》中的鸣冤与宣泄

    熟读《红楼梦》的读者，都会敏感到，全书多处流露对皇权不恭的怨气，尽

管作者自称“不涉朝政”。

比如（见[6]），书中借贾琏的乳母之口说出,“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 “‘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 “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 再联系第16回的脂砚斋批语：“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 这无异于公开为“织造款项亏空甚多”鸣冤。

再比如，借贾元春省亲发出怨言，去了“不得见人的地方” ；借贾琏乱搞女人之机，对被搞的女人说出“你就是娘娘”； 借鸳鸯抗拒贾赦强娶时哭诉出“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借王熙凤之口喊出“敢把皇帝拉下马”；借史湘云之口道出“犯不上为他们颂盛”；等等。

总之，有太多的例证，表明有对皇权不恭的怨气。难怪，已故著名红学家俞平伯有言，《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很遗憾，说《红楼梦》的作者“不怒”，不属实，恐怕是没有看破。容下文叙说。

 

8．《红楼梦》中暗骂雍正

以上的“怨气”多源于《石头记》，是曹頫发泄的，他不会满足于发牢骚，

还会把咒骂雍正暗藏书中，达到出口怒气的目的。虽然有“文字狱” 的威慑，比如，把科举考题“维民所止”，定成欲把“雍正”的头砍掉的大案，但是，这也“教唆”了仇恨雍正者，多学些宣泄的方法。

在雍正八年问世的《姑妄言》（见[6]），就是一例。有文章论述，《红楼梦》继承了《姑妄言》的谐音笔法（见[6]）。这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信息，因为，在雍正八年时，曹雪芹还不足15岁，而曹頫已是中年，若说是曹雪芹继承了《姑妄言》，还有点勉强，若说是曹頫继承的，可能性更大。不能不说，《石头记》开始便指出，贾雨村谐音“假语村言”，甄士隐谐音“真事隐”，实在是开宗明义地向读者宣告，书中有隐寓。这与《姑妄言》中的谐音笔法很相似。

此外，在《红楼梦》抄本流传中，就有清朝文人，嗅觉出书中有“碍语”。这当然不是指前文的“对皇权不恭”，而是更隐蔽的，有碍朝政的。比如，在永忠（1735-1793）的诗中（见[11]），有其堂叔弘旿(1743-1881)的批语：

 

“此三章诗极妙。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

 

可见，以上论说《红楼梦》中有深藏的“碍语”，不是空穴来风。

那么，到底有怎样的“碍语”，又是怎样隐藏的呢？ 这很像个谜语。不过，谜面太空泛，而且，既没有指定谜底的范围，又没有最终的答案，于是，一百多年来，涌现出的猜测结果，五花八门，并且行成了庞大的索隐派（见[3]），风风火火，起起落落，难以言状。简而言之，有的说，隐写了某某人的家事，又有的说，隐匿了反清复明的民族精神，再有的说，隐写了大清王朝的密史，等等。这些“猜笨谜”的结果，与前文话峰的走向，相差甚远。那么，在这么多的猜测中，真的没有更靠近曹頫宣泄心理的吗？

很幸运，近年来的确有与前文话峰相近的结果。论述这些结果较费篇幅，有兴趣者可参看有关著作（见[6]），以下仅简单叙述两个隐藏最深的案例。

案例一，在《红楼梦》第38回，暗笔点明，这是在 8月23日，恰好是雍正的忌日，记述了大观园里吟诗作乐的盛况。特别在薛宝钗的螃蟹咏中有一联：

 

              眼前道路无经纬， 皮里春秋空黑黄。

 

在此，《红楼梦》 中还写道，看了“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之后，“众人不禁叫绝”“写得痛快!” 看完薛宝钗的全诗后，“都说这是食螃蟹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

可见，作者痛快地骂了横行霸道诡计多端者。如果说，这可算是一个“碍语”，隐藏了曹頫为雍正归天而欢呼的心态，其可信程度是很高的。

     案例二，在《红楼梦》第14回，描写秦可卿发丧时，列入吊唁名单的有六位国公的后人，又用批语形式道出六位国公的名字隐含了12个支字，并称批语为“十二支寓”，至于有何所寓，是最难破解的批语。近年来，对此谜团有解答：将子丑寅卯等十二支字，进行排列组合，并使用支字，或者生肖名，或是谐音字，可组合出这样一句话：

 

              丑四子，谋龙位，舞淫身，犹猪狗，

 

以此痛骂雍正，既有历史背景，又符合曹頫仇恨雍正的心理，只是隐藏太深了。如果说，这只是巧合而已，可是，这种巧合出现的可能性，不足万分之一。

写到此处，想起赵同的《颠倒红楼》（见[9]）中有一段话：

 

写《红楼梦》需要多少“豪华生活”的经验，难以想象，但可确定的是，没有足够的切身体验，是不可能写出《红楼梦》来的，而曹雪芹的经验则几乎等于零，…  。雍正五年被抄家时，曹雪芹还是个幼童，…  。

 

借此言可以这样说，以曹雪芹的经历，不仅写不出《石头记》来，也写不出以上那些鸣冤的话，和咒骂雍正的“碍语”来。

 

   四．《红楼梦》是由曹雪芹合编完成的

依前述，曹頫既有经历，又有能力，还有目的，为什么不一气呵成写成《红楼梦》呢？为什么要“二书合并”？为什么要曹雪芹来完成？这些是自然会问的。

曹頫写《石头记》，有宣泄心理，有隐寓而用曲笔，盼望书能传世，又怕书毁人亡，如此心理是复杂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可见，即使曹頫一手成书，也只能隐姓埋名，还得防范泄密，因为，曹頫曾被雍正制裁过，自然名声在外，写禁书岂非树大招风。于是，由他人来成书，是自然的选择。

选谁呢？由于书中有绝密级的隐语，被选者自然应当是知情者，而且不太被皇家注目。自然，应当在曹頫的子侄中物色。曹頫的子侄不只一位，应当选择既见证过被抄家过程，又有才智的。再者，有才智的青年人，可能也在撰写作品，这到更吸引曹頫的关注，因为，这既表明被选者有才华，又可用“二书合并”提高合作的积极性，还能增加对“禁书”的掩饰，或者说是障眼法。

曹雪芹的确是最合适的人选。虽然，以他的经历很难写出《石头记》来，但是，他见识了被抄家的悲惨历程，又亲身领受了被抄家所带来的苦难，对《石头记》所发出的鸣冤和暗骂，不仅能深刻领会，还会不禁叫绝“写得痛快!”

曹雪芹将《风月宝鉴》和《石头记》两书合编成《红楼梦》，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才有“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以及“十年辛苦不寻常”的记述。

此外，还要确定新的书名。这有三种选择：其一，沿用《风月宝鉴》，其二，沿用《石头记》，其三，使用新书名。在选择过程中，可能有过不同的考虑，书中提到的《金陵十二钗》和《情僧录》就可能是落选者。而《红楼梦》才是最终被选定的。以她“总其全部之名也”。

再者，还面临汇编的方法问题。这已被不少学者论及，虽然诸说不一，但是，没有人认为，曹雪芹会融会贯通两书内容，再重新编写一部巨著来。换句话说，以穿插组合为主，增删改写为辅，汇编而成。对于具体表象的看法不全相同。

无论出于改写的困难，还是曹雪芹早逝的原因，将两书合编成《红楼梦》一书，的确留下不少增删的痕迹，以及组合时造成的差迟或茬口，未能修理完好，比如，不合理的时序颠倒现象，就是例证。更多的例证见有关论著（见[5]）。这些只能算是美玉微瑕吧，下面叙说两点拙见。

其一，在《红楼梦》的“谬误”之多的情况下，两百多年来，她却成为了我国文学领域中的巅峰之作，研究者蜂拥而至，竟然使“红学”成为了显学，显然，这些瑕疵并没有降低《红楼梦》的魅力。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想来想去，《红楼梦》奉献的，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副大画面，细腻、真实、优美。就好像绘画中的国宝“清明上河图”，展现的是几百年前大宋王朝的首都风貌一样，让人有亲临其境的感受。近年来，也读过几篇对“清明上河图”求疵的文章，比如，“清明上河图”中，实非指清明时节；又如，图中只见驴不见马，等等。如果不是阅读此类文章，绝对想不到如此细节；如今看了，也只落得一笑而已。对广大的《红楼梦》读者来说，对其瑕疵也会有同感吧。

再联想到小说有不同的类别，《红楼梦》不同于自传书，也不同于侦探小说，倒像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那样，由多篇故事组成，从各种角度反映出当今社会的面貌。不同故事之间只有松散的联系。

其二，接着上面的话题，再考虑到《红楼梦》是由《风月宝鉴》和《石头记》汇编而成的，自然也有多篇合成的特征。这也在某些著作中见到解说（见[5][9])，这里只举一例(见[4][6])，并做点补充说明。

在《红楼梦》第37至41回，连续五回，有四万多字的篇幅，不仅故事连贯性好，时间跨度在8月20至25日，活动安排井井有条。更神奇的是，如前一节的案例一所述，借大观园里赛诗和吃螃蟹的欢乐盛况，暗笔点出，这一天正好是雍正的忌日--8月23日。如此“碍语”真是绝妙之极。由此得到启示，此五回，四万多字，成为一个完好的篇章，取自曹頫的《石头记》原稿，曹雪芹完全领会其中的奥秘。在此篇章内部可算是“美玉无瑕”了，尽管在与其它篇章的衔接中，可能有不美之瑕。然而，这不太影响反复品味如此优美的篇章吧。

    

    五．脂砚斋是曹雪芹的合作者--曹頫

继续前节末尾的话题，曹雪芹和曹頫是密切的合作者，在曹雪芹汇编两本书时，又在书的空白处添写了数千条的批语，批语中有极少数涉及密级较高的“碍语”或隐寓。但是，写批语的人员不只一个，其中落款脂砚斋的批语最多，写批语的时间也最早，也较重要，所以最受关注。人们自然关心脂砚斋是谁，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有怎么样的关系。

沿着本文思考脉络，《红楼梦》是由曹雪芹汇编两书而成的，是有“碍语”的，目的在于宣泄对雍正的仇恨。显然，知道如此底里者，越少越好。当然，至少包含曹雪芹和曹頫两人，再多者，难说。

如果只有两人知道书中顶级秘密，那么，只能是曹雪芹和曹頫。他们在《红楼梦》中隐藏秘密，又以脂砚斋名字写下有启发性的批语，不管如何变换，脂砚斋只能是曹雪芹，或是曹頫，或者是联合使用的笔名而已。然而，批语中只有个别条目像曹雪芹所写（见[5]）。可见，脂砚斋即是曹頫。顺便插一句，裕瑞（1771-1838）在他的文集《枣窗闲笔》中（见[2]）有言：“本本有其叔脂砚斋批语，引当年事甚确。” 在此不妨借来一用吧。

那么，能判断只有两人知道顶级秘密吗？细细想来，还是有可能的。因为，目前对脂砚斋的批语，已经有很丰富的研究成果。迄今所见到的批语，不仅是脂砚斋写的，还包含其他亲友和后来文人写的。红学家朱淡文研究了（见[5]）与曹雪芹有关系的批书人有：脂砚斋、畸笏（叟）梅溪、常（棠）村、松斋；对这五位批语的数量和年代，还做了统计分析。这些结果表明，除脂砚斋和畸笏叟外，其他几人都各有一条批语，而且，与“碍语”无关，所以，知道顶级秘密者，只有曹雪芹和曹頫，畸笏叟也只是可能而已。

再仔细考查朱淡文的研究结果，还能发现，在数千条的批语中，被畸笏叟所写的不足百条，而且，畸笏叟从1757年才开始写批语。然而，流传至今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是在1754（甲戌）年完成的，而且，在1756年脂砚斋还完成了“三评”。可见，在1757年之前的时间里，曹雪芹和曹頫合作，已经写完了带有批语的《石头记》，在这期间，并没有畸笏叟的介入。那么，在此期间属于曹雪芹和曹頫两人合作时期，按照前一段的论述，脂砚斋只能是他们中间的一位，或许是他们合用的笔名。

如果还要问，畸笏叟是否知道“碍语”的底里呢？这不能用简单的是与否来回答。从保守秘密角度看，没有必要把绝密的隐寓告诉畸笏叟。从畸笏叟的角度看，只有他的批语可供考证，可是，从批语的内容来看，不提供他了解奥秘的信息。除此而外，再也不见畸笏叟的个人资料，那么，他是否知道“碍语”的底里，也就无从说起了。

综上所述，《红楼梦》中的“碍语”，没有外露他人。由此又涉及一些支节话题，也值得一叙。

其一，《红楼梦》中含有的“碍语”，曹雪芹是否参与设计？为回答此问题，先要考虑这样的问题，曹頫的《石头记》是否已经有“碍语”？是否带有批语？依前文论述，在合编成《红楼梦》后，有数千条批语，主要是脂砚斋所批。其中有极少数批语暗露玄机，其要害有二，一是辅助正文形成“碍语”，二是点拨和启发读者思索“碍语”的隐寓。这些批语被混杂在数千条之中，有的还很难被发现和读懂，很像作者刻意所为。

如此看来，在曹頫的《石头记》中，很可能不带有批语。这样一来，曹雪芹参与设计的可能性很大。特别是那样的“碍语”，由《红楼梦》的文字和批语呼应而成，例如，第三节的案例二，就像是合作而成的。

当然，设计“碍语”的创义，是属于曹頫的。因为，如前文所述，曹頫的宣泄心理最强烈；况且，有的“碍语”无须借助批语，已存在《石头记》的书中，第三节的案例一，就是这样的例子；最后还有，在第三节第8小节中提到的《姑妄言》，很可能是启发曹頫使用批语的诱因。

说到《姑妄言》，这可算是意外的发现。因为，笔者早就问过自己，曹雪芹怎么会想到用加批语的形式写书。这可是罕见的，除非为了特殊需要而为之。有意思的是，前文提到的《姑妄言》，有近九十万字的篇幅，其中带有批语数万字，批语是作者的密友林钝翁写的。当然，这可能是笔名，也可能是作者自己。值得注意的是，《姑妄言》有映射朝政的嫌疑，而此书是雍正八年（1730年）问世的，比《红楼梦》早二十多年。这给曹頫和曹雪芹提供了及时的启发，使用谐音加批语的笔法，形成奥秘的“碍语”。

其二，曹雪芹是曹頫的儿子，还是侄子？按照此文所述，曹雪芹是曹寅家族的后人。在红学界，曹雪芹是曹頫的子或侄，有争论。

    按本文所述，可能性较大的是：曹雪芹是曹頫之侄，曹顒之子，棠村是曹

頫之子。因为，如果曹雪芹是曹顒之子，在江南曹家被抄时，他已经有13岁了，

若是曹頫之子，当时只有4岁。所以，依前一说法，曹雪芹知道被抄家的过程更

多些，对遭劫的感受更深些，对曹頫《石头记》的理解也就更容易些。

况且，曹頫过继为曹寅的嗣子，那么，曹頫、曹頫的儿子和曹雪芹就是一家

人。在此家中，未见有曹雪芹的其他堂兄弟，可见，第1回有脂批：

 

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

 

其中的棠村是曹頫之子、曹雪芹的堂兄弟。此批语是曹頫写的。

其三，本文涉及曹頫较多，可是，自雍正七年（1730年）以后，全不见有关他的文字资料，这好像有点遗憾。为讨论此话题，请回忆前文叙述曹頫的委屈和遭遇，在曹頫被“枷号”后，把写《石头记》，作为他的极终目标，是可能的，况且，在我国历史上也不乏先例。于是，他要写书，要宣泄，还要防止书毁人亡；于是，他不仅放弃书的著作权，还要隐姓埋名，回避社会交往。如此说来，“悬崖撒手”，“弃而为僧”(见[8]，21回脂批)，才是他自然的选择，这也是他自己写下的批语。此时，再回想第三节第1小节引过的“凡例”中言（略记为）：

 

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 ， 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

 

并被质疑这不符合曹雪芹的经历。现在，又多了一个质疑点，即“悬崖撒手”和“弃而为僧”的批语，也不符合曹雪芹现有资料的信息。

换言之，曹雪芹有些资料，但是不符合批语“悬崖撒手”，曹頫全无（后半生）资料，从逻辑思维来看，反到有符合批语的可能性。这正如以下英文名句：

 

“No news is good news.”

 

此句可译成：“没有消息是好消息”（相对有不好的消息而言）。

 

                              后记

还有几句话想叙说。这是被马经义的博文《使“成书问题”研究陷入困难的原因》引发的，博文内容取自他的著作（见[1]）。具体地说，博文中有感言：

 

“一稿多改”论和“二书合并”论的深入研究其实并没有使《红楼梦》的成书过程清晰化、明朗化，反而使其陷入了更深的泥潭，使人莫衷一是。

 

对此还叙说了四方面的原因：第一：曹雪芹的生卒年无可定论；第二：用以论证的“资料”其真伪

难定；第三：研究者对《红楼梦》文本本身的理解见仁见智；第四：“猜想”多于“论证”。在

“第四”的结尾处，还写道：

 

当红学家们找到像这些“资料”、“文本”、“版本”出现矛盾而自己无法解释时，就展开了自己的“想象空间”，越想越奇，越分析越合理，慢慢的这种“猜想”、“可能”、“推测”、“认为”、“初探”、“设想”就变成了《红楼梦》的成书历程。

 

此言不假，恐怕也是众所周知的。对此，借本文后记，叙说几点拙见。

第1点，博文中第一和第二方面的原因表明，迄今所获得的《红楼梦》和曹雪芹的资料，通俗地说，属于不完全信息，据此不能得到确切的结论。然而，不完全信息资料，在现实情况中遇到的最多，所以，近代信息科学讨论最多的，也是对此类资料的处理方法。红学应当从中得到启发。

第2点，第三方面的原因表明，根据相同的资料，不同的研究者，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依据了不完全信息资料。但是，不应当被“见仁见智”、“争论不休”所羁绊。为改变现状，对不同的结论，应当有比较它们的标准，在信息科学中，这是常见的。让笔者兴奋的是，知名红学家陈维昭，在他的《红学与二十世纪的学术思想》（2000年）中，提出了“为真概率”的标准。就是说，在提出新结论时，对结论为真的可能性大小，即“为真概率”，应当有所估计。

笔者以为，在红学中出现“为真概率”概念，是发展交叉科学的大趋势，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进步。细致讨论，可见陈维昭的著作（或见[6]）。

第3点，综观前文“第一”到“第四”各方面的原因，由“第一”和“第二”必导致“第三”，再因为缺少比较不同结论的标准，又必导致“第四”末尾的结局。易见，在此链条中，只有提出合理的比较标准，才能改变最后的结局。

第4点，再说与本文的联系。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并未使用“为真概率”，

但是，在文中的关键处，即，第三节第8小节中的案例一和案例二，被称为绝密级的“碍语”，认为有暗藏骂雍正的隐寓，其可信程度是很高的，实际上，在所引用的著作（见[6]）中，获得了此结论的“为真概率”，它们都在99%以上。

最后，笔者诚恳盼望，此见解有可借鉴处，方法值得探讨，并欢迎指正。

 

 

参考文献：

[1] 马经义，《中国红学概论》，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2] 邓遂夫，草根红学杂俎，东方出版社，2004年。

[3] 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4] 沈志钧，红楼梦成书研究，中国书店出版，2004年。

[5] 朱淡文，红楼梦论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6] 安鸿志，随缘话红楼，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

[7] 周绍良， 红楼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8] 郑红枫、郑庆山辑校，红楼梦脂评辑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9] 赵  同， 颠倒红楼，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

[10] 曹雪芹，脂砚斋甲戌抄阅重评石头记，沈阳出版社，2005年。

[11] 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团结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