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瓷是宋代五大名瓷之一,创烧于唐代、成熟显赫于宋代。因最初烧制钧瓷的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区东北部邻近春秋战国的钧台,故简称“钧瓷”。钧瓷制作工艺复杂,从选料到烧成需经过72道工序,成品率极低。更为神奇的是,钧瓷入窑在接近1300度高温的烧制过程中会出现窑变现象,含有铜质的釉料会变幻出五颜六色的色彩,各种色彩融合浸润交相辉映呈现出变化多端、出神入化的画面。正所谓“进窑一色,出窑万彩”。宋代即有“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的说法。特别是形成海棠红、朱砂红、鸡血红等釉色的钧瓷更为名贵,有“钧瓷挂红、价值连城”之说。所以钧瓷的主要贡献在于开创了铜红釉瓷器之先河,改变了此前高温颜色釉瓷器只有黑釉和青釉的局面,开拓了新的艺术境界。北宋徽宗时期,官府设置官窑专门为皇宫烧制均瓷。
笔者有幸,近年也收集到两件钧瓷精品重器,一件为花口梅瓶,另一件为花口胆式瓶。器型端庄古朴,装饰高雅华丽。器口和器底足均以铜鎏金薄片镶嵌,器身中部再贴嵌用铜鎏金薄片制成的花卉图形。器身另一面以瘦金书刻宋徽宗多首《宫词》,刻瓷字口内填金粉。梅瓶釉色以红色居多,胆式瓶红中飘绿也有特色。
花口梅瓶高38.0厘米,最大直径为18.5厘米。瓶口呈起伏的花瓣状,细短颈,圆形瓶肩宽博丰满,肩以下圆鼓,下渐收至胫较窄稍外撇,圈足,瓶底涂一层保护涂料,有脱落。瓶肩以下一面为铜鎏金薄片贴嵌的莲花图形:下面为两片硕大的荷叶,细长的花茎上一朵莲花恣情绽放,另一花茎上小荷才露尖尖角。对面为以瘦金书刻写的宋徽宗所作《宫词》,起首刻葫芦形印记,中有楷书“圣谕”二字。篇中正中位置有六角形开窗,其中雕刻宋徽宗带帽头像,下方框内篆体左右横书“天下一人”四字。篇尾圆圈内刻楷书“初”字,下刻宋徽宗独具特色的手书缩略押记,两横左短撇右长捺即将“天下一人”四字融为一体。瓶底涂层上有一方篆书印记,印文为“御书”二字。
花口胆式瓶高37.2厘米,最大直径20.0厘米。瓶口也呈起伏的花瓣状,直颈较长,削肩,腹部偏下丰满浑圆,器形似胆以故得名。腹下亦为圈足,平底上也有保护涂层。鼓腹一面为菊花形铜鎏金贴片,两枝菊花竞相绽放,枝叶衬托更显茂盛。对面也是用瘦金书刻写的宋徽宗所作《宫词》,起首为长方形倭角印记,其上圆圈内减地刻一篆书“宋”字,其下为楷书“宣和主人”四字。诗篇上方正中位置有四弧线连缀成的开窗,其中亦雕刻宋徽宗带帽填金头像。篇尾钤盖长方形倭角印章内楷书“徽宗御府”四字,意为皇帝府库藏品。两瓶开窗及头像与宫词文字一样,俱为刻瓷填金粉。诗篇首尾印记亦为刻瓷形成,内填不褪色的红色矿物颜料。
《宫词》是北宋徽宗赵佶创作的七言绝句组诗作品,现存294首。下面我们就来研究一下上述两件瓷器上的宫词有何奥秘。首先,梅瓶上的宫词起首多余“笔端”二字,接下来接连镌刻了宋徽宗的第36首宫词“双陆翻腾品格新,屡赢由彩岂由人,坐中时有全娇态,才见频输特地嗔”和第37首宫词“绿径平平摆地尖,花毬亭下总相兼,时来奋击争多胜,格令输赢不畏严”。其中后一首脱一“毬”字。之后,跳过第38首宫词又镌刻了第39首宫词:“皇家诜伟固藩垣,濮邸尤为席庆源,八宝霈恩升殿服,朝班荣盛子孙繁。”但结尾处缺“孙繁”二字。“孙繁”二字哪里去了?我们在第二件钧瓷胆式瓶上找到了端倪。胆式瓶上的宫词起首两字正是“孙繁”。以下又接连镌刻了第40首、第41首和第42首宫词:“游豫琼林与俗同,森严羽卫跃花骢,旌旗射日飘红浪,归处香尘拂晚风。”“翠色青浓自不堪,敲冰柔叶两相参,宫人因出方传法,迄后民间识内蓝。”“瑶林新睹玉为墀,瑞竹双擎待凤枝,共本分岐骈粉节,龟趺御制有新诗。”但最后一首的最后一句只剩一个“龟”字,后面的“趺御制有新诗”六字又不知去向了。但根据这两只钧瓷瓶之间的关系,可以断定以上六字又转为另一只钧瓷瓶上宫词的起首六字,接下来可能继续镌刻第43首、第44首宫词……按如此推理,我们将梅瓶起首多出来的两字也找到了出处,原来就是第35首宫词“六幕低垂晓鉴寒,帘旌风动皱翔鸾,仙姿妆早呵纤指,远黛遥分胜笔端”末尾的“笔端”二字。按照这种承接关系,两瓶之前从镌刻第一首宫词开始,应还有多只形态各异的钧瓷瓶。从这两只钧瓷瓶的形态看,这一系列瓷器的器型也是相互搭配的,排列到一起令人感到和谐美观、相得益彰。从中亦见宋徽宗的审美情趣。
宋徽宗宫词现存294首,如果以每只钧瓷瓶上镌刻三首宫词计,也须有近百只瓷器才能完成这么浩大的工程。当然,有的宫词如第38首也可能未被入选,这样所需瓷器数量会少一些,但仍然令人叹为观止!往事越千年,特别是经历了靖康之难,许多当年的辉煌都湮没到了历史的烟尘里。但如此浩大的工程也不会了无踪迹。搜诸网络,果然又见到一只与笔者所藏一般的钧瓷梅瓶,上面同样也镌刻了宋徽宗的宫词,分别为第25首、第26首和第27首:“深庭窗月透轻纱,仙侣勤工组绣华,笑语竟将心事卜,只知相顾看灯花。”“崇政西清辟讲筵,簪裾杂遝尽英贤,守成当谨持盈戒,紬绎凫鹥大雅篇。”“沉水薰浓瑞霭飞,相兼花气馥庭墀,皇家休问多嘉景,绛阙清都只此知。”第25首开端缺少“深庭窗月”四字,应在前一只瓷器上。第26首中脱落“遝”、“紬”、“鹥”三字。第27首结尾之后又多出“玉容初”三字,乃是第28首宫词“玉容初起殢春慵,鬓亸秋蝉不解拢,十二宝阑闲倚处,花间应避落残红”起首的三字,其余词句已转入下一只瓷器上去了。这只梅瓶上的宫词起首有“崇宁甲申岁”字样,所指为崇宁三年。可见宫词的顺序是逐年排列的,在每年诗作的前面还标注了写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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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探讨两个相关问题。一是瓷器上的宫词为什么会有脱漏文字的现象呢?瓷器上的瘦金书文字明显系宋徽宗御笔,其他人是仿不出个中神韵的。但宋徽宗不会亲自往瓷器上写字,应为宋徽宗在纸上写好后,工匠再临摹到瓷器上,然后再镌刻填金。那么宫词漏字难道是工匠疏忽所致吗?笔者认为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瓷器上的瘦金书文字虽说是临摹上去的,我们也能看出工匠的工作是一丝不苟的。笔画的运转提顿等书写痕迹可谓历历在目,填金也是干净利落,可以说丝毫没有改变原稿的书法意蕴。这么认真的工作态度,怎么会出现脱漏文字的疏漏呢?况且这项工作也是要经过严格审核的,不会容许出现错误。所以笔者认为脱漏文字是在宋徽宗授意下刻意为之。一方面瓷器上的篇幅有字数限制,另一方面还要掐头去尾令相邻瓷器上的宫词首尾衔接,所以脱漏一两个文字是最好的调整办法。同时,脱漏文字也保证了这一浩繁工程的唯一性,没有确切的记载是没法仿制出一整套一字不差的瓷器的。脱漏文字、改变文字写法,都是古人早已采用的防伪办法。
二是这些钧窑瓷器上用瘦金体书写宋徽宗所作宫词,而且钤印了多种宋徽宗印记,必然是宋徽宗生前所为。但“宋徽宗”是赵佶的庙号,庙号一般都是在皇帝去世后追加的,瓷器上何以多次出现“宋徽宗”字样呢?这也是某些专家质疑民间这类藏品的依据。近年带“宋徽宗”字样的瓷器频出,而带其他皇帝庙号的瓷器却见不到。难道仿制者不懂庙号是怎么回事,在专家的质疑声中偏要认准这一个门,依然不惜成本我行我素吗?多种瓷器本身的老旧痕迹也完全可以证明其存在的客观真实性。所以我们只能认为“宋徽宗”这一庙号具有特殊性。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金国在灭辽之后,分兵两路南下攻宋,直逼国都开封。惊慌失措的宋徽宗赵佶将皇位禅让于皇长子太子赵桓,改明年为靖康元年(1126年)。新继位的宋钦宗赵桓必然要将其父赵佶摆到一个较高的位置、给予适当名分。古时对一般臣民中德高望重有突出贡献者有建生祠的做法,也就是说活着就摆到祠堂里供起来。这样做对皇家来说也不会有什么障碍。所以赵桓也很有可能为其父赵佶建生庙、并加上“徽宗”的庙号。《宋史》是元顺帝命脱脱、阿鲁图等人编修的,成书于至正五年(1345年),距离宋徽宗禅让皇位时已经过去220年。又经多次战乱,史料不祥将“徽宗”庙号误认为是南宋高宗迎葬赵佶遗骸时追加的也在所难免。所以带“徽宗”庙号的器物恰恰是史实的最好物证。如此看来,这类带“宋徽宗”庙号的瓷器皆出于靖康元年前后这段时间。当时虽然战乱不断,但以宋徽宗的个性,退居二线后及时投身自己喜欢的事务中也是莫大的欣慰。瓷器应该都是过去烧造好了的,只是制定方案责成有关工匠编排镌刻落款便了。这些器物最终也都成了金国的战利品,出于东北地区也不奇怪。笔者所藏两件钧瓷一直形影不离,也是千古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