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代十国是各种铸币体制交相碰撞的时期
五代十国时期南北方政权林立，交替频仍。反映到流通领域，则是铸币名目繁多、质量低劣。由于各政权统治时间短暂，所铸钱币史书不载，实物遗存不完整，各家钱币学著作表述这一时期的铸币情况大都简略且未触及问题实质，仅仅是对已发现钱币的罗列而已。近年北方新面世钱币中又发现了一些五代十国铸币新品种，是对这一时期铸币的重要补充。笔者认为，五代十国是中国货币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时期。各种铸币体制探求和比拼的焦点都集中在如何填补大唐王朝覆灭后形成的通货空白上。各家政权铸币尽管五花八门，但实质都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各种铸币体制的交相碰撞，最终孕育出年号钱一统天下的千年格局。
唐代铸行的“开元通宝”是通用型铸币名称，可谓适用于所有国家政权。既然统治者已经认识到钱币是政治宣传的有效载体，继续选择这类通用的铸币名称显然没有将钱币的政治宣传功效发挥到极致。而国号钱、年号钱可以体现唯我独尊的统治者意志，其他政权无可比拟。所以唐朝灭亡后，国号钱、年号钱成了新生政权的首选。唐代“乾封泉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
“建中通宝”等年号加宝文的铸币形式也已经为后世推行年号钱提供了成熟范例。和国号钱相比，年号钱不但体现了国家意志，更突出了皇帝的个人地位，当然更为统治者喜用乐见。所以五代前期，后梁、后唐、后晋都先后采用了年号钱铸币体制。
开平通宝小平钱，青铜质，直径25.6毫米、穿宽6.1毫米、厚1.7毫米，重5.44克
开平元宝小平钱，青铜质，直径23.3毫米、穿宽6.6毫米、厚1.3毫米，重3.68克
同光重宝折三钱，青铜质，直径31.5毫米、穿宽7.1毫米、厚2.6毫米，重12.34克
天成元宝折三钱，青铜质，直径32.0毫米、穿宽6.7毫米、厚2.6毫米，重11.80克
天成元宝折五钱，青铜质，直径35.7毫米、穿宽6.9毫米、厚2.7毫米，重14.68克
清泰元宝小平钱，青铜质，直径26.1毫米、穿宽5.5毫米、厚2.0毫米，重6.93克
天福元宝折五钱，青铜质，直径34.6毫米、穿宽6.8毫米、厚2.1毫米，重11.01克
可是五代期间国祚的短暂、皇帝更替的频繁却是立国者始料未及的。后梁历时只有二十六年（907年—923年），换了三位皇帝；后唐只有十三年（923年—936年），却换了四位皇帝；后晋只有短短十年（936年—946年），也换了两朝皇帝。正所谓“他方唱罢我登场”。兵荒马乱避之不及，老百姓对置身何朝何国都难以形成深刻印象，谁晓得钱币上写的是哪个皇帝的年号？频繁发行年号钱，不但不能很好地发挥宣扬统治者权威的作用，甚至会造成民众不识、货币滞行的后果。在这种情形之下，五代后汉、后周两朝以致宋初都不得不将发行年号钱改成了发行国号钱。由上可见，铸行何种钱币都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的。
汉元通宝折三钱，青铜质，直径33.5毫米、穿宽7.9毫米、厚2.3毫米，重13.25克
周元通宝折三钱，银质，直径31.2毫米、穿宽8.2毫米、厚2.6毫米，重11.28克
十国统治者多为唐王朝分封的藩镇及其继承人。唐朝覆亡后，囿于主客观形势和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采用的铸币体制也会有所不同。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不承认中原国家对唐王朝的取代，仍旧拥唐自重，继续使用与唐王朝相关的货币。
天祐四年（907年）唐亡，淮南镇节度使吴王杨渥不承认后梁，仍沿用唐年号。其弟杨隆演嗣位后于天祐十六年（919年）晋吴国王，改元武义，是为十国吴。吴未见有铸币遗存，估计其存续期间一直沿用唐代货币。
吴天祚三年（937年）十月，大元帅齐王徐知诰受吴睿帝杨溥禅让称帝，国号“齐”，改元昇元。昇元三年（939年）徐知诰恢复李姓，改名昪，自称是唐宪宗之子建王李恪的四世孙，又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宋开宝八年（975年）南唐为宋所亡。一般认为“大齐通宝”小平钱为徐知诰建国号“齐”时所铸，目前亦见“大齐通宝”折三钱。徐知诰以唐王朝后嗣自居，无非是为了宣扬自己是正统皇权的代表。出于这种政治考虑，改国号为“唐”后所铸钱币除了沿用大唐的“开元通宝”外，还有“唐国通宝”、“大唐通宝”两种国号钱。另有“永通泉货”钱与“唐”国号亦不矛盾。倒是“保大元宝”为唯一的年号钱，与上述铸币体系显得不协调，从文字书法看这种钱币与南唐钱亦毫无相似之处，或为辽代天祚帝保大年间铸币。
大齐通宝折三钱，青铜质，直径32.3毫米、穿宽7.5毫米、厚2.2毫米，重10.29克
大唐通宝折三钱，青铜质，直径32.5毫米、穿宽8.0毫米、厚2.6毫米，重11.69克
开元通宝折三钱，青铜质，直径31.8毫米、穿宽6.6毫米、厚2.3毫米，重10.03克
第二种情况是：唐亡后自行称帝立国并铸行相应的钱币。
唐亡后，西川节度使蜀王王建不承认后梁的取代，继续使用唐“天复”年号。天复八年（908年）王建称帝，国号大蜀，建元“武成”，史称前蜀。前蜀有“永平元宝”、“永平通宝”、“通正元宝”、“天汉元宝”、“光天元宝”、“乾德元宝”、“咸康元宝”等钱币遗存，皆为年号钱。
永平元宝折五钱，青铜质，直径34.6毫米、穿宽7.9毫米、厚2.2毫米，重11.86克
光天元宝折三钱，青铜质，直径31.5毫米、穿宽5.9毫米、厚2.2毫米，重10.37克
前蜀咸康元年（925年）后唐灭前蜀，孟知祥被任为西川节度使。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孟知祥被封为蜀王。翌年孟知祥在成都建都称帝，国号蜀，年号明德，史称后蜀。北宋乾德三年（965年）正月后蜀被宋攻灭。目前所见，后蜀遗留有“大蜀通宝”国号钱和“广政通宝”年号钱。
大蜀通宝折三钱，青铜质，直径31.3毫米、穿宽7.2毫米、厚2.4毫米，重10.11克
广政通宝折三钱，青铜质，直径31.3毫米、穿宽7.1毫米、厚2.7毫米，重11.21克
后汉乾祐三年（950年），隐帝刘承佑兵败被杀，大将郭威称帝建立后周。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弟弟，河东节度使太原尹刘崇也据河东十二州称帝，改名刘旻，仍延用后汉国号和乾祐年号，史称北汉。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北汉为宋所灭。北汉未见有铸币遗留，应该是继续使用后汉的“汉元通宝”钱。
第三种情况是：先奉梁正朔后自立，铸行本国货币。
后梁代唐自立后，清海节度使刘隐奉梁正朔。乾化元年（911年），后梁进封刘隐为南海王。同年刘隐病逝，其弟刘龑继其位。刘龑于后梁贞明三年（917年）在番禺（今广州）称帝，国号大越。次年十一月，刘龑改国号汉，史称南汉。宋开宝四年（971年）南汉为宋所灭。刘隐奉梁正朔时曾铸有左旋读“开平元宝”铅质小平钱，目前看亦有铜钱留存。过去将“乾亨通宝”、“乾亨重宝”、“飞龙进宝”等钱系之南汉，近年又见“白龙通宝”、“大有元宝”等钱，皆为年号钱。还有一种“大越通宝”小平钱，或为刘龑建大越国时所铸。
开平元宝小平钱，青铜质，直径19.4毫米、穿宽6.2毫米、厚1.5毫米，重2.41克
飞龙进宝折十钱，青铜质，直径43.5毫米、穿宽12.5毫米、厚3.6毫米，重27.27克
大有元宝小平钱，青铜质，直径22.1毫米、穿宽5.7毫米、厚1.6毫米，重3.21克
后梁于开平三年（909年）加封武威军节度使琅琊王王审知为闽王。传长子王延翰、次子王延钧，期间一直奉梁正朔。后唐天成四年（933年）王延钧称帝，建都长乐，年号龙启，史称十国闽。天德三年（945年）闽为南唐所灭。闽曾铸“开元通宝”背“闽”、“开元通宝”背“殷”、“永隆通宝”背“闽”
“天德通宝”、“天德重宝”背“殷”等大小钱币，多见铅、铁钱。
永隆通宝折五钱，青铜质，直径36.1毫米、穿宽7.4毫米、厚3.1毫米，重19.90克
天德重宝折三合背钱，青铜质，直径33.9毫米、穿宽6.8毫米、厚3.3毫米，重19.41克
第四种情况是：始终奉其他王朝正朔，未铸本国国号年号钱。
唐朝末年，钱镠任镇海军节度使，并曾先后被封为“吴王”、“越王”。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篡唐称帝，封钱镠为吴越王，兼任淮南节度使。此后历三代五王，先后尊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为正朔，并且接受其册封。吴越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纳土归宋。
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代唐自立后，加封武安军节度使马殷为楚王，开平四年（910年）再加天策府上将军尚书令。天成二年（927年），后唐又册封马殷为楚国王。楚历六主，均沿用中原年号。后周广顺元年（951年）楚为南唐所灭。马殷开天策府后曾铸有“天策府宝”、“乾封泉宝”、“乾元重宝”
等大钱，除此未见楚国有其他铸币留存。
乾封泉宝背天府大钱，青铜质，直径35.6毫米、穿宽9.5毫米、厚2.1毫米，重11.83克
天策府宝折三钱，青铜质，直径31.8毫米、穿宽6.5毫米、厚2.2毫米，重10.50克
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建立后梁，任命亲信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同光二年(924年)高季兴又受后唐封为南平王，据有今湖北江陵、公安一带，建都江陵(今湖北荆州)，史称南平或荆南。南平共历五主，始终向周边大国称臣，于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纳地降宋。未见有铸币遗存。
除十国外，唐末刘仁恭父子为割据幽州的重要藩镇势力。唐天祐四年（907年）刘仁恭次子刘守光囚父自代卢龙节度使。同年，刘守光被后梁封为燕王。后梁乾化元年（911年）八月刘守光登基称帝，国号大燕，定都幽州（今北京），改元应天。乾化三年（913年）十一月即被晋王李存勖攻灭。由于刘守光残暴不仁，史称燕国为“桀燕”。一般认为“应天元宝”、“应圣元宝”、
“乾圣元宝”为桀燕所铸，而“永安”各等钱币、铁五铢、铁货布、铁“顺天元宝”诸钱则为其父割据幽州时铸币。
应天元宝背万钱，青铜质，直径32.9毫米、穿宽7.0毫米、厚2.3毫米，重10.82克
应圣元宝背拾钱，青铜质，直径28.7毫米、穿宽4.0毫米、厚1.8毫米，重7.44克
纵观五代十国铸币，可以归纳出以下基本特点：
一是统治者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国号钱和年号钱对宣扬国家政权和帝王权威的作用，凡独立称帝建国并建元的国家皆铸行相应的国号钱或年号钱。由于年号钱直接宣扬了皇帝本人的权威，封建帝王更热衷铸行年号钱。有时在铸行年号钱的同时也铸行国号钱。类似唐代“开元通宝”这样的通用型钱币已经基本退出铸币行列，南唐“通行泉货”钱可谓余绪仅存。
二是目前所见各国铸行的年号钱都是不完整的。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由于年号历时短暂、铸币数量不多、铸币质量薄小等原因钱币未流传下来或尚未被发现可谓一种原因。另一种原因可能是五代十国时期改元铸钱尚未形成定制，是否铸钱更多的还是要根据经济状况和流通领域的需求而定。嗣位改元后仍使用前朝年号钱的情形应该存在。
三是适应市场流通的需要已经出现大小搭配的铸币体系。以前的朝代基本以铸行小平钱为主。五代十国时期许多国家铸币除小平钱外，折三、折五、折十等钱币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了流通领域。特别是折三钱，各国铸行已经较为普遍。
四是没有铸币遗留的国家基本是奉宗主国正朔的国家，其铸币为与宗主国相同的货币。许多国家看似没有铸币留存，实际上各国流通领域对货币皆有同样的需求，这些国家当时亦应铸行过钱币。从上面介绍的情况看，这些国家铸行的应为与宗主国相同的钱币，只是千百年后两者已经难以区分了。
五是五代十国铸币多“恶钱”。许多国家铸币带有盘剥百姓、搜括财富的目的。比如桀燕的“应天元宝”背“百”等虚值大钱，闽国的铅铁大钱等等。由于战乱频仍，军费开支浩大，许多国家铸币都材质低劣、漫漶薄小。五代十国时期铸币可谓中国铸币史上质量最差的钱币之一。
三、辽代率先建立了完备的年号钱铸币体制
契丹曾先后游离于唐朝与突厥、回纥之间，始终受到外部势力的钳制。大唐王朝的日渐衰落，为契丹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空间。唐天佑四年（907年）正月，耶律阿保机即皇帝位。当年四月朱温即代唐自立，建立后梁。中原王朝的分崩离析，使阿保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他之所以没有马上建元立国，应该是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对外持观望态度，静观中原王朝的变数，以免盲动惹祸。二是对内持暧昧态度，以独占汗位逾期不改选的既成事实来消磨诸弟的上位野心、推进世袭制。所以，从阿保机即位到神册元年（916年）的九年时间可以看做是组建世袭制封建帝国的预谋准备阶段。这么长时间的周密策划和推进，契丹建国可谓准备充分、举措到位。期间经过几次对诸弟夺权叛乱的镇压和清洗，统治集团的人事安排也已趋于稳定。
推行什么样的货币制度，当然是契丹建国准备事项中的重要内容。阿保机登基前期所铸何种钱币史籍不载。但从遗留实物看，契丹前期铸币有“太元货泉”、“大丹宝货”、“通行泉货”、“開丹聖寳”、“应运元宝”等数种。这些钱币本身也显现了由率意到审慎，由无序到有规的发展轨迹。一是钱币形制渐趋统一。较早的“太元货泉”为广穿，之后各钱逐步形成了中穿、面窄缘细郭、背轮郭略宽但较平夷的基本形制。二是钱文书法逐步形成了辽钱的独特风格。前期“太元货泉”、“大丹宝货”两钱书法草率、风格不一。尤其是
“大丹宝货”钱“货”字极难辨认，曾被附会为“大丹重宝”，后经笔者专文将其考订为“大丹宝货”。而其后的“通行泉货”、“開丹聖寳”、“应运元宝”三钱都归于隶楷参半、端庄质朴的书法风格。三是形成了小平和折三兼铸的铸币体制。“太元货泉”、“大丹宝货”只见小平钱，而后的“通行泉货”、“開丹聖寳”、“应运元宝”三钱皆为小平和折三兼铸。之所以认定
“应运元宝”为辽钱，就是因为其存在与其他辽钱风格一致的折三钱。根据这一发展脉络，起码可以认定“通行泉货”铸于阿保机登基至契丹建国前这段时间，而“開丹聖寳”、“应运元宝”两钱应为契丹开国时铸制的纪念币。契丹建国前铸币逐步形成的这些共性特征，为建国后铸币提供了成熟经验。
契丹前期铸行的“太元货泉”和“大丹宝货”两种小平钱
铸于契丹建国前的“通行泉货”小平钱与折三钱
铸于契丹建国时的“開丹聖寳”小平钱与折三钱
铸于契丹建国时的“应运元宝”小平钱与折三钱
阿保机要建立世袭的封建帝国，铸行年号钱无疑是他的不二选择。对此中原后梁已经开创了先例，而契丹自己则经历了长期的酝酿和谋划，到916年建立契丹国时早已形成了完整的铸币方案。
第一，辽代率先确立了“改元铸钱”的定制，历代君主每逢改元必铸新的年号钱。现在看，辽朝及其后的所有契丹政权的所有年号都有铸币留存。例如，北辽“建福”年号只有短短三个月时间，亦见“建福元宝”小平钱留存；后辽“天威”、“天佑”、“天德”等年号皆为昙花一现，目前亦都有见铸币留存。可见所谓“改元铸钱”，就是无论面临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形势，不管流通领域有无货币需求，凡新建或改建年号必铸一定数量的新年号钱。改元铸钱所铸钱币具有纪念币性质，已经超越了钱币在流通领域的功能，铸行这种钱币是宣扬最高统治者开辟新纪元的政治需要。改元铸钱并非铸于改元之初，而是铸于改元之前，成为改元的重要准备工作之一。
北辽耶律淳登基所铸“建福元宝”小平钱
北辽耶律雅里登基时所铸“神历通宝”小平钱与“神历元宝”折三钱
西辽耶律大石登基时所铸“延庆元宝”小平钱与“延庆通宝”折三钱
后辽耶律厮不登基时所铸“天威通宝”小平钱与折三钱，折三钱背契丹文“家国永安”
第二，辽代历朝都必须按照祖制铸行改元钱币，不容许存在随意性。从阿保机铸制“神册通宝”始，改元铸制小平钱和折三钱已经成为祖制一以贯之。不但有辽一代200余年始终遵循这一祖制，后来的西辽等所有契丹人建立的政权也都是在按照这一祖制在铸钱。小平钱保持了前期“通行泉货”、
“開丹聖寳”、“应运元宝”等钱的基本形制，并同时铸有背带日月纹饰钱和合背钱。折三钱形制更为划一，直径在30毫米左右，中缘细郭，字郭深峻，铸制精好；钱文一律右旋读，书法凝练遒劲、质朴生动，最能代表辽钱风格。从辽太宗会同年号开始，出于大量调拨军政经费的需要，又加铸了一种较为厚重的宽缘折十大钱和以其改版铸制的虚值信用大钱。这种钱币钱文书法较为端正，虚值信用大钱背铸契丹小字“契丹”或“百文”及日月纹饰。以上四种钱币即为辽代贯彻始终的按祖制铸制的钱币。通过各年号间铸币横向比较，很容易就可以将它们甄选出来。辽代历朝虽然都是严格按照祖制铸制改元钱币，但具体钱文是“通宝”还是“元宝”各朝却是不尽相同的。
辽代历朝改元时按祖制铸制的小平钱（1）
辽代历朝改元时按祖制铸制的小平钱（2）
辽代历朝改元时按祖制铸制的折三钱（1）
辽代历朝改元时按祖制铸制的折三钱（2）
辽代历朝改元时按祖制铸制的折十大钱（1）
辽代历朝改元时按祖制铸制的折十大钱（2）
以折十大钱改版铸制的虚值信用币，钱背加铸了契丹小字“契丹”或“百文”及日月纹
第三，除改元所铸钱币外，辽代历朝都铸制了多种纪念性质的其他年号钱。从目前所见辽钱实物看，各朝所铸这类年号钱品种有多有少，规格大小不一，形制书法皆有差别，多为汉文钱币也有契丹文钱币，横向之间不存在可比性。因而可以认定这些钱币不是按祖制铸制的，而是当朝临时动议设计制造的钱币。辽代前期商品经济不发达，对货币需求量不大，当时大量使用的是宋钱。需要本国自行铸制钱币投入流通已是重熙之后的事。这些历朝铸制的多种年号钱显然不是为了流通而铸。笔者认为其皆为各朝为重大国事活动和重要庆典加铸的纪念币。这也是辽代铸制年号钱为政治服务的又一举措。
辽代历朝改元后遇有重大国事活动或庆典时加铸的不同规格形制的纪念钱币（1）
辽代历朝改元后遇有重大国事活动或庆典时加铸的不同规格形制的纪念钱币（2）
契丹小字“咸雍通宝”铜鎏金大钱，直径48.1毫米
第四，通过将钱背加铸文字和日月纹饰拓展了政治宣传的空间。在钱币上加铸宣传性质的文字可以上溯到汉代的五铢钱，但唐代推行“宝文制”后这一做法并未得到延续。唐代“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钱币钱背虽有加铸月纹、如意云纹、鸟纹等纹饰的，但这些纹饰多为标记或象征意义，政治意味不浓。到了辽代，开始充分利用钱背空间为政治宣传服务。一是直接用文字宣传国运长久、天下太平等内容，如在钱背加铸阴刻契丹文“契丹万年”、
“大辽万年”、“大丹万寿”、“千秋万代”等文字。二是在钱背加铸日月纹饰，以进一步突出皇帝和皇后的尊显。辽代首创以日月纹饰代表皇帝和皇后的做法，并根据上主下次、右主左次的顺序安排日月纹饰位置。月纹占主位时应为皇太后健在。
“神册通宝”背契丹小字“契丹万年”铜鎏金钱，直径30.2毫米
“景福通宝”背穿上日纹穿下月纹青铜质大钱，直径41.8毫米
第五，祭祀前朝皇帝成为年号钱为政治服务的新功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辽代首创后朝铸制前朝的年号钱以祭祀前朝皇帝的做法，将年号钱的功用拓展到了新的领域。这种年号钱一般硕大厚重，钱文书法雄浑豪放，整体给人以神圣威严之感。这种用于祭祀的年号大钱目前也已见多套，有的每位帝王只铸一种年号钱作为代表。
直径为67毫米左右的辽代祭祀大钱
直径为95毫米左右的辽代祭祀大钱
直径为100毫米左右的辽代厚重祭祀大钱
无论改元铸币还是重大国事活动和庆典的纪念铸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祭祀大钱更是不容忽视。所以这些钱币通常都是金（鎏金）、银、铜三种材质并铸。
辽代率先建立了完备的年号钱铸币体系，并大大拓展了其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同时将改元铸钱作为制度贯彻始终，这在中国货币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辽代建国铸行“神册通宝”年号钱，要比北宋首铸“太平通宝”
年号钱早60年。其铸币形式、内容和规制对同时代的宋、西夏等国家以及后世的影响都是不言而喻的。
四、深厚的中华文化凝铸成宋代年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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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17 08: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