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之宝”背“吉”大钱浅见

1997年我在哈尔滨市钱币市场购得一枚面文“至正之宝”，背穿上“吉”字大型方孔圆钱，现介绍如下，并就有关问题谈谈我的粗浅认识。

 一、“至正之宝”背穿上“吉”大钱简介

该钱系出土生坑品，钱身红绿锈斑驳沉着，属真品无疑。直径 76.6毫米，穿孔边长15.4毫米，厚4.2豪米，重84.1克。钱币正面楷体对书“至正之寶”四字，背面穿上单书一“吉”字。“至正之宝”权钞钱传系书法家翰林学士周伯琦奉敕所书，我所介绍的大钱面背文字书法特征与之完全相同，唯“寶”字略长。字体刚劲挺拔而又不失隽秀飘逸，的为书法精品。钱币形制规格与“至正之宝权钞五钱”大钱相若，但背穿左右没有“权钞”、“五钱”字样，为前谱所未见。该钱制作精美，文字轮郭峻峭、规整、钱幕光洁无沙眼流铜，此前谱录所载“至正之宝”大钱精美程度未见出其右者。因此可以认定此钱起码是一枚初铸钱，也有可能是一枚样币。

二、关于“至正之宝”背穿上“吉”大钱的铸造发行

至正钱是元顺帝妥欢帖睦尔至正十年以后的铸币。元代有关货币制造发行的记载比较笼统，但从现有史料和实物看，我认为“至正通宝”钱铸造行用在先，“至正之宝”权钞钱次之，我得到的这枚“至正之宝”背“吉”钱应造在最后。这些钱币的铸造发行，不仅反映了元末复杂的社会现实，也体现了货币自身的运行规律。

有元一代，纸钞在货币流通中占统治地位。史载至正以前，官铸钱币只有世祖的“中统元宝”、“至元通宝”和武宗的“至大通宝”、“大元通宝”。这些钱币铸期短、发行量小，所以除大元通宝外存世都很稀少。按照劣币排斥良币的规则，可以想见当时市场上除纸钞外可能根本看不到铜钱。纸钞是虚值货币，加之元代统治者奢靡成风、赏赐无度、崇尚佛事、军费开支浩大等因素的影响，滥发纸钞，造成货币贬值在所难免。“至正”钱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为了保持货币稳定，挽救纸钞一贬再贬的颓势，元顺帝于至正十年下诏：“其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此后，于“十一年置宝泉提举司，掌鼓铸至正通宝钱、印造交钞，令民间通用”。① 可见，当时实行铜钱权钞政策是为了让自身具有价值的铜钱与虚值纸钞之间、不同种类的纸钞之间都发生联系，借铜钱的价值保持纸钞的价值，达到“以实钞法”的目的。而最先用来和纸钞子母相权的铜钱就是“至正通宝”。它和纸钞的比值应该是政府规定的，但还不是固定的。

然而事与愿违，“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②。纸钞是虚值货币，元代货币的贬值首先应是纸钞的贬值。即使是铜钱本身，价值也在不断浮动。古代一贯铜钱“短陌”是常见的，实际上也是一种虚值现象。铜钱与纸钞的比值更难以固定，百姓私下议价，钱贵钞贱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形下，元政府又铸造发行了第二种至正钱——“至正之宝”权钞钱。其显著特点是明确规定了自身与纸钞之间的比值，大小五等“至正之宝”铜钱分别权钞五钱、二钱五分、一钱五分、一钱和五分。一钱即纸币的一百文，一分即纸币的十文。③ 很明显，这是元代统治者为限制交易中钱钞比值上下浮动，为达到“以实钞法”的目的而采取的进一步措施。

用铜钱与纸钞子母相权，是不符合货币自身的发展规律的，实际上是一种倒行逆施的做法。元代统治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在政治、经济、军事交困的形势下为稳定货币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实质上，货币制度本身，根本改变不了元帝国覆亡的命运。《元史》又及：“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交钞）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舳舻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 ④ 在交钞信用危机的形势下，元统治者要想维持一种法定货币，只有在发行铜钱上做文章了。而过去发行的“至正之宝”钱背面标明的权钞几何已失去意义。所以我认为“至正之宝”背穿上“吉”大钱就是在这时设计制造的。当时离元朝灭亡已为时不远，发行流通时间很短；抑或只铸造了样币还未来得及投入流通。所以此钱存世绝少，过去一直未见披露。现存“至正之宝权钞五钱”大钱直径一般在7.8至8.0厘米,重量在170克左右者居多,最轻不少于116克。⑤ 而我这枚“至正之宝“背穿上“吉”大钱直径只有7.7厘米,重量只有80余克,已明显轻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此钱铸于元朝覆灭前国力衰微之时。

注释：

①②④《元史》卷九十七《食货志·钞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简体字本二十六史》69卷1537页。

③叶世昌：《至正权钞钱是计重还是计值》，载《中国钱币》1994年第4期52页。

⑤关汉亨：《中华珍泉追踪录》22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