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批钱币中还有两枚利用“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改范铸制的新钱币。即，将“大宋通宝”钱背“当拾”两字去掉，加铸了对书的“辽巡万宝”四字（“辽巡”横书、“万宝”竖书），变成新钱的钱面；在钱面“大宋通宝”四字间隙地张内又添铸“大辽之万”四个小字（上下两行均为左起横书：“大辽”在上、“之万”在下），成为新钱的钱背。得到这两枚钱币后，笔者对同类钱币的出现更加关注。2011年2月，集美之泉泉友曾展示了他收藏的一枚同版铜鎏金改范钱币，2012年9月，石塘后人泉友又展示了另一枚同版铜鎏金改范钱币，此后，阿骨打保机、松漠遗珍泉友也都展示了同样的铜鎏金钱币。东北军泉泉友还展示了一枚同版铅质改范钱币。这些铅质、铜质、铜鎏金钱币互相印证，足见这种改版钱币是客观存在的。澶渊之盟后，宋辽成为相安无事的友好邻邦，辽朝为表达善意使用宋朝国号钱改版铸制巡宝钱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辽朝用“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改制的巡贴钱，直径49.8毫米
宋朝所铸“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青铜质，直径51.4毫米
原版钱币与改版钱币比较（钱面）
原版钱币与改版钱币比较（钱背）
集美之泉泉友2011年2月展示的同版铜鎏金改版钱币
石塘后人泉友2012年9月展示的同版铜鎏金改版钱币
阿骨打保机泉友2012年9月展示的同版铜鎏金改版钱币
松漠遗珍泉友2011年2月展示的同版铜鎏金改版钱币
东北军泉泉友2014年5月展示的同版铅质改版钱币
笔者之所以对这些钱币如此关注，是因为它们的面世直接动摇了钱币学家对“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铸制时间的旧有认识。过去钱币书籍、谱录均认为该钱铸于宋理宗赵昀宝庆年间（公元1225—1227年）。但大辽灭亡于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比宝庆年间要早一百年，而西辽灭亡于南宋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也比宝庆年间要早14年，他们如何能够利用宝庆年间铸币改制新钱币？其他政权更不会承袭大辽遗制、改制这些品种繁多的巡宝钱。按着时间顺序推理，“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铸制时间必须早于1211年。
那么，过去所说“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为南宋宝庆年间铸币有何依据呢？《宋史·理宗本纪》记载：“宝庆元年七月乙酉，诏行大宋元宝钱。”
《宋史·食货志》也说：“宝庆元年新钱，以大宋元宝为文。”如果宝庆年间确实铸行过“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宋史》两次提及“大宋元宝”，为何对“大宋通宝”只字不提？旧钱谱较早收录“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的是清代李佐贤于道光三年编就的《古泉汇》，除钱图外还有简单批注：“大钱背文当拾，《宋史》不载，为吕尧仙所得，宋钱之罕见者。”清代学者李佐贤持谨慎态度，并没有说这枚钱币是宝庆年间所铸。查阅有关资料，最早提出是宝庆年间所铸的当为丁福保，他在《历代古钱图说》中介绍完毕“大宋元宝”后接着介绍“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说：“当十大铜钱亦理宗宝庆年铸，面文对读，背有当拾二字，传世绝少。”此后钱币学家以及各种谱录均把丁氏观点奉为金科玉律，照本宣科。朱活《古钱新典》介绍嘉定元宝折十铜钱时说：“有嘉定元宝铁钱，殆西川铸。”翻过一页介绍“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时又说：“铜制大宋通宝，真书，对读，背‘当拾’大钱，传世极罕，钱径5.2厘米，厚0.25厘米，重31克，亦为西川所铸。”于是又给“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找到了铸地。但查烂相关资料，我们确实找不到铸造这种钱币时间、地点的任何依据，只能认为过去泉家缘于“大宋元宝”钱铸于宝庆年间，因而将“大宋通宝”也附会于宝庆年间；论及嘉定元宝铁钱铸于四川，亦将“大宋通宝”铜钱附会于四川铸造。钱币学界这种简单附会、陈陈相因的治学方法是不负责任的，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关于“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该钱钱文为蔡京所书。唐石父《中国钱币学词典》“大宋通宝”条下解释说：“清潘祖荫云，钱文系蔡京所书，不知何据。”潘祖荫是清代咸丰、同治、光绪年间著名学者，数掌文衡殿试，在南书房行走近四十年。光绪间官至工部尚书。除了精研经史之外，他还精于楷书书法，并对钟鼎、篆、隶书法文字都有深入研究。他的金石收藏富甲吴中，闻名南北。在收藏界，人们称他“潘神眼”。国宝级文物大盂鼎、大克鼎都曾得到他的收藏和保护。这样一位大学者和文物鉴赏家，绝不会信口开河。他认为“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为蔡京所书，即使没有其他依据，亦应该是从书法角度来鉴识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是宋代书法四大家，潘祖荫精于书法，不会对他们的书法疏于研习，这是他敢于鉴识蔡京书法的底蕴。笔者对书法没有深入的研究，但找出几幅蔡京的字来，似乎也看出一些端倪。首先从字形整体上看，蔡京的字左肩低右肩高比较明显，“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面背文字也有这个特点。其次从文字的细部看，“宝盖”头的写法，“大”字一撇一捺的写法，“走之”部的写法，钱文都与蔡京字帖毫无二致。再从书法的意蕴看，蔡京书法的显著特点就是飘逸秀美，这点更在钱文书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谈书法笔者是班门弄斧，但总的感觉是潘祖荫没有说错，“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真的是蔡京手笔。
这样看，大宋通宝就更与宝庆年间无缘了。蔡京靖康元年（1126）就已去世，如何能为南宋理宗书写钱文？即使他生前已经写好了钱文，理宗皇帝也不会采用，因为他靖康元年已成罪臣，并被连续贬谪，最后徙往韶、儋二州。
蔡京书法：跋赵佶《雪江归棹图卷》
蔡京书法：十八学士图跋
蔡京书法：唐玄宗脊令颂题跋
那么，“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会是何时铸币呢？笔者认为它是宋徽宗改元大观时铸制的纪念币。
第一，“大宋通宝”是国号钱，有宋一代都可以铸制这种钱文的钱币，并不局限于某一年号。毫无必要非得把它与南宋的“大宋元宝”扯在一起。宋徽宗登基之初使用了“建中靖国”年号，但大宗铸行的钱币是“圣宋元宝”国号钱。此后的崇宁年号小平、折二钱存世都比较少，这是继续铸行“圣宋元宝”
国号钱的结果。所以徽宗的前两个年号不会再铸行第二种国号钱，待到改元
“大观”时铸制新的“大宋通宝”国号钱才成为可能。蔡京崇宁五年（1106年）被任命为司空，开府仪同三司，并被封为魏国公，可谓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他又是出名的大书法家，此时由他来书写钱文是最符合逻辑的。
第二，“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饶具北宋徽宗朝铸币风貌，与南宋理宗朝铸币不伦不类。宋徽宗对艺术不懈追求，对铸制精美钱币也情有独钟，被誉为历史上四大铸钱好手之一。窄缘细郭的形制、秀美洒脱的钱文、精湛规整的铸工都是徽宗朝铸币的特色。而南宋从淳熙七年（1180年）始钱文推行宋楷字，笔画匀称较少变化，与“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铸币风格有所不同。另外，笔者近年研究解说历代祭祀大钱，所涉两宋祭祀大钱不下六百余种。祭祀大钱与行用钱是一一对应的，其中“大宋通宝”背“当千”祭祀大钱与“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钱文书法一体同风即为对应铸币，只是祭祀大钱钱体硕大厚重不可能再纪“当拾”面值。该钱钱面地张上加铸了对蝠钱桃阴刻纹饰，钱背穿孔两侧地张上加铸了对飞蝙蝠阴刻纹饰。这种北宋祭祀大钱上屡见不鲜的面背纹饰在南宋祭祀大钱上却一无所见。祭祀大钱的时代特征可证其本身和对应行用钱都是北宋铸币。
第三，“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只是系列纪念币之中的一种。存世数量少，是限量发行的纪念币的基本属性。笔者还收集到一套更为稀罕的“大宋通宝”银质钱币，包括光背小平钱和背穿上下铸“当伍”、“当拾”的两种大钱。钱文书法与上述铜质“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一体同风，可认定皆为同一阶段铸币。但银、铜两种背“当拾”大钱钱文也有书写差异，说明并非同版钱币。钱体较大、厚重精美是这些钱币的共性特征。银质小平钱直径达25.7毫米，重达6.59克；背“当伍”银钱直径达44.1毫米，重达26.22克；背“当拾”
银钱直径达51.1毫米，重达59.19克。这些钱币的性质和现代的贵金属纪念币差不多，其面值仅具象征意义，拿等值铜钱是换不来的。就连当十铜钱直径也达到51.4毫米，普通流通钱币是不会铸成这么大个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大宋通宝”小平和“当伍”、“当拾”等系列铸币都是宋徽宗改元“大观”时铸制的纪念币，这些钱币与南宋理宗宝庆年间铸币无关。
古泉园丁泉友集藏的“大宋通宝”背“当千”祭祀大钱，直径72.0毫米，钱面地张铸对蝠钱桃阴刻纹饰，钱背地张铸对飞蝙蝠阴刻纹饰，外郭铸梅花涡纹
“大宋通宝”小平钱，银质，直径25.7毫米
“大宋通宝”背“当伍”，银质，直径44.1毫米
“大宋通宝”背“当拾”，银质，直径51.1毫米
“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青铜质，直径51.4毫米
“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铅质母钱，直径52.1毫米
以上笔者使用了集美之泉、石塘后人、阿骨打保机、松漠遗珍、东北军泉和古泉园丁等各位泉友的钱图、以及从网络中下载的蔡京书法图片，在此一并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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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13 22:13:45)